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战前夕民族沙文主义知识分子的甚嚣尘上
德雷福斯事件后期，因在两大营垒的斗争中连连受挫，包括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内的反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曾经一度有所收敛。然而，在德雷福斯事件结束后不久，随着战争威胁日益逼近，尤其是在法德矛盾更形尖锐的背景下，极端民族主义与普法战争后法兰西民族中始终存在的收复失地、对德复仇的潜意识相结合，民族沙文主义在法国一时甚嚣尘上。在这一过程中，原来属于反德雷福斯派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莫拉斯、巴雷斯等人的气焰尤其嚣张，起了很大的作用。更有甚者，一些原先站在德雷福斯派营垒中的知识分子斗士，如夏尔·佩居伊等也成为民族沙文主义的鼓吹者。
在这方面，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首推以夏尔·莫拉斯为首的“法兰西行动”（ActioNFran？aise）。其首领夏尔·莫拉斯是一个双耳失聪的来自普罗旺斯（Provence）地区的诗人，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崭露头角。莫拉斯多年热衷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造诣极深，而对其身处的现代世界却极为厌恶，他认为，在他所生活的年代，天主教的、具有拉丁传统的法国已经蜕变为新教徒、犹太人和外国佬的（métèque）法国。莫拉斯对产生于法国大革命的现代社会的厌恶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家庭，尤其是母系家庭成员的影响。具体而言，他的外祖父是一位狂热的正统主义者，而他的母亲则从小就生活在对大革命深感痛恨与恐惧的环境之中。与此同时，反德雷福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律蒙的反犹主义言论对年轻的莫拉斯的思想也影响很大，后者对前者写给他的信中的名言：“如同巴黎统治着法国，犹太人正统治着巴黎”深信不疑。【1】莫拉斯同时还是一个咄咄逼人、令人生畏的小册子作者和新闻工作者。他的追随者认为，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哲学家，他的“天才”便是他有本事去仇恨，并以他那恶毒、尖刻的笔调煽动公众的仇恨。
早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莫拉斯就力图创办一份价格低廉，并以反犹太主义、反议会制度和倡导法兰西传统为宗旨的日报，但由于资金方面的原因，一时未能如愿。因而，他在1899年8月先创办了一份名为《法兰西行动》的杂志，并直到1908年才将该杂志改为《法兰西行动报》（L'ActioNFran？aise）。尤其要指出的是，莫拉斯有一种把善于煽动事端的文人聚拢在自己周围的本领。在这类文人中，其最突出的代表有三：一是19世纪的大作家、《最后一课》的作者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的儿子莱昂·都德（LéoNDaudet），【2】当时他被人称为巴黎最擅长骂街的“笔杆子”；二是性格古怪但却才华横溢的保王派历史学家雅克·邦维尔（Jacques Bainville）【3】；三是先以擅长撰写抨击性文章著称，后又以小说《在撒旦的阳光下》轰动法国文坛的乔治·贝尔纳诺（Georges Bernanos）【4】。就是在这些文人的配合下，莫拉斯把自己主办的日报《法兰西行动报》办成了巴黎文笔最生动的报刊，其读者不仅有出身名门、具有右派思想的上层阶级人士，特别是军官和主教们，而且还不乏作家、新闻记者、高级常任官员、律师和医生，甚至还有不少是大学里的焦躁不安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由此，《法兰西行动报》对法国知识界的动向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它成功地使不少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追随者。【5】
著名民族主义作家巴雷斯继1897年出版总题为《民族精力的小说》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离乡背井的人》，又于1900年和1902年分别出版了该三部曲中的第二、第三部《向军人发出号召》（L'AppeLau soldat）、《他们的嘴脸》（Leurs figures）。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在三部曲的第一部中，巴雷斯的民族主义思想还只是初露端倪的话，那么，在这一新的两部曲中，其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已昭然若揭。更有甚者，巴雷斯在创作这新的两部时，还力图从理论的高度对民族主义进行阐发，并在1902年抛出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民族主义的舞台与学说》（Scènes eTDoctrines du nationalisme）【6】。不久之后，随着法德关系更趋紧张，战争威胁日益严重，巴雷斯为了进一步地煽动收复失地、对德复仇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创作了以《东面的支柱》（Les Bastions de l'Est）为题的系列作品，其中包括1905年出版的《在德国军队中服役》（Au service de l'Allemagne）和1909年出版的《柯丽特·波多什，麦茨一少女的故事》（Colette Baudoche：Histoire d'une jeune f ille de Metz）等，这些作品多以洛林为背景，并触及法德两国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在当时甚为敏感的问题。由于巴雷斯的作品在当时拥有非常可观的读者群，其在青年，尤其是青年大学生中的感召力极强。故此，就个人而言，此期的巴雷斯是大战前夕法国民族沙文主义最有力的推动者。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坚决地站在德雷福斯一边，并使自己所开的书店成为德雷福斯派作家的活动中心的夏尔·佩居伊此时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积极鼓吹者。他除多次以其故乡奥尔良（Orleans）的圣女贞德（Jeanne d'Arc）为题材创作宣扬民族沙文主义精神的戏剧与诗歌外，还在自己的一篇著名文章《银钱》（L'Argent）里，公开地对主张国际主义、坚持反对战争立场的饶勒斯进行了指责。后来，他又在其他文章中把饶勒斯看作是德国的代理人。更有甚者，佩居伊一次在其主办的《半月丛刊》（Cahiers de lAQuinz aine）编辑部里和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等几位朋友聊天时，竟杀气腾腾地宣称：一旦宣战，我们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枪毙饶勒斯。【7】
关于佩居伊此期的政治态度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学界至今尚无令人满意的解释。笔者认为，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佩居伊传》中对其老友的分析或许会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罗曼·罗兰认为，在佩居伊引人注目地从社会主义向右转到民族主义之前，他的精神面貌就已经充满了矛盾和两重性。换言之，佩居伊的思想观点向来就有折衷主义。他想把势如冰炭的东西搅和在一起。例如，佩居伊在很长的时期中，既是一位坚定的共和政体的拥护者，同时又是一个同样坚定的天主教徒。罗曼·罗兰在把佩居伊称为“信天主教的雅各宾党人”时，甚至引用了当时的史学大师拉维斯对佩居伊的调侃之语：“佩居伊吗？他把巴黎公社的煤油用圣水兑稀了。”【8】笔者管见，至少有三点因素在促使佩居伊向右转的过程中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其一是对德雷福斯事件的结局的失望，尤其是对因德雷福斯派获胜而在政界、知识界身居高位的“昔日的战友”在后来的所作所为极度反感；其二是对改良社会主义的幻想的破灭；其三是在德国的威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对祖国命运的担忧。
诚然，这些集结在民族沙文主义旗帜下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其诉求的政治目标更是五花八门，如莫拉斯主张复辟君主制，认为只有君主政体才能制止法国的衰落，拯救法兰西；巴雷斯力倡以专制集权的共和国取代议会制的共和国；而佩居伊则力图把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起来。然而，他们却无一例外地叫喊战争，鼓吹对德复仇、对德战争、收复失地、扩张殖民地，把矛头对准一切德国人和所谓的“坏法国人”。他们对法国在摩洛哥危机【9】中的让步深感耻辱，认为避免战争并不一定要下跪，与其屈服，不如和德国人拼个鱼死网破。这些极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这种好战政策并未被所有法国人接受，因此他们把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甚至在对外政策上奉行忍认政策的人统称为“坏外国人”。这些知识分子还采用各种手段扩大自己的影响。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报刊大造战争舆论，利用文学作品极力煽动民族情绪，尤其是侵蚀青年的灵魂。为此，他们频频采用所谓的调查、科研的手段，夸大法国受德国威胁的紧迫性，声称德国对法国的威胁同时来自“大陆、海洋、殖民地和经济方面”。他们还到处宣扬法国青年的好战情绪。例如他们宣称，根据政治科学私立学校的调查可以确定，（法国）青年人不害怕战争，并渴望行动。“法兰西行动”甚至利用摩洛哥危机，在巴黎里沃利街（Rue de Rivoli）贞德塑像前和在协和广场的麦茨（Metz）和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象征塑像前多次举行示威。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奉行和平外交的政府总理约瑟夫·卡约（JosepHCaillaux）【10】更是成了法国极端民族沙文主义知识分子攻击的头号目标。在对卡约进行肆意攻击的人当中，表现得最为猖獗的是法国当时主要的保守派日报之一《费加罗报》的编辑加斯东·卡尔梅特（GastoNCalmette）。1914年1月，卡尔梅特发表了一系列署名文章攻击卡约，指责卡约的对德政策已达到叛国的边缘。这些文章所用言辞之粗暴、尖刻，甚至使对报纸上的谩骂文章本已司空见惯的巴黎人都为之咋舌。为了进一步搞臭卡约，卡尔梅特甚至在报上发表了卡约在尚未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结婚前写给她的几封充满激情的情书的复制件。当时他们两人一个是有妇之夫，一个是有夫之妇。这种攻击对于卡约的第二任妻子来说实在是太过分了，以至于怒不可遏的她在同年3月16日携枪来到《费加罗报》编辑部的办公室，对卡尔梅特的腹部连发了六颗子弹。此事在当时震惊全法，同时亦使卡约的政治形象严重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