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预定12月22日自加拿大乘飞机到达，总统乘坐一辆有篷盖的汽车去机场迎接他。机场上警卫森严，实行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罗斯福坐在车里等候，焦急地仰望着天空的乌云。这两个星期他是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和激动中度过的，现在感到舒畅轻松多了。紧张已经化为行动，这很投合他的胃口。正如阿道夫·伯利所说：“另一只鞋子也脱掉了。”
当总统看到银色的C-47时，它已经疾驰在跑道上了。飞机拐个弯，一路滑行过来，直到一只机翼伸到汽车上方，才停住。士兵们跑步把舷梯推上前去，一个熟悉的粗壮身躯从机舱内走了出来。他停步打了一个V字手势，然后急速朝总统的汽车走去。
他们乘坐挂着遮帘的汽车快速驶往白宫，后面跟着丘吉尔的技术人员所乘的汽车。两人一进椭圆形办公室，立即互相转告那些几乎全是不好的消息。丘吉尔说，在过去三个月内，英国海军遭到了战争以来最惨重的损失，“纳尔逊号”战舰因9月间触到鱼雷而失去了战斗力。“皇家阿克号”航空母舰和“巴勒姆号”战舰于11月沉没；雄伟的“威尔士亲王号”和“击退号”在新加坡沿海的空袭中遇难。丘吉尔在旅途中听说，穿着奇特的潜水服的意大利深水鱼雷兵沿着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海底移动，在“勇敢号”和“伊丽莎白女王号”战舰的底部安放了水下爆破弹，把船身炸了几个大窟窿。船并没沉没，但是已经完全失去战斗力。事实是英国在地中海连一个战斗中队都没有了。
“我们在太平洋也是如此。”罗斯福愁眉苦脸地说，“凡是拖得动的军舰，我们都拖到加利福尼亚沿岸修理去了。现在只有航空母舰和不多几艘巡洋舰在对付日本舰队。”
丘吉尔展开一幅世界大地图：“现在不能不看到，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形势：从旧金山到开普敦，绕过印度到亚丁，在这1．4万英里的海域中，能够与日本海军作战的水面舰队连一个也没有了。”
“是呀！”总统阴沉着脸说。
“不仅如此。”丘吉尔接着说，“香港随时都可能陷落，马来亚即将支撑不住。日本攻势之猛，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万一新加坡失守，荷属岛屿也就会完蛋。也许澳大利亚……”
“我知道。”罗斯福说，“菲律宾可以说已完蛋了，麦克阿瑟正在向巴丹半岛撤退。关岛和威克岛也丢失了。如果日本人再向前进逼，我们连中途岛也将守不住。瓦胡岛本身已经岌岌可危。”
“前景黯淡，”丘吉尔说，“甚至可说是令人绝望。但是……”
他迟疑了一会儿，忧虑地望着总统。他正在小心翼翼地斟酌字句。
“总统先生，”他接着说，“你们的人集中力量与日本作战，这是很自然的，你们本国的安全处于危急之中，要报仇雪恨嘛！但是我和我的顾问持有不同的看法：德国不但是我们的最大危险，而且也是你们的最大危险。我们的联合力量应该首先集中用来打败德国，同时对日本进行牵制战。”
总统眼里露出了疑惑的神色，嘴角似笑非笑地想要启齿讲话。
“总统先生，我知道要你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困难的。”丘吉尔急忙说，“听起来我们够自私的了，但是你先别忙反对，请听一下我们的理由。”
“不用了，温斯顿。”总统满面笑容地说，“这些理由我们和你们一样了解。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即使打败了日本，还会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如果我们在打败了德国之后不能粉碎日本，那才是怪事。所以我们已经决定把我们的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德国。马歇尔完全赞成这么干，甚至金也表示同意。”
随后还是发生了不少争议，不过都是细节方面的，并非根本性的。第一个建设性行动是设立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便统一英美的战略。通过这一机构，两个盟国可以密切合作得像一个国家一样，共同使用资源，互相补充兵力。接着，他们开始计划未来的伟大攻势，尽管他们的部队从新加坡到昔兰尼加正在处处挨打被歼。
争论首先是从这里产生的：马歇尔将军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想集中兵力从西线直接进击德国。英国人在丘吉尔的支持下，则担心会被德国打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所以他们赞成迂回侧击首相所谓的“轴心国的软小腹”。
总统完全赞成直接进击，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在英国国内集结兵力准备直接进攻“欧罗巴堡垒”的同时，可以在地中海区域发动一场辅助性的进攻。
在共同商讨军事行动的同时，总统已在考虑另一个他认为是更重要的问题了。现在有26个国家对轴心国作战，但是他们既未联结成同盟，目标也互不一致。人们仅仅为了保存自己或为了本身的自由而战，这是不够的。要证明这场可怕的战争是正义的，要使人民认识到他们这一事业的正义性，那就需要确立一个庄严的道德观念。如果武力的胜利并不标志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到来，那就谁也不能算是胜利，大家都失败。
罗斯福建议所有盟国公开接受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把它作为未来的基础。他清楚地记得，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如何鼓舞了上次大战中的盟国。他也记得，当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时，威尔逊由于未能使其他国家对他的原则承担义务而带来了不幸的后果。
在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之后，同轴心国交战的26个国家于1942年元旦签订了联合国宣言——“联合国”一词是罗斯福创造的。这些国家保证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不同共同的敌人签订单独的停战协定或和平条约。罗斯福逼迫丘吉尔允许印度在宣言上签字，以表明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所有国家的自由，丘吉尔本来是不愿让印度签字的。罗斯福还使苏联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相信，遵守大西洋宪章并不要求他的国家保证改变反宗教的政策。他坚持说，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不信宗教的自由。罗斯福的论点如此有力，丘吉尔甚至异想天开地保证，在罗斯福离开白宫以后，要推荐任命他为坎特伯雷大主教。
丘吉尔在华盛顿期间极力主张立即进攻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地区，使德国的非洲军团陷于两支盟军中间，并使地中海重新向盟国的船只开放。罗斯福渴望让美国部队在1942年同轴心国作战，因此对这项建议表示赞成。然而，史汀生和马歇尔强烈反对这项计划，他们强调船舶和装备不足，总统于是改变了主意。马歇尔力主在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对欧洲发动大规模进攻，以便能尽早在1942年建立一个有限的滩头堡，这项战略终于被盟国所接受。
以后发生的几件事使这项战略未能实现。1942年5月，苏联外长维亚契斯拉夫·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警告罗斯福说，苏联人也许挡不住德军的夏季攻势，他坚持立即开辟第二战场。总统听了深为感动，对莫洛托夫说，他可以向斯大林保证，“今年”将开辟第二战场。向苏联人做出这种保证使丘吉尔感到不安，于是他又同罗斯福会晤，这次会晤是在海德公园进行的。总统开着自己的手控式福特牌汽车到机场迎接他的客人，并带他游览了那个地区。为了避开特工人员，总统把车倒到俯瞰赫德森河的峭壁附近，然后又飞快地冲向树林，这时丘吉尔显然很紧张，但他还是对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继续提出一连串的反对意见。他一再警告说，在法国海岸的惨重失败将是“我们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惟一方式”。
6月21日，当这两位领导人正在华盛顿继续会谈的时候，传来了隆美尔已攻占托布鲁克，俘虏2．5万名英国士兵的消息。丘吉尔感到耻辱。德军同苏伊士运河和波斯湾的丰富的石油资源之间只隔着阿拉曼的一条脆弱的防线。
“我们能帮什么忙呢？”罗斯福问。
“你们能让给我们多少谢尔曼型坦克就给我们多少，并且尽快运到中东来。”
总统当即做出决定，下达了必要的命令，尽管这意味着美国部队还得等较长时间才能弄到现代化的坦克。在托布鲁克的惨败使丘吉尔更不愿意参加1942年对法国的进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英国的抵制做法感到很恼火，想把美国的大部分部队重新部署到太平洋来，但是罗斯福进行了果断的干预，制止了这种苛刻的行动。他在给马歇尔和金的一份措辞严厉的备忘录中排除了把部队调到太平洋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备忘录上签了“总司令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的字样。据史汀生说，进攻北非始终是总统的“重要的秘密计划”，他用这场进攻代替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当英国人迟迟不确定登陆日期时，罗斯福逼迫他们同意了1942年10月30日这个最后限期。他对盟国终于同意发动攻势感到欢欣鼓舞，下令“全速前进”。
1941年圣诞节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阴郁的圣诞节。在整个太平洋的广大地区，美国及其同盟国在日本精心组织的猛烈进攻面前，显得毫无招架之力，数以千计的美国人阵亡，沦为俘虏的人就更多。
圣诞夜，白宫南草坪上举行了传统的圣诞树点灯仪式，聚集了不少人。好像要从五光十色的闪光中捕捉到一点什么信息。
丘吉尔首相被总统邀请做了演讲。
首相嗓音粗哑，区别于总统的洪亮优美，但极富感染力。
“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圣诞夜，几乎全世界都处于生死搏斗中，各国都手持着科学所能发明的最可怕的武器在相互厮杀，如果我们不能确信，引导我们走上战争的不是对任何别国人民的领土和财富的占有欲……不是粗鄙的野心，也不是对物质利益的卑劣的贪婪，那么在这个圣诞节里，我们就会感到心绪不宁。然而，值此战火纷飞、风雷激荡之际……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小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却是一片宁静，坦然无愧。
“因此，至少在今晚，我们可以把困扰我们的忧虑和危险抛弃在一旁，让孩子们欢乐一番。今晚，只是今晚，整个英语世界的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成为一个灯火通明的岛屿，快乐而安宁。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欢乐之夜，让圣诞老人的礼物使他们心花怒放，让我们在回到严峻工作中去之前，尽情分享他们的无限快乐。
“但现在，我们要用我们的牺牲和勇敢，使这些孩子不致被剥夺他们的遗产或失去他们在一个自由、美好的世界上生存的权利。
“愿上帝保佑，祝你们圣诞节快乐。”
在场的人突然感到心灵被照亮了。
两位领导人手挽着手在那里站了一会，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然后走进白宫。
总统的孙儿们聚集在埃莉诺的起居室，安娜也在那里，但他的儿子在部队里，在军舰上。总统和往常一样，以强烈的幽默感和同情心朗读《圣诞颂歌》。
当夜，丘吉尔首相收到紧急战报，激战七天七夜后，香港英军挂起了白旗，驻港总督向日本帝国的佐木中将签署了投降书。
随着春季的即将来J临，日本人发动了猛烈进攻，势如破竹，香港、马尼拉、新加坡、爪哇、东印度群岛相继失陷，巴丹投降了，在科雷吉多尔，美国国旗被扯了下来，亚洲舰队几乎完全丧失爪哇海，美、菲陆军部队整个被扔在巴丹，著名的麦克阿瑟将军几乎只身回到美国本土。
惟一的一点光明是吉米·杜利特尔从“黄蜂号”航空母舰出动中型轰炸机群，成功地空袭了东京。此举对骄横的日本人无疑是当头一棒，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人们搞不清这么多飞机是怎样突然飞临日本又神秘地失去踪迹的，新闻界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向罗斯福请教时，总统神秘地说“来自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一词来自J·希尔顿所著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指虚构的世外桃源。总统用在这里，转指二战间美军轰炸东京等地的秘密航空基地。
战争急需大炮、飞机、坦克、登陆艇和商船，及其各种型号的装备弹药。但美国用以粉碎希特勒和日本帝国的巨大战争机器在运转当中还存在混乱和摩擦，为了把和平时期的生产转为战争状态的生产，为了修建新工厂，确定人力和装备的轻重缓急，就需要以美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实行集中的控制和计划。一些企业家，特别是汽车制造商，反对这种改革，声称罗斯福只是在利用这种紧急情况作为促进新政的激进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借口。总统惟恐在和平时期严格控制美国经济会产生不良影响，因此行动迟缓。同许多新政时期的机构一样，他草率成立的各种委员会是短期压力的产物，而不是长期计划的结果。珍珠港事件使这些动不了的齿轮又动了起来。罗斯福比绝大多数美国人更深刻地懂得，现代战争不仅是作战部队之间的格斗，而且是相互竞争的技术之间的一场格斗，他坚持要实现似乎是异想天开的生产目标。在起草1942年国情咨文时，他把他的工作人员制订的各种生产数字都予以提高，如飞机增加到6万架，坦克2．5万辆，高射炮2万门，商船600万吨。他对提出异议的霍普金斯说：如果生产人员真的在干，就完全能够办得到！这只是个开端，下一年的生产目标将是12．5万架飞机，7．5万辆坦克，3．5万门大炮和1000万吨船舶。这些数字和一些类似的数字，将使日本人和纳粹分子知道，他们袭击珍珠港起了什么样的后果。
1942年1月，为了结束混乱不堪的局面，罗斯福成立了战时生产委员会，由前西尔斯一罗巴克公司总经理唐纳德·M·纳尔逊领导，集中指导战争工作。战争生产委员会存在时间不是很长，多次遇到风波，中间不少波折和争斗。按照总统惯用手法，如果对一个机构不满意，不是废除原机构，而是成立一个新机构来接替这个机构的工作。而他组建一个部级新机构的通常方式是把它从中间分开。当年10月，罗斯福总统授意成立了经济稳定局，后改为战时动员局，由前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贝尔纳斯领导。贝尔纳斯为了从总统肩上接过治理国内经济的担子，辞去了在最高法院的职务。人们称他为助理总统，在白宫东厅的一间办公室里，他确定了关于轻重缓急、生产、人力、工资和物价的政策。
罗斯福确定了宏伟的生产目标后，便由他的部下来执行，只有当争端有搞乱战争危险时才进行干预。弗朗西斯·珀金斯曾说：“他是催化剂，通过他的努力可以创造性地驾驭混乱的局势。他与其说是一名小心谨慎、方式直率的行政官员，倒不如说是一种能创造并给人以活力的药剂。”
关于罗斯福是否有效地动员了美国的生产能力，斯大林大概是最公正的鉴定人。这个苏联统帅在他感情比较奔放的时刻宣称：“没有美国的生产，同盟国可能永远打不赢这场战争。”到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工厂和造船厂制造了29．93万架飞机，7．21万艘舰艇，4900艘商船，8．63万辆坦克，850万支步枪，1400万吨弹药和炸弹。与此同时，还动员了美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军事力量。截止到战争结束，陆海军男女军人1200万，而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高峰时人数达34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