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0年，16岁的少年拉马克承受了父亲去世的悲痛。当时，战争的硝烟已经弥漫在德、法两国之间，男子汉是以参军打仗为荣的。拉马克怀着保卫国家的满腔热情，毅然决定投笔从戎。
他请求母亲给从前认识的几位军官写了推荐信，在家乡中动员了一个儿时的伙伴随行，甚至还弄来了一匹尚可骑乘的老马。可是，当拉马克和他的伙伴匆匆赶到军营驻地面见一位名叫拉斯蒂的上校时，上校觉得瘦小的拉马克远不是打仗的材料。可是，在不久后的一次战斗中，拉马克用以一当十的勇猛作战表现改变了留给长官们的印象，并获准晋升为中尉军官，受到重用。后来，在一次和同伴的嬉闹中，拉马克受伤了。为了治疗伤痛，他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并从此告别了短暂的军旅生活。
其实，仅仅做一个战场上的勇士并非拉马克的追求，他更热衷于采集植物和生物进化科学的研究。在巴黎刚刚开始新生活的拉马克，研究涉猎范围相当广泛。初到巴黎，拉马克研究过气象学；也曾经学习了四年医学；甚至还迫于生计做过一家银行的雇员。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拉马克在公园散步时见到了当时在法国鼎鼎大名的著名人物卢梭。几经接触，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后来通过卢梭的影响和关系，拉马克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植物学的工作中。十年寒窗，拉马克跟随一位名叫堡拿德·许索（Bernard de ussieu）的科学家学习植物学，并于1778年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著述《法国植物志》。这部总计三卷的著述，仅最后抄写就用去了拉马克近六个月的时间，其中所记述的植物，一部分是拉马克在皇家植物园的研究对象，也有一些是生长在乡间的野生植物。在当时的社会中，已经相当盛行对于植物花草的探究，以至于植物学成了一门很时髦的科学。所以，拉马克的书出版以后，虽然并没有使作者在经济上发财，却使得他在这个社会中声名鹊起，并由此结识了包括著名学者布封在内的许多科学家。后来，就是经过布封的推荐，拉马克成了法国科学院的植物学院士。
成名之后的拉马克担任了宫廷御花园的植物标本室主任，他被派往周围各国参观考察那里的植物园和博物馆。拉马克还遵从布封的建议，做了布封儿子的导师，带着小布封开始了游历采集生活。其间，拉马克采集了大量的动物、植物和矿物标本，这成为他后来获得累累学术成就的重要前提之一。同时，他的采集工作也使巴黎博物馆的收藏更加丰富起来。在这以后的25年里，拉马克一直致力于植物学的研究领域，但他和他的妻子以及六个子女常常生活在清贫之中。以后，他又完成了为《教学百科全书》编纂植物学词典的工作。其中包括2000个属的植物，完成了900幅植物图版的制作。
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但新政府并没有为难在前政权的研究机构中从事科学工作的拉马克。随着旧日的皇家植物园更名为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拉马克的研究范围也从植物学扩展并逐渐转移到了动物学方面，这时的拉马克已经58岁了。这位年近六旬的科学家，不为依然贫困的生活所累，也没有在几乎全新的研究课题面前退却。他勇敢地单独承担起了博物院的动物学研究，并在以后的将近十年里逐渐成就为一名动物学家。他所首创的“生物学”、“有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等概念，虽然这些都是提出于林奈分类思想之后的见解，却也一直沿用至今，不失为人类科学史上的重要贡献。
拉马克对于动物学的研究有相当独到的贡献。尤其是在研究现在我们称之为“无脊椎动物”的领域。例如，他对昆虫和软体动物的研究，在林奈之后尚没有人打算去做，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拉马克从事的许多研究是没有什么可以参照和借鉴的，他必须独自去面对困难并战胜困难，终于，拉马克渐渐地理出来一些头绪，使种类繁杂的物种间显现出了它们固有的规律性。
1801年，拉马克发表了他从事动物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无脊椎动物的分类系统》。在这部著作中，首次记载了拉马克关于生物进化的思想。在拉马克看来，各种各样的生物都不是神创造的，而是由简单、低等的生物进化来的。而简单、低等的生物则来自非生命物质。以后，拉马克又通过自己进一步的研究，形成了更加完整的“自然发生说”和“用进废退说”。拉马克明确提出：任何生物天生都有向上发展的倾向，都在做着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的努力。在这个前提下，可以解释物种是可以变化的，因而导致了“进化”。对拉马克用进废退说的典型解释是“长颈鹿的进化”。按照拉马克的说法，很早以前的长颈鹿并没有现在这样高大。但是，由于长颈鹿总是要努力伸长脖子取食更高处的树叶来填饱肚子，以维持个体的生存和种族的延续；这样，久而久之长颈鹿的脖子被越用越长，四肢，特别是前肢更加发达；并且，这些特征还能够通过繁殖逐代得到积累和加强，于是就有了现在长颈鹿如此高大的躯体。
这样一套理论，在今天看来，特别是把它和达尔文进化论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经不起推敲之处。例如，拉马克主张“亲代会向子代遗传其全部优良特点”的“获得性遗传理论”，就和后来有人做的“老鼠断尾”实验相互矛盾。这个实验并不复杂，就是把实验用的老鼠切去尾巴后饲养起来，让他们繁殖下一代；然后再切去子代的尾巴。这样“切”了很多代以后，生出的幼鼠还是有尾巴的。显然，这个实验结果并不支持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也就是说，生物体在生活过程中获得的性状是不遗传的，至少也是不完全遗传的。
但是，拉马克毕竟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学说。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在神创论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舆论中，在“物种不变”几乎成为人人信奉的“科学”真理这样的学术氛围里敢于挑战传统观念，实在是要有相当大的胆量和勇气的。事实上，在拉马克提出自己的生物进化观点后，他确实承受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责难和冷嘲热讽。尽管拉马克关于无脊椎动物的研究曾经赢得过人们相当高的评价，但是，对于拉马克提出的生物进化的观点，有人则评价为“牵强附会”、“荒诞无稽”。
面对责难，已经进入老年的拉马克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学说遭到普遍反对而退缩，也没有苟且偷安于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上止步不前。他还要追求科学真理。他在对已有的进化观点进行详细论证和反复推敲后，还是坚持相信自己提出的生物进化学说是科学的。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时的人们还是普遍地对此报以嘲笑，并不赞同他的生物进化观点。现在看来，造成这种局面，既有拉马克生物进化观点自身存在缺陷的原因，也有人们的认识受当时社会和科学发展所局限的原因。但无论怎样，拉马克是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第一个提出生物进化观点的科学家，他是第一位在人类认识自身、认识整个生物界的由来这个领域做出了划时代贡献的科学家。
拉马克的晚年生活是凄凉的。由于年龄增长和体力尤其是视力的逐渐减退，拉马克终于失去了他在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职位。但是，他仍在女儿科尼力亚的帮助下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并著书立说。除了以上提到的著述，拉马克还曾先后发表了《关于活体组织的研究》、《无脊椎动物的自然历史》以及33篇关于古生物化石的研究报告等。据记载，拉马克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很喜欢听女儿读小说。他最后的著作也是由他口述，经女儿笔录才得以完成并发表的。
1829年12月29日，拉马克这位科学巨星陨落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85年，其中有六十多年献身于人类科学事业。在他去世后大约又过了半个多世纪，才有了较为完备的生物进化学说——达尔文进化论。
研究远古生物的居维叶和圣伊莱尔
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1832）是法国的生物学家。在19世纪初，他结合自己在解剖学和分类学方面的研究，首次提出了动物体的各个器官的结构和功能是具有相关性的见解。居维叶认为，从器官的形成过程看，这种相关性是与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有密切联系的。据此，人们可以通过对动物体的某个器官结构以及它的功能的研究，推测出其他器官的结构和功能，甚至可以由此了解整个动物体的结构和功能特点。这就是“器官相关性规律”。
居维叶出身于一个法国军人家庭。他的家乡在法国的蒙特利尔。1769年8月23日居维叶出生时，他的父亲还在军队中服役。儿童时代的居维叶受当时著名的昆虫学家布封的影响，从小就对自然科学十分感兴趣。居维叶曾经专心致志地观察蚂蚁在蚁穴周围堆积“小山”，而被夏日突如其来的雨水浇得透湿；他也曾向长辈提出过人为什么不能像猫一样在黑暗中看得见东西这样的问题。15岁那一年，居维叶进入了斯图加特城的卡尔高级学校学习。4年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然后在卡昂（诺曼底）附近的一个贵族家庭中找到了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位。从此，居维叶一边工作，一边继续研究他所关心的大自然。他独立地研究了自然史、当地的植物资源和动物分布等方面的情况。1795年春，经过一位动物学家的引荐，居维叶第一次进入了一个正规的科学研究机构——巴黎自然史博物馆。在这里，居维叶担任一位比较解剖学教授的助手，在教授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同时兼任动物学教师的工作。7年后，居维叶升任中央高等工业学校的比较解剖学教授。
在学术方面，居维叶认为比较解剖学是进行古脊椎动物学研究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工具。所以，他一直努力将比较解剖学推向生物学研究的更多领域，使这门科学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1802年，居维叶在科学研究和日常教学工作中的成就，使他被法国科学院聘为终身秘书。
在19世纪最初的5年里，居维叶认真总结了自己的研究和讲学工作，撰写出版了《比较解剖学讲义》的上、下两卷。在这部书中，他提出了使自己的一生都熠熠生辉的重要理论——器官相关规律。
在研究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的基础上，居维叶还把比较解剖学的研究原理及其方法运用于研究已经绝灭动物的化石方面。他认为，人们可以仅仅根据化石来描绘远古时代动物栩栩如生的形象。例如，居维叶在巴黎附近一个石料场收集到一些古代动物化石，他将这些化石与近代生活的动物进行了比较以后认为，这些化石属于古代生活过的一种“象”。居维叶根据类似这样的一些发现，于1802年把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撰写出了《四蹄动物化石骸骨的研究》一书，居维叶也由此成为“脊椎动物古生物学”的创始人。
居维叶在进行科学研究时特别善于总结他人的经验来丰富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在研究了林奈的分类系统以后认为，可以把具有相关特征的生物类群进一步归纳为比纲和目更大的类群——“门”。按照居维叶的这种设想，自然界中的所有动物都可以归入四个门，这就是：脊椎动物门、软体动物门、节肢动物门和辐射动物门。这种把动物的内部结构作为主要依据的分类方法，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动物的内部结构较之于外表特征更能准确反映其本质特点。时至今日，当时居维叶所写的关于脊椎动物门（鱼纲）的著作《鱼类史》，仍然是公认的现代鱼类学研究的基础。其中对鱼纲的“目”和“亚目”的分类叙述一直沿用至今，与当代的研究也有相当程度的吻合。当然，居维叶所持的是物种不变观点，所以他始终坚持动物的这四个类群是固定不变的观点，只是承认在类群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进化可能。居维叶反对“物种会发生持续的进化”的观点。在他看来，地球上生活着的生物，每隔一定阶段就会遇到一次巨大的灾难，导致生物的大量死亡甚至是物种的灭绝。而每次经过这样的灾难之后，一些生物又会从其他的地方迁移过来，重新生活在这里。1817年，居维叶又发表了《按结构分类的动物》一书，这部书会书总共有5卷，是居维叶关于动物分类的传世之作，书中记载了他的主要学术思想和观点。
在科学事业上的成就，使居维叶的社会声望与日俱增。在拿破仑执政时期，居维叶曾担任过教育总监，并负责创建了新的巴黎大学。1824年，卡尔五世执政时还任命居维叶做法国非天主教教育部长。甚至在复辟时期，居维叶也被封为男爵，做过枢密院的顾问。他在晚年还曾被邀请出任内阁总理职务。不过，当时的居维叶已经垂垂老矣，是60多岁的人了，所以，居维叶并没有赴任。
1832年5月13日，居维叶在巴黎逝世，终年63岁。他在自己的一生中，致力于研究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和动物分类学等领域的科学问题，对生物学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与居维叶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另一位著名学者圣伊莱尔（Saint——Hilaire，Etienne Geoffroy de，1772—1844）也是法国一位杰出的脊椎动物专家。他于1772年4月15日出生在法国的埃当普。青年时期曾参加考察埃及的活动。年仅21岁就担任了巴黎自然博物馆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