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左宗棠有过著述的波尔格写道：“他憎恶女性，不知是出于天性，还是出于成见。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他在许多年前把妻子送回娘家，而妻子的地位没有任何人来取代；就连他的母亲，在这个崇尚孝道的国度里，也待在湖南的乡村里为儿子的冷漠而伤心。”［4］
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偏偏误解了左宗棠的私生活。左宗棠给妻子的大量家书以及反复提及妻子的文字，表明她在左宗棠的感情世界里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左宗棠是一个爱家的高尚男人，遵循时代和民族的最高观念。他为环境所迫在妻子娘家住过几年，但此后他总是慷慨地供养家人。他未曾沉湎于女色，但因此就说他憎恶女性，未免夸大其词。左宗棠是一个干实事的男人，格外尽忠职守，他所从事的是战争和行政这样的大事，无暇置身于风花雪月。
捻军把豫西与陕东搅得动荡不安，朝廷大为震动。左宗棠接连接到北京的指令，叫他立刻北上。他于1867年3月29日离开汉口。除了一千名亲兵和一小队骑兵，他的部队兵力为7500人，分为3个师，分别由刘端冕、周绍濂与杨和贵统领。他命令这3个师通过荆紫关进入陕西。左宗棠自己前进比较缓慢。他在德安与樊城小作停留，然后沿着两省交界处河南一侧的道路北进潼关。他于1867年7月19日抵达潼关。刘典率部驻扎此处，刘松山驻扎在陕西东部，他所率领的部队，是已经跟捻军作战两年之久的一支劲旅。
捻军在陕西人数众多，左宗棠决定堵塞通向河南的道路，把捻军留在陕西。他命令当时驻扎陕南的部队向渭河推进，阻截反军南下。山西清军奉令控制黄河沿岸，防止捻军踏入山西。朝廷担心捻军与回民军联合，左宗棠似乎并不为此烦恼，他的作战方案恰好是要把捻军驱入回民军之中。他充分意识到所有造反派都有独立主义的倾向，也许他认为这是消灭他们的最佳办法。
这一年的夏季和秋季，他的行动是非常审慎的。陕西已经完全糜烂，只要不让捻军回到他们在东部经常出没的地方，就不必性急。捻军奔入陕西，实际上简化了左宗棠的问题。他们现已分为两股，东捻已被李鸿章在山东紧追不舍，而西捻就在陕西。东捻在年末已经溃散。10月份和11月份，西捻非常活跃，向北突进，远达绥德。他们没与回民军联合，于12月初沿黄河西岸南下，明显企图渡河入晋。《年谱》说，他们在宜川集结，踏着河上的冰层进入山西。
左宗棠现在不得不打起精神了。他留下刘典指挥陕西的部队，自己率领刘松山和郭宝昌的部队渡过黄河。他试图包围捻军，但他发现这支造反武装跟太平军大不相同。他们行疾如风，几乎赶在左宗棠动身之前就越过了晋南，进入河南。他为自己追击失利而感到奇耻大辱，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请求最重的处罚。他被罢免所有的官级和荣衔，但仍然留任总司令。
很明显，由于李鸿章在鲁西和豫北部署了兵力，捻军很难越过黄河南下，他们最可能选择的方向就是北进直隶。左宗棠派刘松山从北边的一条道路翻山进入顺德府，企图从北面拦截捻军。左宗棠率其余部队追入河南。他经过怀庆，在卫辉县与捻军有过几次小的接仗。捻军这时向北挺进，行军飙疾，在刘松山到达之前就经过了顺德府。不过，刘松山对捻军紧咬不放，而左宗棠也从卫辉尽快追了上去。李鸿章的部队沿着大运河从山东北进。捻军进入保定府境内，离北京只有250里，官军仓促之间集结的部队来不及阻挡他们北进。
我们猜想，北京周边部署了几万名满洲旗人，其中许多是骑兵，应该会迅速歼灭捻军吧？可是北京已经慌成一团。皇帝显然信不过满洲武士。他谴责大员们把捻军放进了畿辅。被罢免的有直隶总督官文，一个满人；河南巡抚李鹤年；还有李鸿章。左宗棠已经无官可免。
左宗棠于2月15日抵达获鹿。他很快就与捻军在保定府东南方接仗，7战连捷，把敌军赶到了滹沱河以南。左宗棠与李鸿章明显缺乏协调。左军从晋南长途追击而来，肯定已经精疲力竭。捻军渡过滹沱河以后，左军没有追压上去，于是捻军在3月底抵达大运河东岸山东与直隶交界处的东光与吴桥。
作战拖延下去，直到春洪爆发，洪灾比往年都要大，迫使捻军无法行动。他们被包围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什么也无法拯救他们，只有官军将领之间无人不知的摩擦才是他们的生路。1868年8月，他们渡到大运河以西，很快就被逼到暴涨的徒骇河边。著名的捻军首领张宗禹在逃跑时溺水而亡，他的部队全军覆没。这就是捻军的最后结局。
大功告成，皇帝大喜，恢复了各位大员的官职和荣衔。梅斯尼说，许多捻军被左宗棠和李鸿章收编。李鸿章收编的捻军后来被称为“李羊”。
左宗棠到天津小住几日，然后进京觐见。他得到了两宫太后的召见。作为皇家恩宠的标志，他可以骑马进入紫禁城圣地。像通常一样，召见由慈禧太后主持。她向左宗棠提了一大堆问题，涉及征战和各类事务。最后她转到回民的问题上来，突然询问左宗棠需要多久才能恢复陕甘的秩序。左宗棠未料到忽然会有此一问，迟疑未答。2年？3年？他很快就否决了。问到最长期限，他断然回答：“5年。”
慈禧的声音混杂着惊诧和懊恼：“什么！5年！需要那么久吗？”
左宗棠说，事体极大，而他才干太小。他这样的人来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必然需要时间。召对过后，一些官员嘲笑他，说他自以为能在5年内扑灭回民运动，是不自量力。他们想，太平天国对朝廷的威胁持续了16年，捻军驰骋数省长达15年，而回民已经闹腾了7年之久。左宗棠说，他对太后的问题毫无心理准备，殿堂之上，他总得给个答复。脑子里忽然闪过“5年”二字，现在看来他是自作自受，不得不勉力为之了。［5］
左宗棠利用他待在京城的日子提出西北征战急需经费的问题。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钱。10月1日，他提交一份奏章，议论陕甘的局势。他写道：
奏为陕甘饷源奇绌，请旨敕下军机大臣，会同户部筹议指拨实饷，以奠危疆，仰祈圣鉴事。
窃陕甘筹饷之艰，天下共知。其所以异于诸省者，地方荒瘠，物产非饶，一也。舟楫不通，懋迁不便，二也。各省虽遭捻逆、发逆之害，然或旋扰旋复；或腴区被扰，瘠地犹得苟全；或冲途被扰，僻乡犹能自固。陕甘则汉回错处，互相仇杀，六七年来并无宁宇。新畴已废，旧藏旋空，搜掠既频，避移无所。三也。变乱以来，汉回人民死亡大半，牲畜掠食鲜存，种艺既乏壮丁，耕垦并少牛马，生谷无资，利源遂塞。四也。兵勇饷数，各省虽赢缩不同，然日食所需，尚易点缀，以粮价平减，购致非难故也。陕甘则食物翔贵，数倍他方，兵勇日啖细粮二斤，即需银一钱有奇，即按日给予实银，一饱之外，并无存留，盐菜、衣履复将安出？五也。各省地丁、钱粮之外，均有牙厘、杂税、捐输各项，勉供挹注。陕西厘税每年尚可得十万两内外，甘省则并此无之，捐输则两省均难筹办。军兴瘠久，公私交困。六也。各省转运虽极繁重，然陆有车驮，水有舟楫，又有民夫足供雇运。陕甘则山径荦确，沙碛荒远，所恃以转馈者，惟驮与夫。驮则骡马难供，夫则雇觅不出。
且粮糗麸料，事事艰难，劳费倍常。七也。用兵之道，剿抚兼施。抚之为难，尤甚于剿。剿者，战胜之后别无筹画；抚则受降之后，更费绸缪。各省受降，惟筹给资遣散，令其各归原籍而已。陕甘则衅由内作，汉回皆是土著，散遣无归，非筹安插之地，给牲畜籽种不可。其未及安插之先，非酌筹口食之资不可。用费浩繁，难以数计。八也。陕甘用兵颇多，为时又久，乱后荒瘠殊常，购粮不易。各军每于人烟稍密、种植稍多地方，随宜安扎营垒。始犹借称保护庄稼，给钱办粮，继则捐派民间，不给价值，甚且搜掠殆尽，民不敢争。以致转徙流离，变而为匪；或被逆回蓄养，苟且偷生，甘为从教之人党恶助逆。章奏中所称甘省饥民、土匪大率此类居多。若不及早核实汰存，予以实饷，俾其有所借口，则军令有所不行，垂尽之残黎靡有孑遗，未荒之土地尽成榛莽，而西垂之事不可复问矣。臣之立意仿汉赵充国，议开屯以省转馈，抚辑以业灾民，且防且剿，且战且耕，不专恃军威为戡定之计者，区区之愚，盖以办回逆与剿群寇不同，陕甘事势与各省情形各别，将欲奠此一方，永弭后患，则固不敢急旦夕之效，而忘远大之规也。
通计陕西每年缺饷一百五六十万两，甘肃每年缺饷二百余万两，而屯田之资、抚辑之费不与焉。兹幸捻逆荡平，海内兵事渐息，饷事亦借资周转。合无仰恳天恩，敕下军机大臣，会同户部酌议筹拨陕甘的饷，俾微臣得从容整理，以奠危疆，则陕甘军民共戴皇仁于无穷，而臣亦得仰赖鸿施，稍宽咎责矣。其刘松山一军饷需向由两江接济，曾国藩于此军始终加意保全，并无延误。臣前已附片陈明，未蒙宣示。兹马新贻调督两江，应并恳圣慈敕下督臣照常协拨，俾得有所展布，不胜钦感之至。
所有陕甘饷源奇绌，请敕会筹指拨实饷情形，谨据实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以上就是陕甘的事态，说得简单明了，重点突出，但没有任何夸张。左宗棠要求，除了目前的军费开支外，每年另拨350万两银子，还要再拨一笔重建费用。户部决定同意拨给他额外的100万两银子做军费，但不同意拨给重建费。此时此刻，他肯定觉得对付户部比对付回民军还要难。他于10月4日从北京起程前往西安时，心情一定十分沉重。
捻军刚被剿灭，左宗棠就命令部队返回陕西，其中一些部队奉命进入山西，等待平回作战的总攻击发起。左宗棠于1868年11月26日抵达西安府，立刻投身于战前准备。
注释：
［1］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军天国》，第299页。
［2］《梅斯尼杂录》，第6卷，第44页。
［3］《年谱》，第4卷，第19页。
［4］波尔格：《中亚问题》，有关左宗棠的章节，第383页。
［5］《年谱》，第4卷，第48－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