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两条战线为祖国奋战
就在饶勒斯被刺杀的当天，德国政府向法国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牒。法国政府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德国方面的要求，并在8月1日发出动员令。法国政府在《告全国同胞书》中号召法国人民履行“爱国主义”的职责，支持政府，团结一致，维护和平。它指出：“政府寄希望于全体法国的爱国主义，并知道没有一个法国人不准备履行自己的职责。现在，正常不复存在，只有一个永存的法国，一个爱好和平的坚定的法国。只有一个自主的、正义的、在镇静、警惕和庄严之中团结一致的法国。”【18】次日，全国教堂、修道院都敲响大钟，法国进入了战争状态。圣西尔军校的学生头戴红色军帽，身着蓝色军上装，手戴白手套，骑着高头大马，在巴黎列队游行。沿途受到巴黎市民的热烈欢迎。巴黎车站更是洋溢着民众欢送士兵出征的激昂情绪。不少妇女把花朵挂在赴前线作战的士兵的枪口上，并对他们呼喊，盼望他们早日胜利凯旋。
在这关键时刻，曾经多少次口诛笔伐反对可能发生的战争的社会党和工团主义的领导人与知识分子也很快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使面对着德国威胁的法国迅速地在“保卫祖国”、“保卫法兰西”的口号下实现了法兰西全民族的“神圣联盟”。8月1日，向来专事反军国主义和反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党人知识分子居斯塔夫·埃尔韦（Gustave Herve）【19】在其主编的《社会战争报》（LAGuerre Sociale）上登出了大字标题：“国防第一！他们谋杀了饶勒斯！我们决不谋杀法兰西！”8月2日，社会党人马塞尔·桑巴在巴黎瓦格拉姆大厅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号召：“你们要为保卫法国文化和人民的自由而战！”8月4日，总工会的领导人莱昂·儒奥（LéoNJouhaux）【20】在饶勒斯的葬礼上公然表示，法国工人阶级将在战争中忠诚于祖国和共和国，号召劳动者为反对德国而战。同日，社会党议会党团一致决定在议会投票中投票赞成战争拨款。8月底，曾长期担任记者的社会党领导人茹尔·盖得（Jules Guesde）【21】与马塞尔·桑巴一起加入了以勒内·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22】为首的联合内阁。
面对正在熊熊燃烧的战火，不少法国知识分子勇敢地走上前线，投入了抗击德军，保卫祖国的战斗。这当中，既有以不顾自己的年龄已四十有六，仍自愿赴前线的著名哲学家阿兰为代表的中年知识分子，更多的是血气方刚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大学生。例如，著名的青年作家夏尔·佩居伊在战争伊始即率先入伍，他在队伍开向前线时写道：“我们是共和国的士兵，上前线去是为了全面裁军与进行最后一次战争。”【23】1914年9月5日，佩居伊就在大战初期著名的马恩（Marne）河战役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又如，著名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Guillaume Apollinaire）【24】在这方面的表现也颇为引人瞩目。阿波利奈在20岁时来到巴黎，并在20世纪初法国文艺领域中风靡一时的先锋派运动中出尽风头。战争爆发时，这位意大利军官与波兰女移民的儿子还未加入法国国籍，尽管如此，此时已把法兰西视为自己祖国的阿波利奈仍积极地申请参军，并曾担任步兵少尉，直到1916年受伤退伍时才从前线回到巴黎。在这期间，阿波利奈加入了法国国籍。
这方面的其他例子还有，曾以小说《火线》（又译《炮火》）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法国著名小说家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25】在大战开始时就志愿加入了法国步兵，由于作战勇敢两次荣获嘉奖，1917年因负伤退役。因善于描写自然风貌和农村生活被人称为农民小说家的让·季奥诺（JeaNGiono）【26】曾在大战期间参加过举世闻名的凡尔登战役，并是所在连队11名幸存者之一。另外，在20世纪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亨利·德·蒙泰朗（Henry de Montherlant）【27】，以《在茫茫黑夜中的漫游》（Voyage au bouTde la nuit）轰动法国文坛的著名作家路易-菲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eline）【28】，以作品构思新颖、风格清丽潇洒、文笔典雅婉约著称的让·吉罗杜（Jean Giraudoux）【29】等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都曾经在大战中参加过前线的战斗。
与文学界相比，法国的教育界在大战中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丝毫也不逊色。根据1919年初《大学评论》（La Revue Universitaire）杂志提供的初步统计资料显示，有6000名小学教师、460名大学教师在大战期间战死沙场。而1914年时全法共有65000名小学男教师，其中一半多人（35817人）应征入伍。后来的资料又表明，大战中牺牲的男教师应在8117到8419人之间，也就是说，被征召的这些教师中，有四分之一左右丧生。至于高校教师，1914年其总数刚刚超过1000人，其中260人战死的数字表明，其牺牲者并不仅仅是应征者的四分之一，而是大学教师总数的四分之一强。由于年龄方面的因素，大战对大学生的影响尤其大。比如政治科学私立学校，1914年时有800名学生，由于许多学生应征入伍等原因，1915年初竟只剩下72名，其中三分之一还是外国学生。又如巴黎大学，1914年7月时的注册者有14198人，而在1915、1916、1917、1918年时分别只有3323、4369、4827、5998 人。如果考虑到大战期间女大学生人数明显增长的因素，那么，投笔从戎的男大学生所占比例之高就更可想而知了。【30】不仅如此，在大战中牺牲的大学生，特别是“大学校”，即那些需通过竞争极为激烈的考试才能入学的著名的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相当的多。例如，在阿兰的指导下，在1913年从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学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54名学生中，竟有28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另外，竖立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校园内的烈士纪念碑上刻有239人的姓名，而这些人只是大战期间为国捐躯的巴黎高师应征入伍的历届校友中的一小部分。
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总体战争，各交战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努力绝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征召国内的年轻人披上戎装赴前线打仗。为了能够打败敌人，各交战国必须要动用全民的力量。一战期间出现的新词“国内战线”（le fronTnational）确切地说明了平民投入战争的规模。同时，为了能够打败敌人，各交战国都必须竭尽全力地开发本国的各种资源。这些资源当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经济方面的资源，但是，另一种资源，即思想文化方面的资源也同样极为重要。事实上，法国公众舆论在大战爆发时对宣战所表示的热烈欢迎、广大民众阶层爱国主义情绪火山一般地迸发清楚地表明，法国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
笔者以为，此期法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之所以会像火山一般地迸发，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茹尔·费理（Jules Ferry）【31】的教育改革。自19世纪80年代初费理全力推行教育改革方案，特别是明确地提出了世俗的、免费的小学义务的口号以来，法国的学校开始摆脱教会的控制，教育普及的程度大大提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费理时代以来的小学成功地把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融入了自己的教育之中。当时由欧内斯特·拉维斯（ErnesTLavisse）【32】这位著名的史学大师主编的小学教科书《爱国主义义务》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战争虽然不是多半要发生的，但却是可能的。正因为这样，法国必须保持武装，时刻准备自卫。虽然它有一个同盟者和一些朋友，但首先要靠自己。
保卫法兰西，就是保卫我们生于斯的土地，这是世界上最美丽富饶的土地。
保卫法兰西，我们的一举一动，要像祖国好儿女一样。我们要履行对我们祖先应尽的义务，许多世纪以来，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创建了我们的祖国。
保卫法兰西，我们就是为一切国家的人民而工作，因为法兰西自大革命以来，已经在世界上传播了正义和人道的思想。
法兰西是最公正、最自由、最人道的祖国。【33】
总之，通过几十年的教育，市镇小学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们早已在精神上做好了反德战争的准备。为了自卫，战争是正义的；为了保卫共和国，战争更是神圣的。
在一场无限制的总体战争中，发动大规模的宣传战来增强本国的士气、涣散敌人的军心已日益成为重要的战争手段。大战爆发之后，法国的广大知识分子都迅速地成为了这条没有硝烟的战线的战斗者。8月6日，居斯塔夫·埃尔韦在《社会战争报》上公开地表示：“难道这场神圣的战争，这场我们参加的保卫祖国和保卫各国自由的战争，不是一场真正的社会战争，一场法国民主政体及其盟友反对德国封建军事等级集团的战争吗？在战争期间，我们的口号是：‘43年前，俾斯麦曾在法国给了我们共和政体！我们要为德国人民同样效劳，帮助他们建立德意志共和国！’”【34】埃尔韦后来甚至把自己的报纸易名为《胜利报》（LAVic-toire）。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的教授勒内·皮雄（René Pi-chon）在《两个世界评论》（LaReVue des deux monde）中一连发表了《古代罗马的人道主义与爱国主义》、《蒙森与德国人的心态》等数篇文章，对法国人爱国主义的历史根源与德国人侵略扩张的行径进行阐释。1914年8月8日，著名的哲学大师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政治与伦理科学院宣称，德法之间的战争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斗争。因此，他将致力于社会、伦理与心理学问题的研究，以便完成这样一项任务，即从德国的暴行与厚颜无耻中，从德国对一切正义与真理的蔑视中，揭示出德国在向野蛮状态退化。【35】埃米尔·布特鲁（Emile Boutroux）【36】也在1914年9月的《两个世界评论》上对所谓的“日耳曼精神”进行了思考与剖析。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则利用自己的学术专长在这条战线上为祖国而战。埃米尔·马勒（Emile Male）【37】在1917年发表了《德国的艺术与法国的艺术》。文章将德国艺术对罗曼风格时代与哥特风格时代的所有重要影响予以一笔抹煞。维克多·贝拉尔（Victor Berard）【38】则谴责了德国学术界在荷马史诗研究中的“谎言”。【39】而著名史学家、巴黎大学法国大革命史讲座教授阿尔封斯·奥拉尔（Alphonse Aulard）【40】则极力阐述1893年法国大革命中的爱国者与新的“勇士”（poilus）【41】之间的联系，想借此激励法国士兵的斗志。【42】
在这一过程中，占据巴黎大学与法兰西学院中的重要教席的知识界名流身体力行，起了表率作用。他们发起建立了战争研究与文献委员会，其主席为声名隆隆的史学大师欧内斯特·拉维斯，秘书长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涂尔干编撰了许多该委员会的宣传册，如《“高于一切的”德国》、《德国人的心态与战争》。拉维斯则与夏尔·安德勒（Charles Andler）【43】联袂阐述了“德国人的战争学说与实践”。后者还在《泛日耳曼主义：德国在世界上的扩张计划》（Le Pangerman-isme，ses p lans d'ex p ansioNallemande dans le monde）中谴责了泛日耳曼主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当年属于德雷福斯派营垒的知识精英也积极参与了这一委员会，并成为其重要的成员，其中有法国实证主义史学大师夏尔·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44】、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专家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45】。由此，与全国已实现的“神圣联盟”相呼应，法国的知识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实现了“神圣联盟”。在此也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大多数法国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报普法战争之仇的机会的话，那么，对不少法国知识分子来说，它同样也是法兰西文明向德国思想“复仇”的天赐良机。因为在第三共和国前期，法国的舆论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德国不仅在（普法战争的）战场上打败了法国，而且在思想领域里也打败了法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战爆发前后，许多法国知识分子的态度可谓是判若两人。如另一位法国著名史学家、法国大革命史权威阿尔贝·马迪厄（AlberTMathiez）【46】在1914年2月时还是个和平主义者，并在一份致法国政府的请愿书上签名，要求法国政府放弃一切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努力。但在法国政府宣战后，马迪厄却立即转而为“神圣联盟”辩护，并在《集合号》（Le Rap pel）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讴歌那些血洒疆场的大学生。而马迪厄的同事，曾积极参与民间大学运动的于贝尔·布尔甘（HuberTBourgin）【47】亦在大战爆发后一改战前反对三年制兵役法的态度，并以“战士—公民”为笔名，在《人道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好战的文章。【48】在那时的特殊氛围中，就连向来反对战争、主张人道主义的大作家法朗士也只能随波逐流。1914年9月22日，法朗士曾不顾当时的战争狂热，对报界发表了一个和平主义的声明：“我们不会用任何罪行来玷污我们的胜利，当我们在他们的土地上击败他们的最后一支军队、攻克他们的最后一个堡垒之后，我们将要宣布法国人民以它的友谊接受战败的敌人。”【49】法朗士此话的本意是表示对敌人的宽宏大量，可是战争伊始就高谈友谊显然犯了众怒，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夏尔·莫拉斯在《法兰西行动报》上猛烈地对法朗士进行指责，说他要法国人民用友谊接受野蛮的屠杀者，说正是有了他这样残忍的博爱者人民才白白地流血。与此同时，500多封匿名信像雪片一样向他飞来，对他进行侮辱和威胁。这一切，使法朗士颇感惊慌，不得不在9月28日发表了一则“更正”，表示自己只想获得胜利，拒绝接受不可靠的和平。几天后，他又写信给米勒兰总理要求去当兵，以证明自己是一个爱国的公民。在这之后，法朗士开始汇入了沙文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大合唱。他在《1914年圣诞节》一文中，赞美法国军队士气高涨、官兵平等、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法国的士兵是正义事业的捍卫者，一定会取得胜利。1915年元旦，他又写信给报社，向战斗在前线的士兵们致意，表示“要动员法国的一切力量，军事、经济、工业、物质和精神的力量”来打败德国。4月15日，他再次呼吁在敌人被击败之前决不要媾和，认为此时指实现和平“是一个巨大而危险的错误”，甚至要议会宣布一切建议与德国谈判的人为叛徒。同年法国的国庆日，他又撰文表示，要和士兵们一起战斗到完全胜利。【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