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国知识分子史：我国世界史学科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
“知识分子”（其法文、英文单词分别为“intellectuels”和“intellectuals”）是一个在传媒中出现频率甚高的术语。尽管如此，学界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的界定，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在中外学者就这一问题提出的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论述中，笔者较为倾向于认同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在其名著《士与中国文化》的自序中对“知识分子”所做的理解和界定。余先生认为：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局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2】。在充分表示认同之余，笔者亦将基本借用余英时先生对“知识分子”的上述理解和界定来观照本书的研究对象。
有意思的是，虽然“知识分子”的界定至今仍歧义纷呈，但世界各国的人们在谈到知识分子时，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一些法国知识界著名人士的形象：
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愤然宣布“我控诉！”的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被誉为20世纪后半叶“时代的良心”（conscience de soNtemps）的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积极充当法国监狱改革运动等诸多社会运动先锋的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不时以反“全球化”的斗士或自由资本主义的狙击手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等。
显然，上述人士已被世人奉为知识分子的楷模。与此同时，法国知识分子似乎有太多的理由被世界各国的同道所羡慕。在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看来，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20世纪，尤其是战后“知识分子的辉煌的30年”（les trente glorieuses de l'intelligentsia）中法国知识分子那么高的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享有如此之高的社会地位，起着如此之大的社会作用，以至于他们的言行几乎时时刻刻都成为法国传媒（有不少时候甚至是国际传媒）关注的焦点。【3】
我们以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凸显很大程度上是与法国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高度“介入”（engagement）密切相关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以从形容词转化而来的名词“intellectuel”来指称的这一社会群体就已表现出这样一个基本特征：以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为出发点，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此后，这个特征被法国知识界广泛接受，有意识地加以继承、改造和发挥，从而使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活动从个别知识分子的自发性行为，发展成这个社会群体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自觉性行为，并将其作为身份认同的标志。从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开始将这种“介入”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生存方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知识分子的辉煌的30年”中，“介入”甚至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唯一的生存方式。鉴此，法国史学家勒内·雷埃菲尔（René Rieffel）曾指出；“所谓‘介入的知识分子’这个称谓纯粹是一种同义反复，一种多此一举。在我们法国，不存在不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知识分子。”【4】另一位法国著名史学家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ois Sirinelli）也指出，知识分子广泛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在法国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法兰西的“特质”（singularité）。【5】
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自20世纪中叶以来，始终是国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其中，被世人奉为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楷模的法国知识分子，更是成为有关研究者普遍关注的对象。关于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此前国内曾有一些学者（他们基本上不是从事史学工作的）有所涉及，但大多属个案研究。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以一个或半个多世纪为时段，从整体上对此一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展开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此在国内尚属空白。相形之下，法国等国的西方史学家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绩就给人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尤其是在法国，在政治史重新焕发生机和社会文化史日趋升温的背景下，甚至还诞生了一门新的以研究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为重点的史学分支——“知识分子史”。
法国知识分子史的萌生首先得归因于“年鉴—新史学派”第三代的领衔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开拓之功。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出版了其名著《中世纪的知识分子》【6】。该书问世后一度引发了法国史学界研究知识分子的热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等一批年富力强的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的共同努力下，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在法国进一步受到人们的重视，知识分子史亦逐渐成为20世纪晚期法国史坛的“显学”。1986年初，西里奈利在法国新锐史学刊物《20世纪历史杂志》（Vingtième Siècle.Revue d'histoire）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偶然还是必然？一种正在建构中的史学：知识分子史》【7】，引人瞩目地打出了知识分子史的旗号，并对这一新的史学分支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与特征做了初步的阐释。两年后，他又在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史学家勒内·雷蒙（René Rémond）主编的《为了一种政治史》（一译《捍卫政治史》）【8】中，以《知识分子》一文继续就知识分子史的特征及其研究方法作了阐发。西里奈利在文中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史的研究领域由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交叉而成，因而在其研究过程中，有三种研究方法最值得倚重：其一是对知识分子发展历程的梳理，其二是对知识分子社交性（sociabilité）结构的考察，其三是从“代”的角度对知识分子进行审视。80年代中期，在法国著名史学研究机构——当代史研究所（L'InstituTd'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建立了一个由来自不同学科的中青年学者组成的专门研究法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团体，其表现极为活跃。有关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的著作往往在问世时，即在史学界、乃至在整个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西里奈利的《知识分子的“代”——两次大战之间的高等师范文科预备班和巴黎高师的学员》【9】、《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20世纪的宣言与请愿》【10】、《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11】和米歇尔·维诺克（MicheLWinock）的《知识分子的世纪》【12】。与此同时，法国不少著名的刊物，如《新观察家》（Le NouveLObservateur）、《快报》（L'Express）、《争鸣》（Le Débat）、《20世纪历史杂志》（Vingtième Siècle，Revued'histoire）等也曾以专辑或专栏对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展开了激烈的讨论。【13】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的10多年时间里，英美国家也有多种涉及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的专著问世，如英国学者杰里米·詹宁斯（Jeremy Jennings）的《20世纪法国的知识分子》【14】、《政治中的知识分子：从德雷福斯事件到拉什迪》【15】；美国学者托尼·朱特（Tony Judt）的《未完成的昔日：1944-195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16】、《责任的重负：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17】。进入21世纪以来，则有英国学者大卫·德拉克（David Drake）的《从德雷福斯事件到二战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与政治》【18】和《二战之后的法国知识分子与政治》【19】等力作。至于史学刊物中刊登的相关论文，则更是明显逐年增多。
无独有偶，当西方国家西方知识分子史研究日趋升温之际，国内外专治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学者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这一背景下，在近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学术界曾先后出现了“胡适（研究）热”、“陈寅恪（研究）热”以及“顾准（研究）热”。其间，有不少相关著作在问世后（或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后）不仅好评如潮，甚至一时洛阳纸贵，如美国学者史景迁（JonathaND.Spence）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20】和中国学者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21】。更让人感到欣喜的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佳作迭出的同时，学界也涌现出了一批专门研究（至少是把主要精力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名家。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曾著有《无穷的困惑：近代中国两个知识者的历史旅程》等著作的许纪霖，厦门大学教授、曾著有《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等著作的谢泳，等等。【22】
相形之下，我国世界史工作者在同一时期对外国知识分子的研究略显冷漠。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领域的研究自然也就处于极为薄弱的状态。笔者以为，我国世界史工作者对知识分子史研究的冷漠是不正常的。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世界史工作者很有必要加强对外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具有不言而喻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非同寻常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概而言之，它的理论意义是，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理论；实践意义是：（1）通过对外国知识分子（尤其是20世纪中的知识分子）的借鉴，将有助于我国当代知识分子进一步认清自己的社会定位，更好地评估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功能，更好地坚守良知、勇于担当，力争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2）有关部门也可以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得到某些启示，更好地制订并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我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其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方面能够起更大的作用。
毋庸讳言，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至今尚未引起有关部门的充分重视，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仍然不够大。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有许多客观因素，但对我们世界史工作者而言，更重要的还得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西人常云，自助者天助之（Aidetoi，le cieLt'aidera.）。我们觉得，我们世界史工作者不妨时时以此言激励自己。同时，本书作者还认为，若要提高我国世界史学科在国内的学术地位，扩大它的社会影响，其重要途径之一就是积极涉足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同时感兴趣的那些现实社会中的热点问题。换言之，就是要有勇气和兄弟学科的同道同台竞技，并在这一过程中拿出既有分量、更有特色的研究成果，令后者对世界史学科及世界史工作者刮目相看。在这方面，我国已故著名的世界史学者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问题研究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引人瞩目的社会影响力就是例证。我们认为，在21世纪里，知识分子研究也可望成为世界史工作者和相关学科同道比试技艺的舞台。因此，本书作者热切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世界史工作者投身于这一领域。【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