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明以后，“顺主忠君”政治伦理思想在回族穆斯林中有了进一步发展。此时许多回族穆斯林在感情和心理上已经把明朝作为自己的国家来报效和护卫。明朝开国元勋常遇春是一名虔诚的回族穆斯林将领。在他的生活中，信仰和政治、忠君与爱国两者并不矛盾，他很好地处理了“敬天”与“事人”的关系，把“顺主”与“忠君”融为一体。他所敬之“天”、所顺之“主”是指真主，所事之“人”、所忠之“君”是指明朝皇帝。他在戎马倥偬之余，依然去清真寺礼拜真主。除常遇春外，蓝玉、沐英、胡大海等回族将领也为明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南征北战，东征西讨，建立了赫赫战功。这些事例表明，明代许多回族穆斯林已经具有相当强烈的“以明为国”的思想意识了，这其中包括着广大回族穆斯林把生活在这块土地之上的中国作为自己保卫和报效对象的坚定信念。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家和人民，以丁竹园、保廷梁、王静斋、唐柯三、马福祥等为代表的许多进步回族知识分子和政治人士，组织创办了《正宗爱国报》《醒回篇》《月华》等著名报刊，阐释回族伊斯兰文化中的爱国思想，提出了各民族“同国如同舟”“保国即保教”“爱教不忘爱国”“国强则教兴”等观点，号召回族人民“专其心力挽救危局”，使回族人民将国家荣辱兴衰与本民族前途命运有机结合的自觉性空前提高。面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略，晚清政府丧权辱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危急状况，当时的留日回族学生所办的刊物——《醒回篇》发刊词指出：“甲午战败，庚子再创，外国人之入我国境者，未闻为我区别曰：‘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蒙’，而惟肆行杀戮，同归于尽。盖同国如同舟，乘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没，则其被难一也。以是而言，种族虽殊，以同国之故，则一国之盛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响。”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使包括回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国家观念得到扩展，得以提升。在近代史上，回族群众中广为流传的“爱国属于信仰”等名言，是爱国主义信念的延续，回族的团结奋斗、抗击外侮、保卫祖国、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成为回族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
在现代史上，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南京出版的回族刊物《突崛》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全国的同胞们，事急矣！国危矣！大家赶快起来，与敌人做殊死斗，还我河山，救亡图存，就此一举。”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独立、主权和尊严，全国回族人民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与汉族同胞紧密团结，充分发扬为祖国献身的精神，以自己特有的智慧和品格，勇于牺牲的精神，义无反顾地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谱写了一篇又一篇可歌可泣、精诚保国的壮丽诗篇。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中，回族人民更是英雄辈出。如全国闻名的铁道游击队政委张鸿仪、山东肥城县大队队长米英俊、渤海回支中队长张凤亭，乃至高唱“严刑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的山西代县人民自卫队队长金方昌等无数的烈士都是他们的典范；冀中回民支队、渤海回民支队、陕甘宁边区的回民骑兵团等都是回族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旗帜。尤其是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转战于冀中平原、冀鲁边区和冀鲁豫边区，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马本斋的母亲，不畏敌人的威逼利诱，痛斥劝她写信让马本斋投降的敌人。最后，这位老太太绝食而死。这些英雄人物都是回族人民的优秀代表，他们识大体、顾大局、大义凛然、大公无私，甘为祖国为人民流血牺牲。也正是在这种精神和传统美德的指引下，具有爱国爱教传统的中国各族穆斯林掀起了抗日救亡、维护统一的高潮，粉碎了日寇的“西进计划”和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回回国”企图分裂中华的阴谋。所以说，“回族抗日是回族在反对外国侵略斗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立场最为坚定的一次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回族史中最为光荣、最为自豪、最为骄傲的历史”。
回族之所以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有深刻的原因。其一，回族继承了伊斯兰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传统。回族是在中华神州大地上成长起来，靠祖国富饶的土地、悠久的伊斯兰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哺育起来的民族，伊斯兰文化中“爱国属于信仰”，中华文化中热爱祖国的教育，造就了回族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二，回族长期遭受压迫培育了斗争精神和革命精神。回族在历史上长期遭受压迫，从元代被迫迁徙，远离故土，明代强制汉化，清代遭受长期镇压，因此它有强烈的斗争性与革命性。孙中山先生说：“三民主义旨在解放国内之民族一律平等。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国民之唤起，使之加入解放之革命运动。”在延安出版的《回族问题》中指出：“回族是一个长期被压迫、长期奋斗的民族。长期斗争锻炼了回族，把它锻炼成为一个英勇的有丰富革命传统的民族。”回族长期处于被压迫地位，其地位使它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斗争精神。其三，回族具有识大体、顾大局的民族意识。在国家内忧外患、民族灾难深重的许多关键时刻，尤其是清末朝廷丧权辱国、官吏贪污腐败、政治极度黑暗的情况下，回族受到民族压迫、宗教歧视和驱赶迫害的情况下，回族还能够一如既往地热爱国家，这个肉体和心灵的创伤还没有愈合的民族仍能够超越自身的苦难和恩怨，继续呵护这个满目疮痍的家园，能够看清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回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卓越表现经受了历史的考验。
（三）回族爱国主义的主要内涵
回族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感的民族。“回族爱国主义观念主要包括热爱家园、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各民族一家亲、维护国家主权与祖国统一、重视教育、发展经济等多个方面。”回族在国与家、国与族、国与信仰、国与民族团结、国与政治、国与经济、国与教育、国与文化等一系列重大关系上和重要问题上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理念，大大丰富了回族爱国主义的内涵。
第一，国与家。回族是在中华土地上生活了千百年的中国人，祖国是回族的栖息地、家园，穆罕默德先知曾说过：“你们要爱你们的家园，犹如鸟儿爱其窝巢一样。”千百年来，回族深深地眷恋、深爱着这片他们世代生息的中华热土，割舍不掉对这块滋养他们、哺育他们的沃土的感情，优秀的回族知识分子提出了非常明确的主张，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民族都是一家人，应该相亲相爱，情同手足，团结友爱，热爱家园，显示出回族浓烈的爱国情怀。回族热爱祖国、家园还表现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甚至为国牺牲。例如，鸦片战争期间，回族中的许多优秀分子以“寸寸山河寸寸金”的爱国精神奋不顾身、壮烈殉国，在定海保卫战中阵亡的处州总兵郑国鸿，血染天津大沽炮台的爱国将领沙春元就是其中的代表。1894年，中日在朝鲜发生了战争，清朝总兵左宝贵奉命率军入朝，英勇战死在平壤。1900年，八国联军从天津进袭北京，马福禄率回族士兵到廊坊勇猛抗击，使敌军败退，表现了回族人民热爱家园、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精神。热爱祖国家园，这是回族爱国理念的最朴素的感情基础。
第二，国与族。国与族的关系，就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末留学日本的回族学生所办的刊物《醒回篇》发表了一系列激发爱国感情的文章。如有的文章指出：“国家如个人（躯体）”，国家内部无论人们的职业“与夫其种族之或满、或汉、或回、或蒙、或藏，而其所以为组织国家之分子则一”。“国家之进行无异车轮之进行；国家进行在国民，车轮之进行在齿轮……我教亦中国之国民也，譬诸车轮，亦车轮之齿轮也，示弱点以停滞中国前途之进行，其可乎？”强调每个中国人担负起国民的责任，“痛痒相关，彼此照顾，同心协力，共谋同种的幸福，以国土为性命，人人发出一团热力爱国如命”。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的回族是在中华土地上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作为中华大地的祖国是回族的家园和栖息地，回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爱祖国就是爱民族，维护祖国利益就是维护民族利益，这成为回族优秀分子的共识。
第三，国与信仰。一般来说，爱国主义的情感是中华各民族都拥有的一种健康的情感，但把爱国理念提升到信仰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却并不多见。而回族爱国主义则坚持将爱国理念提升到信仰的高度，视爱国为信仰的一部分。例如，在清末民初国家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京津地区的回族知识分子丁宝臣、丁竹园兄弟1906年先后创办《正宗爱国报》《竹园白话报》，大力宣扬爱国思想，发出“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的呼唤。回族优秀知识分子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高度负责任的精神，对民族信仰与国家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阐述，大大丰富了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涵。
第四，国与民族团结。清末民初，针对同盟会成立之初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革命排满”的口号，一些优秀回族知识分子高瞻远瞩，胸怀博大，仍然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虽然对曾经惨杀、驱逐、迫害过他们的清朝统治者进行反抗，但并未因此憎恨所有满族，他们能把压迫他们的清朝统治者与普通满族老百姓区别开来，对满族老百姓抱有同情和友爱的态度，回族优秀知识分子明确提出民族团结、同舟共济、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主张，掷地有声地说道：“中国今日之形势，四面皆敌，非协力同心，化除种族之界，化除宗教之界，化除疆域之界，合四百兆人之脑髓而为一大知识，合四百兆人之资产而为一大经济，合四百兆人之体力而为一大陆军，否则分崩离析，有瓜剖豆分之患。”各民族互助，共赴国难，显示了回族先进知识分子高度的政治觉悟、包容精神和广阔胸怀，使回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新的陶冶和锻造。
第五，国与政治。在回族优秀分子看来，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是不可挑战、不能动摇的基本原则，不能以任何方式加以损害。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祖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的回族同胞以各种形式对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清末回族所受到的满汉统治者的欺压以及由此而来的屈辱心理，利用20世纪30年代一些报刊所引发的“辱教案”造成的回汉民族矛盾，利用马家占据西北以及马家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试图挑拨民族关系，瓦解民族团结，破坏国家统一，达到“分而治之”的罪恶目的。日寇多次派浪人、特务到西北甘宁青和相邻的内蒙古阿拉善旗、额济纳旗活动，建立特务据点，拉拢回族人士，许诺成立所谓“回回国”。但回族同胞软硬不吃，纷纷揭露日寇的阴谋，如《回教大众》1卷2期刊载的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告全国同胞书》，旗帜鲜明地表示：决不与日本人妥协！决不向日本投降！决心铲除一切伪组织！联合回教同胞共同杀敌。西北“五马”虽然有反共的一面，但在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问题上，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抗日立场日渐坚定。回族宗教界人士如宁夏著名阿訇虎嵩山，利用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力，撰写抗日祈祷词，谴责日寇的侵略行径。又如达浦生阿訇在对阿拉伯国家、印度、东南亚国家访问时，向这些国家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争取其理解和支持，有力地配合了国内的抗日斗争。当时在埃及留学的中国穆斯林学生，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正义事业，在阿拉伯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维护国家主权与祖国统一，成为回族优秀分子最基本的政治信念。
第六，国与经济。回族优秀分子从自身经历和1840年以来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深切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增强了忧患意识、危机感和使命感，认识到必须发展经济，振兴中华。这种共识反映在20世纪初回族留日学生所办的刊物《醒回篇》创刊号等相关报刊中，其中《醒回篇》中有文章指出：“当兹时代，凡夫蠢生蠕动，莫不日呈进化之观，何也？迫于竞生争存而然也，况于吾人之身……又如凡百技艺，莫不日新月异而岁不同，随世界文明而俱进，何也？以适于现时代之要求也。”有的文章一语道破了竞争之激烈，形势之严峻：“呜呼！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同人乎，抑知二十世纪，乃个人竞争、种族竞争、国家竞争、学问竞争之舞台乎？”回族发展经济不仅重视商业经济发展，而且重视工业经济发展，尤其对近现代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回族为发展经济、活跃市场、丰富商品、促进流通作出了突出贡献。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成为回族爱国主义最基本的实践，是回族经济强国理念的具体表现。
第七，国与教育。重视教育，培养优良国民是回族爱国主义的优秀传统。回族具有重视家庭教育和宗教教育（即经堂教育）的历史传统，这对于提高回族全民族的道德水准和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到清末民初，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要求，回族有识之士积极探索新式教育，强调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如有人指出：“人而智力强矣，战于商、战于工、战于农，无所往而不占优势；人而智力弱也，为商败、为工败、为农亦败，无所往而不归于劣败。”“有教育者昌，无教育者亡；旧教育者死，新教育者生。”“我之子弟，我教育之，其义不容辞，其责无旁贷。”“愿我教同胞，富者捐其资，贫者出其力，智者出其谋，才者竭其思，强有力者则倡导而督率之。”这种呼吁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20世纪初，王浩然阿訇在北京创办了京师回文师范学堂和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全国各地都纷纷办起了教育促进会，联络地方军政人物、实业家、社会贤达和宗教界人士等各界力量办学。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回族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不断上升，许多回族贫困家庭仍省吃俭用，想方设法送子女上大学，回族社会捐资助学也已蔚然成风。回族对教育的重视，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急需的人才，为民族发展和国家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是回族爱国理念的生动体现。
第八，国与文化。在历史上，有许多优秀回族知识分子积极传播伊斯兰文化，积极学习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并努力实现二者的结合，创造了特色鲜明的回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丰富和繁荣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回族在科技文化上也为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天文历算到数理化天地，从医学到航天事业，从传统学科到高科技领域……各个学科，都有回族的一席之地。回族的文化贡献也大大丰富了回族爱国主义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