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左派知识分子队伍的再度分化与萨特的激进化
众所周知，1968年“五月风暴”“间接”地导致了戴高乐的下台，【1】1969年4月，在公民投票失利之后，戴高乐宣布辞职，蓬皮杜得以继任总统。从蓬皮杜上台伊始，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蓬皮杜因身患血癌医治无效而在总统任上猝然去世，法国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似乎是“蓬皮杜主义”的法国与“左倾”的法国之间的强烈对比。正如有法国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在10年、15年、20年之后所作的多次民意测验都表明，人们对蓬皮杜时代普遍感到满意，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在一位地位稳固、性情宽厚的领袖领导下的经济发展、秩序安定的时代。然而，这又是一个延续了“五月风暴”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时而天真幼稚，时而深思熟虑——的不断骚乱、对社会提出深深质疑的时代。一言以蔽之，在这一时期，否定之风可谓愈演愈烈。【2】该历史学家还指出：时任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Jacques Chaban-Delmas）【3】在第五共和国最保守的议会——1968年的恐怖中诞生的“无双议会”上所作的关于“新社会”的计划的报告，无疑为左倾分子的抗议活动火上浇油，他们四面出击，强烈地反对一切：教育制度、埃德加·富尔的大学改革、兵役、大众传媒、妇女地位、对同性恋的镇压、监狱监视、疯人院和普通的精神病院。对很多人来说，革命是唯一值得为之奋斗的前景。【4】如前所述，1968年“五月风暴”无疑是战后法国社会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因此，在这场使法国社会和知识分子“着魔”的风暴中，尤其是在这场风暴过去之后，法国的左派知识分子队伍也出现了一些颇为值得注意的变化。
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左派知识分子队伍的再次分化。一些人继续坚持激进的革命态度，甚至主张用暴力推翻戴高乐派政权。他们认为，1968年“五月风暴”之所以“失败”，首先得归咎于法共对于夺取政权毫无准备，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持消极态度；其次，得归咎于由法共操纵的，在法国工人中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法国总工会奉行的“尾巴主义”政策。简而言之，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属于“毛派”，力主用毛泽东的思想指导用暴力手段进行的社会革命。【5】而另一些人则在对“五月风暴”的结果深感失望之余，认为马克思主义“欺骗”了他们。因此，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偶像从阿尔杜塞、毛泽东和马克思转向拉康、福柯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лeкcaндp Coлжeницын）【6】，从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转向公开地反共、反马克思主义。
在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这一新的分化过程中，萨特引人注目地站在了“毛派”知识分子的立场上。
早在运动初期，萨特就对学生们反抗当局镇压的暴力行为予以赞扬，认为这种暴力行为是自卫性的，是被逼出来的。萨特还公开表示了对法共想要阻止事态发展的意图的不满，并驳斥了法共贬低学生运动的各种言论。如针对法共对革命青年“资产阶级的出身”以及“大搞无政府主义”的指责，他指出：“不管属于资产阶级与否，这些革命青年所要求的，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恰恰是民主，一种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成功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我之所以指责一切咒骂学生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学生们表达了一种全新的要求，即对至高权力的要求。”【7】萨特还指出：“我认为，共产党在这场危机中持一种完全不是革命的态度，甚至连改良也称不上。”【8】他认为他们根本不够资格去领导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
不过，在这里要注意的是，萨特在此时与其说要对法共进行最后的判决，毋宁说是想对法共施加压力。萨特的下述言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相信，10年以后，左派目前的所有领导人将什么也代表不了，我看不出这对非共产党构成的革命运动及其左派有任何危险。我甚至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唯一能‘突破’共产党政策的东西，从而使人们能听到仍然留在党内的真正革命者的声音，并迫使党接受新的方向。”【9】
萨特在此期的这种政治抉择，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他在“五月风暴”期间对知识分子的作用所作的思索，以及他对自己原先的知识分子观的修正。
如前所述，在60年代中期，萨特曾反复强调，知识分子是“实践知识的技术员”。由于知识分子始终为知识的普遍性和产生自己的统治阶级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所折磨，因此，知识分子是黑格尔所谓的“痛苦意识”的化身，而正是为满足对这种痛苦意识的意识，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因而可以站到无产阶级一边。然而，“五月风暴”的政治动荡产生的巨大冲击力，促使萨特对知识分子的作用进行了新的思考，并试图提出新的知识分子的概念。在此时的萨特看来，新的知识分子应当从根本上对自己进行自我否定，使自己以一种新的大众化的形象融入民众的斗争之中，从而使“真正的普遍性”取得胜利。显然，正是萨特思想观念上的这一转变，导致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派”知识分子的立场，并利用自己的非同寻常的声望积极支持他们的各种活动。
“五月风暴”期间，法国社会涌现出一大批政治色彩强烈的单页报纸。如《我控诉》（J'accuse）、《人民事业报》（LaCause du Peup le）、《革命》（Révolution）和《国际白痴》（L'I dioTinternational）等。这些只能在街头拐角和大学校园里由热情的“毛派”分子大声叫卖的“地下”出版物对年龄在25岁以下的年轻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一些人甚至在废寝忘食地阅读它们。
在这些小报中，影响最大的首推《人民事业报》，其主办者把自己以及追随者比作反对纳粹德国与维希政权的抵抗运动战士，认为对被资产阶级所占有的法国需要来一次“最后的打击”。1970年4月，领导该报的两位青年编辑让-皮埃尔·勒唐戴克（Jean-Pierre Le Dantec）和米歇尔·勒布利斯（MicheLLe Bris）被拘押候审。同年6月的一天，当法官判他们一年徒刑的时候，学生与警方发生了冲突，并一直延续到次日凌晨。几天后，警方包围了印刷《人民事业报》的印刷厂，将厂主“监督拘留”，并没收了一批印刷品。这时，工人们围住了警车，迫使警察在放了厂主后撤走。7500份报纸则被人迅速而神秘地运走了。在这之前，萨特已同意接替被逮捕的《人民事业报》领导人出任社长。在接任社长领导职务的时候，他公开声明说：“我在担负起领导职务的同时，还要公开声明，一如那些受到监禁的人那样，我完全支持所有反映当今群众中确实存在的强烈情绪的行动，以突出这种情绪的革命性质。如果政府想把我送上法庭，那么它将无法掩盖对我进行起诉的政治性质。”【10】在印刷《人民事业报》的印刷厂被抄的第二天，《人民事业报》用大号字登出了新主编的名字：让-保尔·萨特。是日晚上，经过蒙帕纳斯公墓后面的达盖尔街的行人可以看见，一群摄影记者和电视摄像记者围着一对上了年纪的人，他俩正在向带着购物袋的家庭主妇和下班的人分发《人民事业报》。这就是萨特和他的终生伴侣波伏瓦。萨特亲自在街头分发《人民事业报》的形象后来持久地被留在了人们的集体记忆之中。有关的照片甚至成了描绘法国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经典之作。同年秋天，萨特又兼任了《一切》（Tout）、《我控诉》、《革命》等刊物的负责人。
应当指出，萨特本人并非毫无保留地赞同“毛派”知识分子的观点。事实上，他觉得“毛派”分子的指导思想或某些具体的政策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尽管如此，萨特认为，这些人的事业是正义的，方向是对头的。因此，他决心利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来保护这些刊物，使它们免遭被查封或被勒令停刊的厄运。他在接受《新观察家》记者的采访时还特意表示：“我特别愿意接受这项临时性工作，因为我从中看到一个鼓励各个左派团体进行讨论的办法，不管使他们对立——使我们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对立——的矛盾如何，我们必须为保持对话而竭尽努力。”【11】这表明，萨特是试图促进左派各种力量的团结，以壮大整个左派阵营的力量的。
1971年10月，萨特发表公开谈话，评述由《人民事业报》所组织的法国工人斗争的情况和基本问题。同时，他还在《我控诉》上发表题为《为人民的正义性》的文章，再次表明他支持左派斗争的决心。1972年，萨特为一本毛派著作《毛主义者在法国》写了一篇序言，萨特在这篇序中阐释了他怎样看待毛主义者，以及他同他们取得一致的缘由。萨特说，“毛主义者的自发主义意味着革命的思想源于人民，只有人民通过实际行动使之体现并使之充分发展”。萨特特别强调毛主义者关于暴力、道德尺度的看法，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只能是暴力主义者，因为他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统治阶级拒绝接受的。……一个革命者必须倾向于非法活动。……当资产者宣称按‘人性’道德——工作、家庭、祖国——行事时，他只是在掩盖其固有的背叛道德，并试图腐化劳动者。他永远也不会有道德。他们完全不像工人农民，工人农民在反抗时，是完全有道德的，因为他们不剥削任何人。……左翼的老牌政党还停留在19世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而‘毛派’，以他们反专制的实践（praxis），却在有组织地资本主义时期作为能适应阶级斗争新形式的唯一革命力量——还在初期——出现了。”【12】这一时期，萨特还与“毛派”分子一起下厂下乡。1972年2月，他曾到雷诺汽车工厂的车间进行鼓动宣传。不久，他为了弄清一名该厂的工人、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分子皮埃尔·奥维内（Pierre Overney）在工厂门口散发传单时被枪杀的事实真相，又特地赴该厂进行调查。【13】
从1972年秋天起，萨特开始致力于创办《解放报》（Libération）的工作。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个人资金，甚至也顾不上《现代》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他的心目中，这份新的报纸应该实际参与民主政治，是一份“人民的”报纸。同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就是该报不应该像《人道报》那样，成为党的喉舌。次年1月，萨特在巴黎记者招待会上介绍《解放报》的宗旨和方针。接着，他又与未来的《解放报》编辑部的成员一起到里昂举行了又一次记者招待会，进一步阐明这份报纸的宗旨。
1974年3月，在法国举行新的总统选举前夕，萨特又引人瞩目地发表了《造反有理》一书。【14】这本以毛泽东的名言作为书名的新著收集了萨特自1972年11月至1974年3月为止的政论性演说和谈话。它体现了萨特此期在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方面的进一步激进化。在这些谈话中，萨特主要讲述自己的政治生涯，力图阐述1968年以来左翼思想状况，以及他与政治的关系。在他看来，参政也有理。政治生活是一种你不找它，它却总是上门找你的东西。一个人要想真正摆脱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
该书中题为《造反有理》的这次对谈，是在1972年12月进行的，与萨特对谈的有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和菲利普·加维（Philippe Gavi）。访谈一开始，萨特就提出：“对你们来说，当然是实践先于理论。理论如果存在，则据实践而产生——完全合理的思想，我们都以某种方式拥有这一思想——但是实践本身包含某一思想。重要的是行动，行动自身则被思想作为推论的基础。于是，我们想知道你们如何在一定时机预见某项活动。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你们怎样构思口号、设计标语，就一定的活动而言，你们的战略观和策略观是什么——我们选择其中任何一个。你们如何随着十分特殊的活动从你们在某个地方没有行动的时刻转入你们行动的时刻。”【15】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萨特力求把“造反（révolte）”与“理性（raison）”联系起来，强调造反与理性间的关系是政治与理性间的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为此，他主张“造反有理（ONAraisoNde se révolter）”。造反是发动反抗行动，这一行动是为了实现造反意图。造反要求造反者理智地运用和控制造反权（pouvoir de révolte），有理由有道理地进行，这就是造反理性。造反是一种行动，因此，造反理性就是行动理性或实践理性。
跟前一时期一样，此期的萨特并没有把自己的社会活动局限于从事反对本国非正义社会势力的斗争，而是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国际领域。
1968年10月，萨特会同罗素等西欧国家著名的知识分子，签署了一项声明，严厉谴责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领导人秘密达成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默契。声明写道：“苏美领导人的秘密使节威胁着人类的自由和主权。为了维护真理，必须充分揭露和击败美国资本主义和苏联官僚之间所维护的共同利益。”【16】1969年8月，当萨特在罗马获悉美国宇航员成功地登上月球的消息时，他一方面肯定这是“技术上的胜利”，另一方面也指出：当我们为我们在地球上的人类罪行如越南战争而感到耻辱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太大的理由为我们征服了月球而自豪。【17】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萨特还积极支持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争取基本人权和自由的斗争。随着萨特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的日益激进化，他甚至在1974年底直接支持西德恐怖分子组织“赤军”的活动。在他的再三坚持下，西德政府不得不同意萨特探望被捕的“赤军”领袖。萨特在探监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他并不赞同“赤军”在西德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所实行的战略原则，但他支持他们作为革命者的活动。他还说，他同情一切被监禁的革命者，强烈抗议监狱的极其恶劣的条件以及对被监禁者所施行的一些不人道的措施。1975年5月，作为“罗素法庭”执行庭长的萨特在越南战争结束之际，向记者发表了谈话。萨特在总结了“罗素法庭”自成立以来的活动之后，对记者们表示，他所作的每一个抉择都是对自己世界的扩展。因此，他的行动不只限于法国。他所从事的斗争是世界性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