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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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开创文书学研究的新天地(4)

我看过的清水江文书,都可提供鲜活的例子。就文书文本而言,似乎有时感觉差距不大,但一看背景差距就大了,比如说,文书中提到,几十种物种,他租地买地,买地种植的东西,都讲得很清楚。几十种物种一对比之后,别的东西会变,这个东西不会变。就是每种作物,适应什么土壤,在什么海拔高度,在什么土壤生长,都较少变化。例如种杉树,杉树本来不是低海拔植物,但在侗族的林业经营当中,一千米海拔以上生长的植物,经过人营林降到了三百米。这样的生长已经改变了。这一改变在文书中体现出来了。有了这个背景——当然不仅是生物背景——包括家族的背景,从开发史的角度看,物种在什么地方先落脚,宋代如何经营,明代如何驻军,码头的位置,驻军的位置,侗族、苗族的分布发展,必须把握整体格局,了解开发的先后秩序,才能更好地解读文书。历史背景清晰了,文书的意义就呈现了。所以,我建议反过来做。先通过大量文书的比较分析,专门探讨整体背景。背景框架明白了,何类文书出现在何种位置,何类作物出现在何种位置,也就有对应的关系可供把握了。

有了大量知识背景的总结归纳后,接下去解读文书就会一通百通,最终的工作,可能要反过来做。考释工作和整理工作,走到这一步,如冯院长讲的那样,中层次的研究很有必要。清水江文明的背景,如果有通盘的背景知识以后,下面的文书,每一份都可以落到实处,归户性就能发挥很大的长处。

顺便讲一点,徽州文书和敦煌文书。敦煌文书没有背景可言,没有归户性可言,它全都收在洞窖藏里,背景全都不清楚。徽州文书原来具有归户性,但后来完全搞乱了。最明显的例子是,明明是湖南和贵州侗族地区的资料,被编到徽州文书中了,原因是徽州文笔师爷把案子写在徽州文书上,收录的便误会为徽州文书。刚才张先生提到不落夫家,也就是婚姻关系,其实是侗族地区的,但外界人士无法谈起,归户性为我们带来了背景支撑,研究工作就可以落到实处,这是清水江学建立的一大资料优点。在方法论上,不是传统史学的做法,从宏观把握再到微观,而是系统归纳,从微观中还原宏观,这种反向研究可能要成为文书研究一个开创性的方法,如果能做好这一工作,就会依据三个因素而著名,就是贵大学术团队的创造性新意。

主持人:谢谢杨老师很好的建议,下面我们请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原所长翁家烈研究员发言。

翁家烈:仅就清水江项目提一些看法:

(一)富有特色

因为这是关于人地结合而进行的一项专题研究。就地域而言,是关于清水江流域的主体区域黔东南地区;就人而言,是关于该地区内苗侗民族有关林业生产、木材销售等之契约文书。颇为类似有关彝藏走廊关于茶马古道的研究,特色鲜明。清水江作为明清以来贵州与内地交通的重要水道之一,无论是对少数民族和内地的汉族来说,都是一大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任务繁重

所搜集到有关文书资料本身分量就很厚重,已作出若干梳理及一定的研究,工作量异常巨大。

(三)意义深远

已集中大量系统的历史资料,为分析清水江流域或黔东南历史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史料依据。我国的历史著作基本上都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层面展开研究的,对社会史方面的关注较少,故清水江流域民族民间的文书显得更加珍贵,可以提供并开启社会史研究的新史料、新视角,也可使已有的研究更加拓展与深化,更能客观、全面地反映国家存在的社会基础。清水江文书遗存的大量、丰富的原始材料,为今后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开展提供了深厚的沃土和广阔的空间。根据以上三点,我认为:

第一,清水江文书的搜访、征集工作继续扩展,有些资料还可以深入挖掘。当年我去清水江调查隆里长官司,与其后裔访谈中,看到了康熙年间该司状告隆里千户所的文书原件,说明文书的调查范围犹可不断扩大。

第二,理论分析应该进一步提升,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是丰富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具体内涵。秦汉以来,国家大一统的政治体制非常重要,文化的多元性也不可忽视。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是我们国家特有的机构。再则,从文化学角度看,中华文化是一个由多元文化共生、交融而成的特有文化丛。国内各族,既保持着突出的文化个性,亦有着鲜明的文化共性,清水江流域的黔东南地区即为范例之一。主要聚居着苗侗两族,就其契约文书所使用文字而言,均为汉文及相关文书的书写格式,苗侗两族间有着一些类似或相近的文化成份外,天柱县苗族支系之一的“草苗”更是苗、侗两个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典型。

主持人:感谢翁家烈研究员对课题设计的肯定和建议,今后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开展。下面请凯里学院院长徐晓光教授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