辽东自李成梁之后，连年战败，溃不成军。于是战功卓著的董一元被举荐为统帅，镇守辽东。当时，蒙古把兔儿与其伯父妙花、姑父花大相勾结，并与西部卜言台周相呼应，多次侵犯边境，长期骚扰。卜言台周扬言要攻占广宁，把兔儿等人的军队驻扎在辽阳（今辽宁辽阳），企图入侵劫掠镇武、锦州和义州（均位于今辽宁省东部边界）。董一元审时度势，认为只要首先击破离边境最近而势力较弱的把兔儿，卜言台周等势力将失去内应而不战而退。决策已定，董一元迅速命令副使孙守廉火速前往右屯牵制海西部，自己率领大军藏在镇武城外，留下空营以诱敌深入。敌军鲁莽，果然中计，以为官军胆怯逃跑，便全军入城。正当敌军懈怠之时，明军从营中跃起，里外加击，奋力冲杀，敌人死伤惨重，大败而逃。海西部知道把兔儿失利，也望风而逃，明军大获全胜。捷报传人京城，世宗十分高兴，祭告于天地祖庙，加封董一元官爵，给予丰厚的奖赏。
虽然敌军各部受创严重，但董一元并不放松警觉，一旦忽略了防备，就会使贼寇有机可乘，于是亲自率军跋涉四百余里，抵达敌巢，斩草除根，一举歼灭贼寇。至此，辽东边关才得以彻底安宁。
刘一燝是怎样和阉党斗争的
刘一燝（1567～1635），字季晦，南昌（今江西南昌）人，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考中进士。他历经神宗、光宗、熹宗三朝，担当国家重任，深得皇帝信赖。到熹宗时，刘一燝、叶向高、左光斗等德高望重的大臣共同主持朝政，朝中遍布贤臣良将，天下人都企盼着国家太平昌盛。然而，大宦官魏忠贤利用熹宗年幼，以花言巧语进行蒙蔽，排挤驱逐贤臣，渐渐窃取了大权，朝政越来越腐败。刘一燝十分憎恶魏忠贤的所作所为，身为辅政大臣，怎能容忍奸人当道，于是和阉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当初，光宗宠妃李选侍被迫移出正宫的时候，伺候她的宦官刘朝等人趁机偷盗内宫秘藏的宝物，经过乾清门时，由于慌乱而跌倒，金银珠宝散了一地。熹宗知道后很生气，要判处死罪，但一直都没有执行。到这时，魏忠贤当权，那些宦官便用重金贿赂他，请求疏通关系。魏忠贤得了好处，便上疏替他们辩解求情，熹宗宠信他，便听信了，免除了刘朝等人的死罪。宦官们由此更加迎奉魏忠贤，以为他已控制了皇帝，而魏忠贤也愈发的狂妄自大，篡改诏书、陷害贤良，无恶不作。刘一燝知道后，很是气愤，心里明白此案一定又是魏忠贤从中做了手脚，于是上疏，言辞激烈地申辩事实，要求依照原来的判罚，立即处死刘朝等人。熹宗很器重刘一燝，觉得他所说的有道理，如果出尔反尔会失掉皇家的颜面，就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样，才使魏忠贤的阴谋没能得逞。魏忠贤也因此开始记恨刘一燝，时时谋划着要除去这个心腹大患，只是顾忌他的权位重，声望高，一直不敢下手。
修建神宗陵墓的定陵工程完成后，魏忠贤又把功劳揽在自己名下，厚颜无耻地要求赏赐加封。刘一燝坚决反对，上疏向熹宗说明事实，并责备魏忠贤滥求封赏。这样才使讨要封赏的闹剧收场。而到此时，刘一燝与魏忠贤之间的矛盾已经是水火不容了。
慢慢地，宦官的势力壮大起来，清廉正直的大臣都受到迫害，使刘一燝孤立无援。魏忠贤认为时机成熟，便让手下亲信上疏攻击刘一燝。众口铄金，刘一燝不得已，请求辞职，但熹宗很信赖他，多次安慰挽留，不让离去。魏忠贤很是恼怒，为了除去这个眼中钉，便不择手段，假传圣旨，让刘一燝回家养老。
虽然这场与阉党的斗争，以刘一燝的失败而告终，但刘一燝对阉党的抑制还是起了作用的，使他们不至于为所欲为。
韩爌为什么会遭到魏忠贤的排挤
韩爌（kuàng）（1565～1644），字象云，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南）人，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考中进士。他为人正直，老成持重，在光宗、熹宗两朝担任要职，举荐贤才，任用能士，而抑制奸邪党徒，受到人们的称赞。然而，正因为他廉洁正直，不与奸邪为伍，遭到魏忠贤的排挤和陷害。
熹宗即位之初，韩爌与叶向高等人共同主持朝政，国家政局大有好转。这时，为人阴险狡猾的魏忠贤作恶多端，破坏朝政，杨涟等人联合上疏弹劾他，列举了二十四条罪状。魏忠贤害怕被治罪，便向德高望重的韩爌求救，请求替自己辩解说情。韩爌向来憎恶魏忠贤，耻于与其为伍，便严词拒绝了。魏忠贤于是怀恨在心，一心要报复。
后来，叶向高罢官，韩爌担任首辅，依然是秉持公正，任用贤良，打击奸邪，多次制止了魏忠贤党羽的恶行。魏忠贤更加恨他，就与魏广微勾结，假传圣旨，责备韩爌独揽大权，命令他与魏广微合作，借此削弱他的权力。而此时朝中的正直之士如杨涟、左光斗等人都先后被排挤迫害了，朝廷上下遍布魏忠贤的党羽亲信。韩爌势单力薄，无力进行抗争，于是上疏请求辞职。魏忠贤早就盼着这一天，便立即传旨批准了。
虽然韩爌已被排挤出朝廷，但魏忠贤还不肯罢休，又指使亲信上疏诬陷韩爌贪污，直害得韩家家破人亡。
张问达在审查宫廷三大案时有何作为
张问达（？～1625），字德充，泾阳（今陕西泾阳）人，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考中进士。曾出任地方官，有很好的政绩，因功升任刑部右侍郎，多次担当大任。当时正值宫廷风波迭起、动荡不安，接连发生了“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张问达参预了三案的调查审讯，主持公道，不偏不倚。
首先是震惊朝野的“梃击案”。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早晨，有个叫张差的人手里拿着大棒子突然冲进宫里，见人就打，一直打到太子的宫殿里，幸好太子躲避及时，才没受伤。经过审问，牵扯出神宗宠妃郑氏宫中的宦官庞保和刘成。当时，神宗特别宠爱郑贵妃，她亲生的儿子福王恃宠专横，长期留在宫中，不肯出京到封地去。对此，朝臣中有人在担心福王母子勾结，威胁太子的正统地位。现在又发生了这件事，就更怀疑是郑贵妃等人干的。一时间人心惶惶、议论纷纷。神宗害怕事件扩大成宫廷斗争，有意包庇郑贵妃，仅下令处死张差。张问达认为，奸人闯宫，事关国家安危，如果这样草率地处理，不仅有失公正，还会影响朝廷尊严，丧失天下人心，要求将两名宦官一同审讯，查明事情本末。张问达的意见中正恳切，但神宗怕议论会更加激烈，就在宫中秘密处死庞保和刘成，对外宣称他们因受刑过重而亡，这件事就算平息了。
神宗去世，光宗虽然平安地继承了皇位，可不到一个月，就暴病而亡。传说是在光宗病重时，有个叫李可灼的人进献了几粒红丸药，光宗吃后没多久就去世了。于是，人们怀疑光宗是被毒死的，但究竟是谁指使的，却一直没有答案，这就是谜团重重的“红丸案”。据调查，李可灼进献的红丸药确实不对病症，无论是不是受人指使，他对光宗的死都负有责任。然而，当时执掌大权的方从哲对他定得罪很轻，张问达便上疏陈说事情的经过原委，要求对李可灼依罪定刑。这样，才使李可灼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光宗死后，年幼的熹宗即位。光宗生前宠爱的妃子李选侍却占据正宫，不肯搬出，企图要挟年幼的皇帝，把持朝政。朝中大臣怎能容许这样荒唐的事情发生，便接连上疏要求李选侍搬离正宫。这就是所谓的“移宫案”。然而，在众大臣为了国家利益积极上疏争辩时，身为首辅大臣的方从哲却迟迟没有动静，直到李选侍被迫移出正宫的大局已定，才呈上奏疏，这难免有“墙头草”的嫌疑。于是，张问达不畏方从哲首辅的权势，上疏责备他不为国事尽力，没有果断地为百官做表率。
从万历末年（1619）到天启初年（1621），短短的几年时间，接连发生三大奇案，多少人在这复杂的宫廷斗争中丧失原则、丢弃正义，而张问达却始终能够秉公处理，维持公道，是难能可贵的。
赵南星在明末党争中持什么态度
赵南星（1550～1627），字梦白，高邑（今河北大名）人，神宗万历二年（1574）考中进士，他为官清廉公正，以天下为己任，日夜操劳国事，在当时与邹元标、顾宪成一起被天下人敬称为“三君”。
当时的政局形势是，年幼的熹宗身居内宫，而朝廷大权被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们把持。他们勾结成党，打击异己，扰乱朝政，从而激起了东林党人的强烈不满，和阉党展开了多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赵南星坚定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不畏魏忠贤的权势，始终支持处于劣势的东林党。
开始的时候，魏忠贤很看重赵南星，想加以笼络，多次在皇帝面前称赞他善于理事，还派亲侄子拿着礼品上门拜见。而赵南星十分憎恶魏忠贤，耻于和他有什么关系，给魏忠贤的侄子吃了个闭门羹。
赵南星的好朋友魏允贞有个儿子叫魏广微，向来被赵南星当作亲生儿子抚育教导。可是魏广微后来竟认贼作父，投靠了魏忠贤。赵南星很伤心，从此拒绝再见魏广微，并说魏允贞的儿子已经死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促使赵南星和魏忠贤彻底决裂，而魏忠贤就放弃拉拢的手段，开始残酷地迫害赵南星。有一天，两人一起办公，赵南星严肃地对魏忠贤说：“皇上年幼，我们这些宫内宫外的臣子应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要有非分之想。”魏忠贤没有想到赵南星竟敢这么大胆地正面批评自己，一时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表面保持沉默的魏忠贤，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迫害赵南星了。
在这之前，魏忠贤就经常假传圣旨，而现在每次传达圣旨，都要把赵南星当作首恶，假借皇帝的名义进行打击。凡是赵南星举荐的人都被贬斥，凡被赵南星斥退的人都被提升，还唆使党羽上疏弹劾赵南星，说他徇顺私情，用人唯亲。在逼迫无奈之下，赵南星只得请求辞职，这正中魏忠贤的下怀，立即传旨放他回乡。
然而，心肠歹毒的魏忠贤还是不放过赵南星，命令手下人进行诬陷，栽赃说他贪污白银一万五千两，还在朝廷大堂上对他进行羞辱。赵南星虽为官多年，但一直保持着清正廉洁的作风，家里哪有钱偿还所谓“赃款”。好在亲戚朋友们敬重他的人品，同情他的遭遇，多方捐款资助，才得以结案。最终，赵南星被遣到边关去戍守，贫病交加地死在流放地。
邹元标为什么多次被贬谪
邹元标（1551～1624），字尔瞻，吉水（今江西吉水）人。他自幼聪颖好学，九岁便通晓《五经》，长大后又跟随得到王守仁真传的胡直学习，有志于做学问。神宗万历五年（1577）考中进士，开始了从政生涯。邹元标为人正直，为官刚正，政治上颇有作为。然而，也正是因为他勇于直言进谏，针砭时弊，常常得罪于当权者，故而多次遭到贬谪。最初，邹元标在刑部实习政务，恰逢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而他却未按礼制回家守孝，再加上平时专横独断，对朝政大包大揽，造成许多弊端。邹元标愤愤不平，于是草拟奏疏，指责张居正学术偏执、刚愎自用、用人唯亲。奏疏写成，邹元标怕人知道是弹劾张居正的而被扣留，就揣在怀中，呈上时假称是请假的奏疏。然而，张居正一手遮天，朝中之事无不经由其手，所以，邹元标的奏疏根本就没给皇上看，而是被张居正作了批复，在朝堂上杖打八十。好在邹元标年轻力壮，没有立即毙命。但是张居正还不解气，又把他流放到边关去戍守。邹元标面对困境，并不气馁，还怡然自得地专心研究心性理学，学问大有长进。
六年之后，张居正去世，邹元标才被召回，任吏科给事中。邹元标终于得到再次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在上任伊始，就陈上奏疏培养圣德、亲近贤臣、严肃法规、崇尚儒行、整治群臣等五件事。不久，慈宁宫发生火灾，邹元标上疏直言，劝神宗自我反省、清心寡欲。神宗昏庸，不辨忠奸，以为邹元标是在讽刺自己，十分恼怒，降旨斥责。邹元标就这样被贬黜。此后，虽多次被人举荐，但神宗怀恨不已，始终没有起用，邹元标赋闲达三十年之久。不过邹元标坚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在乡里讲学，跟他学习的人日益增多，成为名满天下的大学问家。
直至光宗即位，邹元标才被召回，任大理卿，又升为刑部右侍郎。这时的邹元标年事已高，为人处事少了些张狂，多了些稳重，先后辅佐光宗及年幼的熹宗，成为朝廷中的肱股之臣。
李应升如何同阉党斗争
李应升（1593～1626）以清正廉洁闻名，很得民心。当时有民谣说：“前林后李，清和无比。”（林指晋江林学曾，以清廉慎重著称）。九江（今江西九江）、南康（今江西星子）间有柯、陈两大族，相传是陈友谅的后裔，倚恃险阻，抗拒官兵。官府商议想要发兵围剿，而李应升请求前往晓谕劝说，结果没费力气，就使他们叩头听命，交出匿藏的罪人，使一方百姓得到安宁。
熹宗天启二年（1622），皇帝正当年幼，昏庸懦弱，朝廷各种政务都松懈废弛，李应升针对这种弊病上疏直言：“现在天下破敝衰败到极点，取决于君臣奋发振兴而竭力图谋，陛下振兴纲纪，则一片纸如同迅雷；大臣捐弃私心，则千里运筹如在手掌中；言官勇于检举弹劾，则百官受命从政，为国忧心。现在议论增加官职，为他们营建避护所，纷纷升迁调任，名不副实。”又说：“现在把政事交付各部，十分之八九被搁置起来，应重申国家法律，公开惩处败将的罪行。”主张严明执法，惩处恶弊。不久，又弹劾南京都御史王永光庇护下属官员范得志，颠倒公理。王永光吓破了胆，立刻引咎离职。
天启四年（1624）正月，李应升上疏陈述外藩、内盗、小人三大祸患，把讥讽谴责的矛头直接指向熹宗身边的奸人。李应升知道魏忠贤必将是国家的一大祸患，就秘密草拟奏疏，罗列出十六条罪状，正准备呈上时，被他哥哥发现，奏疏被烧毁。后来杨涟弹劾魏忠贤，反而遭到皇上的严厉斥责。李应升极其愤怒，就继续上疏弹劾，说：“从来宦官之祸，开始时没有不是用小忠来取信于君主的，待根基扎牢之后才下毒手。现在陛下明知道他们的罪行，却曲意包庇。当时势缓和之时，他们就采用保全自己的谋计，当事情紧急之时，他们就拿铤而走险的手段，萧墙之内，能无隐患？所以，魏忠贤一日不去，陛下就一日不得安宁。”万燝因抨击魏忠贤致死，李应升对此深感不平，就极力进谏，说不可在朝堂上使用梃杖之刑，不可摧折士人的志气，用来斥责魏忠贤。之后，又严辞弹劾崔呈秀等人。崔呈秀窘迫，夜晚敲门，长跪哀求，李应升不为所动，坚决拒绝。十月初，正逢熹宗祭祀宗庙、颁布日历之时，李应升又直言弹劾魏广微，告诫他要保全家族名声，不要倚靠奸猾的宦官而去为难谏官，以后才有脸与地下的父亲相见。魏广微听到后非常恼怒，便与魏忠贤合谋陷害他，李应升最终因受酷刑折磨而死，年仅四十三岁。
满朝荐为什么被列入“东林同志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