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左宗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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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外国人眼中的左宗棠 (1)

左宗棠经历了中国一个大动乱的时期。动乱和外国侵略的可怕压力耗尽了帝国的资源。为了使国家度过这场超级混乱,全国没有一个人比左宗棠的贡献更大。和平恢复了,中华帝国暂时有了较好的前景。左宗棠到了晚年,由于年迈力衰,无法对事件的进程施加影响,一个反动的进程开始发生,很快就把帝国大业推向了最终的、决定性的衰亡。左宗棠谢幕以后,中国高层无人具有撑持大局的清醒、能量、勇气和意志。每一个大手笔的国家企划,只要左宗棠参与其中,都有成功的结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按照人之常情,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疾病缠身,精疲力竭,能力衰退,谁也无法指望他在领土之争中大显身手,所以吃了法国的苦头是势所必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从1880年到1911年,凡是中国政府要办的大事,除了对云南起义的镇压以外,都没能获得成功。我们完全可以推论,他对19世纪的中华帝国最具主导性和建设性的影响。

关于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个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的外国人试图做出这样的评价,是一件荒唐的事情。中国历史极为悠久,名人无数,大部分很少为外国人所知,令研究者无法全部深入。中国人自己对这类事情也不大上心,把对一个人伟大程度的评价留给最严格的批评家——时间。但是,如果把时间压缩到一个较小的跨度内,仅仅考察一个朝代——1644年至1911年的大清王朝,那就可以颇为深入地进行观察和比较。各人评判的标准不尽相同,但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可靠的假设:对于某个人而言,他的本国同胞随着时间推移,会比外国文化更加接近对他的正确评价。在对汉人的初步评价中,人们似乎倾向于把曾国藩当作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一个,当作大清时代最杰出的汉人。

相对于左宗棠这种类型的人而言,曾国藩属于对中国人更有吸引力的那种类型。首先,曾国藩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学者。其次,他的忠心和诚实在他自己的时代无与伦比;他能吃苦,最重要的是具有精神耐力;他的才干更是不容置疑。他为人和蔼,对人体贴,极为忠诚。从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中找出一些东西来加以批评,不是一件难事,如果那人活了70岁,那就更加容易。但是,西方人还是无法充分理解他在其中奋斗的那个环境。如果我们能够理解,那么就会更加惊讶:他怎么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导致曾国藩与左宗棠彼此疏远的一系列事件是可悲的,不论是对国家而言,还是对他们个人而言。他们为此懊悔,彼此在心中都为对方持有最高的敬意。对于他们的争吵,无人能够评判谁是谁非,因为他们谁也没有过多地指责对方。这仅仅只是不相投合,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分歧从来没有堕落为宿怨。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多次评论,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这个大人物的高度尊敬。当曾国藩于1872年去世时,左宗棠的反应,如同他们是一辈子的友人。另外一个印象是:两人之间的疏远,左宗棠比曾国藩更加在意。

对于他们之间的分歧,曾国藩比左宗棠更为敏感。有一次,某人拿着左宗棠的推荐信来到南京。曾国藩甚至懒得读信,就提笔在信封上写了几行字:“曾见其人,夙觉其贤,惟系左某所保之人,故未能信。”然而,曾国藩在去世前不久,在苏州会见了一位名叫吕庭芷的高官,那人刚从甘肃返回。于是两人长谈甘肃局势。曾国藩谈到他跟左宗棠之间的分歧,说道:“我生平以诚自信,而左公却向皇帝报告,说我假报天王儿子的死讯,所以我不免对他耿耿于怀。不过,你平心而论,不要隐瞒,也不要客气:左公这人究竟怎样?”吕庭芷说,左宗棠处事精详,律身艰苦,体国公忠,照他看来,是朝端无两。曾国藩拍案说道:“的确如此!如果左公离开甘肃,不但我不能取代他,哪怕胡文忠起死回生,也是无法代替他啊。你说左公朝端无两,我却要说他是天下第一!”[1]

曾国藩此话传开,得到不少好评。人们说,这表明曾国藩确是一位“达人”。尽管他很不喜欢左宗棠,他却能承认左的才能和左对国家的巨大价值。“达人”一词通常包含的意思很难贴切地翻译出来。这是对一个中国人的最高赞扬,因为“达人”的品性是有儒学定义的。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评价是值得注意的。他对左宗棠的了解很少有人能及,他的看法一般会得到中国人的认同。他们认为左宗棠是大清时代最伟大的汉人将军。但是在学术上,在整体的人格魅力上,似乎他还不能与曾国藩比肩。他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但还算不上伟大的学者。他的脾气在中国名人当中是罕见的,属于会伤害中国人感情的那一类。他的唐突冲撞令中国的文化人感到不安,他对争辩的喜好使他交友颇难。他不分时间、场合或对象,管不住嘴巴,畅所欲言,与当时的风气格格不入。他总是不堪沉默,这个特性到晚年几乎成了饶舌。他在交谈中争抢话头到了如此地步,京城的官员在他说话时都会躲开。他的话锋很自然地总是转向西北,而北京的官场对西北并没有很大的兴趣。人们崇拜他的成就,尊重他的才干,但对他本人并不热情。北京充满了阴谋,而左宗棠并不明白宫廷政治的微妙。他在这种气氛里感到不适,他的存在又明显地令京城的官场感到不安。

左宗棠离开了西北,在那里他是无冕之王;他来到了北京,在这里他虽有荣耀,却并无大权;要求一位年逾70的老人恰如其分地调整心态,未免有些过分。在西北,他的话就是那块土地上的法律,他已经完全习惯于人们对他无条件的服从。在北京他不能如鱼得水,只有在西北,我们才能看到真正的左宗棠。他在那里有施展才干的舞台。

他的工作能力是惊人的。他不但要巨细无遗地领导大量的行政工作,还要亲自撰写大量的奏章,保持广泛的通信往来,亲自在收到的报告上签署意见,有时还要写诗,每天读几篇孔孟著作来给自己充电。而与索思诺福斯齐同行的几个俄国人搜集到的印象,竟然是他并非忙得团团转。他有时间跟他们进行多次长谈,在他们于他的衙门里做客居留的那一个月里,他几乎总是跟他们共进晚餐。皮亚塞茨基对左宗棠做了大量有趣的侧面描写。对于他们的首次会见,他写道:

我们的头也让我们按照级别高低排列,对着房门站成一行。总督很快就出现在门口,大约12名穿制服的官员跟随其后,而他本人只戴了官帽。

总督身材矮壮,年龄不会超过60。[2]他的外表令我想起了彼斯马克亲王,不同的是他那黑色的皮肤。他的须髯稀疏,但胡髭较浓。他的动作富有感染力,也许是为了产生强烈的印象……他在进门时向我们亲切致意,动作细微得几乎无法察觉。接着他停顿片刻,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但他没说什么,又走近几步,再次停顿,注视着我们。

有一天,左宗棠向索思诺福斯齐追问各种有关欧洲的问题。皮亚塞茨基写道:

他很高兴听到英国老是跟俄国作对,老是伤害俄国并鼓励俄国的敌人。他自己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为了表明他不喜欢英国人,他竖起了他的小指。

左宗棠和那些俄国人似乎热衷于谈论英国人。接着他问索思诺福斯齐:如果俄国与中国开战,哪一方会赢?索思诺福斯齐试图回避这个问题,他说那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左宗棠坚持要听他的看法,请索思诺福斯齐不要担心会伤害他的感情。于是索思诺福斯齐答道:如果两国开战,俄国会占上风。左宗棠显得颇为吃惊,他向在场的每个俄国人提出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皮亚塞茨基写道:

这位老人不想得到这样的答案,这使他非常尴尬。他真心地认为,中国完全能够超过俄国,甚至征服俄国。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他心里一定有一个针对我们的计划。[3]

皮亚塞茨基还记录了一段对话:

他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原谅自己的敌人。

我说:“举个例子,原谅一个打过你的人,难道不是更好吗?”

“不,”左宗棠说,“回击更好。”

谈话转向了自然科学。他对此所知甚少,而且不愿了解更多。

“我们不要电报和铁路;电报会使百姓堕落,铁路会使百姓失业,然后挨饿。”

另一次,他谈起超自然的物事,其中就有飞龙。

“有大龙,也有小龙,头都是黄色的。我亲眼见过一条龙,飞向祭祀它的庙宇。”

在说这些话时,他紧盯着我们,看我们有什么反应。

他转向索思诺福斯齐,问他在俄国是否有人见过龙。

“没有,”头答道,“我国只有天使在头上飞。”[4]

皮亚塞茨基对索思诺福斯齐的回答十分惊讶,他很想知道左宗棠对俄国和俄国人的总体印象如何。他为左宗棠画了一幅素描。在他作画时,几个旁观者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