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孙膑兵书》重新问世，经解读，我们可以看出它确应归入兵权谋家，兵权谋本来就“兼形势，包阴阳”，说“孙膑贵势”并不妨碍其在总体上属于高层次的军事思想和战略学著作。
《孙膑兵法》虽曾失传千余年，但《史记》、《通典》等古籍中保存有少量佚文，在历史上颇有影响。特别是孙膑提出的“围魏救赵”，早已成为军事史上的著名战法。竹简《孙膑兵法》的出土和整理出版，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孙武与孙膑、《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关系问题，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而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三孙膑的军事思想
《孙膑兵书》的军事思想在继承孙武、吴起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第一，孙膑在《威王问》中阐述了战争是政治斗争工具的战争观。他明确地说，战争不是什么别的，而是先王传布“道”，即政治的工具。先王不不可不察”，要慎之又慎。喜好战争的国家一定灭亡，贪图胜利的人一定受辱。孙膑的这种战争观显然比《司马法》所说的“以战止战”的思想更加深刻。
是不想要“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为社会创造和平的生活环境，但是，依靠空口说教办不到，所以才“举兵绳之”，用战争的手段禁止争夺。然而，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不是可以经常使用的。战胜固然可以“存亡国，继绝世”，而一旦战败，则会“削地而危社稷”。所以，对待战争“战争作为布“道”的手段，进行战争一定要合于“义”，“战而无义，天下无能固且强者”。经济是战争的基础，只要有充足的物质准备，小城照样能巩固坚守。在《强兵》篇，孙膑又进一步提出，要想强兵，当务之急在于“富国”，明确揭示了战争对于经济的依赖关系，在理论上发展了孙武所提出的“因粮于敌，取用于国”的论题。
第二，发展了孙武“任势”的军事理论，明确提出了“因势而利导之”的作战原则。《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孙膑贵势”，这指明了《孙膑兵书》的特点。势是战争态势，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包括兵力、武器装备、军事物资等）的布局。孙武早在十三篇中就提出了“任势”，即驾驭战争态势的思想。孙膑则在“任势”的基础上，提出创造和争取有利作战态势的各种原则。他在《威王问》中说：“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而“士”的“斗”都应当在创造优势的条件下进行。如齐威王问：敌我两军实力相当，两军将领相望，阵势都很坚固，谁也不敢先动，应该怎么办？孙膑回答：先派少量部队，由贱而勇敢的将吏率领去试探攻击，接战后只许败，不许胜，把主力部队隐蔽地布好阵势，待敌军分兵追击我小部队时，我军从侧翼攻击敌军主力，就可获得大胜。在应付“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时，孙膑提出要“让威”。即避开敌人锋芒，隐蔽好后续部队，以便使我军能随时转移。主力部队将持长兵器的战士排在前面，持短兵器的战士排在后面，选派弩机手援救危急。等待敌人攻击能力下降，再行反击。这也是充分利用敌我双方的条件，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以扭转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
战争是瞬息万变的，所以要及时抓住有利战机。孙膑把弓弩比喻为“势”，也正在于说明战争就是要争取发射弩矢的那一最有利的瞬间。孙膑还注意利用各种地形创造有利的态势。他在《官一》篇说：在山险中作战，要放开谷口，把敌人引出山谷来交战。在杂草丛生的地方作战，要虚设旌旗，诱敌深入，进行消灭。“易（地形平坦）则多其车，险（地势险阻）则多其骑，厄（山陵狭谷地带）则多其弩。”自己要抢占有利地势，攻击处于不利地势上的敌人，这叫做“居生击死”。
总之，孙膑主张把握有利战机，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以争取战争的胜利。
其三，孙膑指出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月战》篇中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这是人文思想的重要表现。中国的人文思想导源于春秋，战国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在人不被当作人看待的专制时代，孙膑能指出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是进步的。从人文主义的论题出发，孙膑与孟子一样，也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三要素是天时、地利、人和。他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所谓“人和”，就是得众、得人心。“得众者，胜”，“不得众者，不胜”。孙膑的这种以人为贵的军事思想，显然也是由继承《司马法》的“仁本”思想而来的，但提法又超越了《司马法》，是战国时代人文思想在军事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表现。
第四，孙膑在军事学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阵法。春秋时，由于盛行以车兵为主的方阵作战，阵法大多以“三阵”、“五阵”为主。战国时，由于形成以步兵为主，车、骑兵为羽翼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又出现了大规模的野战和围城战，所以军阵的阵法更加复杂化了。
孙膑在《官一》篇中，指出了十几种阵法，如：索阵，用来进剿敌人；囚逆阵，用来疲惫敌人；危阵，严兵以临敌；云阵，以弓弩与敌对射；羸阵，围困敌人；阖燧阵，用来消灭敌军前锋；皮傅阵，用来强攻救援；错行阵，声张军威；刲阵，攻击高陵之敌；雁行阵，适合摆在蜿蜒曲折而多荆棘的路上；锥行之阵，适于火烧敌人的辎重粮草及接应的战车，等等。这就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军阵阵法。
孙膑还概括出一套使用八阵作战的理论，“用阵三分，每阵有锋，每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这就是说，用八阵作战，可以把兵力分为主力、先锋、后续部队三支。作战时只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接敌，而以其它三分之二作为机动兵力蓄劲待敌。如果敌人弱而乱，就用精锐的部队击溃它；如果敌人强而严整，就用老弱士卒去引诱它，待它兵力分散以后，再行进攻。孙膑对于运用八阵作战的说明，是经典式的说明，这可以使我们从中了解古代军阵作战的奥秘。这是他多年统兵作战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第五，孙膑在一系列战略战术上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指导原则。如：他提倡坚持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在《威王问》中说：“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主张打击敌人没有设防或防守薄弱的要害之处。这个说法显然继承了孙武“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的思想。但孙膑并没有简单地吸收，而是把它从一般策略原则升华为战略原则，使它变成整军经武的急务。孙膑还发挥了孙武“攻其所必救”的军事原则，把这一原则与“批亢捣虚”、“示之疑”、“示之不知事”等巧妙结合起来，取得了桂陵之战的胜利。
对于孙武“我专而敌分”、以寡敌众的战术原则，孙膑也有创造性的发展。他提出对强敌要避开锋芒，而引诱迷惑敌人，使敌人分散兵力，然后“我卒并而击之”。孙膑在军队建设上提出选拔将帅的原则是“知道者”，即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在国内得民之心，在国外知敌之情，上阵知八阵之经；见胜利敢于战争，不见胜利敢于进谏。他还提出了一套军事教育法则，即五教法：处国之教，行行之教，处军之教，处阵之教，利战之教。并主张在军中选拔一批勇武的战士做选卒，以他们为冲锋陷阵的主力。他认为，具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国家才会“战胜而强兵，故天下服矣”。（《见威王》）
四孙膑“以弱胜强”的谋略
孙膑的军事著作中，论述了对战争的态度、作战指导、治军等问题，还明确提出了“以寡敌众，以弱胜强”这一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为我们学习、研究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就是古代自发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在战争问题上的典型运用。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孙膑不但认识到“众寡相为变”的矛盾转化可能性，而且指出：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善于“便势利地”，因势利导，积极造“势”，“众与寡”、“强与弱”的相互转化就完全能够实现。于是，在孙膑的军事思想中便形成了一套“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原则。
第一、对众敌。孙膑首先阐述了“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则锱（铢）（古代的重量单位，六铢为一锱，四锱为一两。这里比喻兵力少）而有余。不能分人之兵，不能按人之兵，则数倍而不足”的作战指导思想，并进一步指出，要根据情况，制造种种假象，迷惑敌人（“营而离之”），使敌“分离而不相救也，受敌而不相知也”，努力变敌总体上的众为局部上的寡，我则集中优势兵力，变寡为众，抓住战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孙膑这种通观全局，辩证地对“众与寡”、全局与局部的分析研究，充分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敢于和善于“以寡敌众”的积极进取精神，也是对“寡固不可以敌众”的形而上学军事思想的有力驳斥。
第二、对强敌。孙膑认为先要“让威”，避开敌军锋芒，部署好自己的兵力，“必臧其尾，令之能归，长兵在前，短兵在（后），为之流弩，以助其急者”；交战时可以佯装败退，“告之不敢，示之不能”，“以骄其意，以惰其志”，使敌“车坚兵利不得以为威，士有勇力而不得以为强”。尔后，“坐拙而待之”。“攻其不御，压其骀（弱点），攻其疑”，从而取得战斗的胜利。这种“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充分说明了孙膑“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和“弱中有强，强中有弱”的灵活作战指导原则，也是新兴地主阶级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在军事思想中的体现，它对“弱国不可以敌强”、“小国师大国”的投降卖国主义是个深刻的批判。
第三、对凭险守固之敌。孙膑着重强调了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和“必以为久”（持久战）的作战思想，要求做到“攻其所必救”，“使敌卷甲趋远，倍道兼行，倦病而不得息，饥渴而不得食”。这样一来，敌人便“沟深垒高不得以为固”，难打之敌也成了好打之敌。而我则“饱食而待其饥也，安处以待其劳也，正静以待其动也”，“料敌计险，必察远近”，“施伏设援”，“保险带隘”，“击其移庶”。可见孙膑这种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持久战，已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孙武“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军事思想，充分表明了中国古代军事学不断发展、前进的历史趋势，它对“不鼓不成列”的机械呆板的蠢猪式的战法，也是一个彻底的否定。
总之，孙膑“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的军事思想和战争实践，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实现封建统一的愿望，狠狠地打击了“善战者服上刑”的狂言和形而上学的军事思想，它在我国军事史上放射着朴素的辩证法的光彩，直至今天，仍有着其生命力和积极意义，成为人们对历史的重要借鉴。
孙膑所处的战国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生产关系彻底崩溃，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已经建立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新兴地主阶级要巩固已建立的政权，并最终结束诸侯割据，则战争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完成封建统一的重要手段。随着战争的发展，指导战争的军事思想也必然发展。孙膑“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正是在继承孙武、吴起等人优秀军事思想的基础上，亲身参与当时政治变革和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社会政治大变动的产物。同时，孙膑的这个理论跟他所在的齐国在三晋和楚等强大诸侯国面前显得虚弱的处境，也是不可分的，所谓“三晋之军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
然而，由于阶级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孙膑还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寡可以胜众，弱可以胜强”的阶级根源和人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在他的军事著作中，过分地夸大将帅和权、势、谋、诈的指导作用，便是他不彻底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糟粕之所在。
五《孙膑兵书》的现代应用
《孙膑兵书》对治军、阵法、地形等进行了充分的论述，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在这里，我要顺便提到的是，在司马迁笔下的孙膑本传中介绍了他创造的一败而二胜的“三驷之法”。这“三驷之法”应当看作是运用军事运筹思想的一个范例，它的意义已不限于赛马本身，而在军事上早已受到历代兵学家们的重视。
今天，社会上正兴起一种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弘扬文化传统的思潮，这不是偶然的、短暂的现象。大凡在历史转轨时期，人们为着重新奋进，总是要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求优秀的文化传统，以为借鉴、以为自励，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古代兵法这一古老的学科也受到人们的青睐。其中一个耐人寻味又富有深义的现象就是，古代兵法受到非军事领域的广大企业家、政治家、外交家们的空前重视以及广泛的学习和应用。
《孙膑兵书》由于简牍残断，加之重新问世不久，因此企业家或者经济学家们还很少对之进行跨学科的探讨和研究。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孙膑兵书》的许多原理、原则也是可以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挂起钩来，给人们以启迪和借鉴的。我之所以坚持这一观点，是基于对《孙膑兵书》是一部战略学的理论著作这一基本认识，也就是说，如果《孙膑兵书》是一部低层次的叙述细枝末节的战术方面的著作，那么，它在企业管理以及其他方面的借鉴作用就微乎其微了，也就不可能受到企业家们的关注。
《孙膑兵书》重宏观轻微观、重整体轻个别、重道轻器的属性为它在其他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基础。我觉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认识规律、把握规律的论述对于企业经营管理具有广泛的指导作用。
孙膑对于战争指导十分强调“知道”、“达于道”，强调精通战争规律。这不仅仅是孙膑的追求，同时也是兵学家的共识。孙子讲“战道”，吴子讲“安国之道”，都表现出他们对认识规律的重视和追求。这一思想，对于经营管理之道也有重大启示。
企业经营管理之道与军队作战治军之道确有许多相似之处、相通之理，而《孙膑兵书》特有的思维特征如重视宏观把握，重总体决策，重视策略权变，重视唯物辩证等等，都是最能启人意智、发人智慧的传统思想。
孙膑说：“恒胜有五”，即得主、知道、得众、左右和、量敌计险五条。这五项内容都是从总体上对于战争规律的揭示，以之运用于企业经营，我们便可以领悟决策上精于运畴、未战先胜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稍一展开即可从中引发出许多联想，无论见仁见智，它都无疑会激发起企业家们的创造性思维，从而对企业经营产生积极的影响。
孙膑和《孙膑兵书》在我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他在军事学术上作出的伟大贡献将永远惠泽后世。当前，《孙膑兵书》的整理工作虽然已经结束，但研究工作却才刚刚起步，我们应当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让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