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朝统治下的太原
1.行政区划
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设立太原路总管府，元定宗时改为河东北路行省。元大德九年（1305年），因太原发生大地震，故改为冀宁路，取大地安定之意。太原设置有一级行政机构“录事司”。全路设管领司一：太原；十县：阳曲、文水、平晋、祁县、榆次、太谷、清源、寿阳、交城、徐沟；十四州：汾州、石州、忻州、平定州、临州、保德州、崞州、管州、代州、台州、兴州、坚州、岚州、盂州。
元政权在今山西境内实施的主要政策大致为：（一）军政分离。兼任军政双职的降蒙地主，只能任其中一职，另一职务必须解除。（二）开科取士。元太宗九年（1237年），朝廷“试诸路儒士”[18]。当时，太原亦设立考场。（三）任用大批北方汉人入朝为官。元代在官员任免上既采用蒙古世袭制，又采用汉族的官员品级制。之后，为制约官员的违法行为，又采取了罢侯置守，即让官员异地为官。（四）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当时太原重建文庙和学校，令儒学教育步入正轨。[19]
2.农业的破坏与恢复
元朝虽占据了宋金富庶之地，但面对的却是“地著务农者，日减月削，先畴畎亩，抛弃荒芜”[20]，“中原膏腴之地，不耕者十三四；种植者例以无力，又皆灭裂卤莽”[21]的衰败景象。历经金元战乱的太原，更是民生凋敝。金代单是太原府就有165863户，而元代整个河东北路才有75440户。而且，蒙元初立国时，各路、州、县官吏皆为世袭。数十年来，他们世代相传，尽专兵民财赋之权，视辖境为领地，人民如私奴，任意盘剥欺压。当时的太原便是“官世守，吏结为朋党，侵渔贪贿，以豪强相轧，其视官府纪纲及民疾苦殆土苴然，而贫弱冤抑终莫得伸”，“赋役素无适从，官吏狼狈为奸，赋一征十，民不胜其困，故多逃亡”[22]。
其后，以忽必烈为代表的元朝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23]，故而采取了一系列的兴农措施。首先，中统元年（1260年）五月，忽必烈立十路宣抚司，整肃吏治，监督各路诸侯。太原路宣抚使张德辉“搜剔吏弊，遴选官属，庶政一新”，“阅实户编，均其等第，出纳有法，数十年之弊一旦革去”[24]，实为当地六十年不见的太平官府。其次，督促地方官员以鼓励农桑为己任。同时，召集逃亡流散的百姓回归故里，开垦荒地。再次，诏令禁止蒙古贵族强辟农田为牧场。当时太原的蒙古贵族就曾强占良田，用其放养一万多匹马。在朝廷的严禁之下，霸占的农田得以清退，放养的马匹也减至一千匹。
这些兴农措施的有效实施，使元代初期的农业发展呈现出一派良好景象。太原地区的农业发展也甚是欣欣向荣。延佑五年（1318年），孛术鲁羽军就有诗描绘太原晋祠一带稻谷遍野的景象：“水利万家丰稻亩”，“稻胜历落挂齐疆”。余阙在《青阳先生文集》卷三《梯云庄记》中也描绘了太原百姓安居乐业，农田丰收的景象：“晋地厚而气深，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岁可以无旱。其地之上者，亩可以食一人。民又勤生力业，当耕之时，虚（墟）里无闲人，野树禾，墙下树桑，庭有隙地，即以树菜茹麻枲，无尺寸废者。故其民皆足于衣食，无甚贫乏。家皆安于田里，无外慕之好。”
虽然元代初期农业得到一定的恢复，但由于蒙古旧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积弊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元代中期之后，农业逐渐衰败。蒙元时期，农民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榨和剥削。农田实际耕作者——佃户，不仅要缴纳朝廷规定的地租，更得遭受贵族、官僚、豪商的横征巧取。不堪重负的佃户，最后只得踏上逃亡之路。史载当时的佃户“才至秋成，所收子粒，除田主分收外，佃户合得粮米，尽数偿还本利，更有不敷，抵当人口，准折物件，以致佃户逃移，田地荒废”[25]。元好问在《寿阳县新学记》中也说：“吾行天下多矣，吏奸而渔，官酷而屠，假尺寸之权，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由此也不难看出当时太原百姓生活之困苦。此外，自然灾害也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发展，除旱灾和蝗灾等主要灾害外，大德七年（1303年），太原发生大地震，“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压死不可胜计”26。此次地震一直延续到大德十一年（1307年）。
3.手工业的发展
元代太原的铁矿冶炼业十分发达。元朝在太原专设铁冶提举司管理炼铁。太原的大通冶铁生产的云子铁为贡品，其年贡量可达五万公斤。另外，太原还设有军器人匠局，制造兵器。
元代太原的制瓷业也有一定发展。今太原城中古关帝庙屋顶的琉璃兽头应为元代原物[27]。此兽头和明代以后的作品明显不同，它形体平斜，颈部弯曲度小，眉目的凹凸感不强。
当时太原生产的葡萄酒也非常有名，是作为朝廷贡品的，而且还得到了欧洲人的赞美。《马可·波罗游记》中描写到“我们……又见许多好看的田地有大葡萄园，酒则贩运到契丹各处不产酒的地方”[28]。《草木子》中也有记载：“每岁冀宁等路造葡萄酒，八月至太行山中，辩其真伪。真者不冰，倾之则流注。伪者杂水而冰凌而腹坚矣”。
元代太原的制盐业应有一定的发展。至元年间，“太原民煮小盐，越境贩卖，民贪其价廉，竞买食之，解盐以故不售，岁入课银止七千五百两。请自今岁增五千两，无问僧道军匠等户，钧出其赋，其民间通用小盐从便”[29]。
4.商业的恢复与发展
“路”是元代地方最高一级的城市，路级治所均设有“录事司”。该机构为一级行政机构，与州、县并辖于路，职能为“掌城中民户之事”。由此可知，“录事司”的设置是为了适应城市民户的增加和随之而来的繁冗事务，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情况。太原，便是元代设有录事司的城市之一，可见元代太原商业之繁荣。
当时太原从事商贸活动的，除了农耕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之外，还有西域商人。他们将各地的货物集中运到太原，再从太原转往其他地区。可以说，太原是当时连接西北各地与中原地区的商贸桥梁，是一个大宗货物的集散地。《马可·波罗游记》中就记载到：当时太原城中“人烟极为稠密。路上常有成群的旅客，所有人民皆互相亲爱。路上人多，是因为有许多货物，在各城市中间转运不息，因每城市里有定期机会的缘故”。“这城市很大，很华丽。城中工商业皆很繁盛。大可汗军队所需要的军装，大半皆是在这城中制造的”，而且太原城郊也是“买卖工业，皆极繁盛”。
太原城中除民商外，还有官商。按照元政府规定，官商与民商的经营领域也有不同：金、银、铜、铁等矿产与部分铁器和盐等，由政府直接经营；盐、茶、铅、锡等，政府先卖给商人，再由商人到市场上买卖；部分金、银、铁矿由商人经营，政府从中抽利。
繁茂的商业让太原的税收遥遥领先于山西其他地区，同时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个高税收城市之一。据《元典章》记载，今山西地区的潞州、河中府、汾州等地的税收在五百锭银以上，大同地区的税银在三千锭银以上，而太原的税银就达到五千锭银以上。
5.宗教的发展
元朝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是开放的、兼容并蓄的，因此，各种宗教在元代都有所发展。当时，太原地区活跃的宗教主要有道教和佛教，另外还生活有少量的聂思脱里教徒。
元代时期，因全真教长春真人丘处机曾远赴中亚为成吉思汗讲道，故该教派在金末元初以及元代统一全国后，都能够在北方长期维持“设教者独全真家”[30]的局面。至元世祖忽必烈时，曾随丘处机远赴中亚的十八弟子之一的披云真人宋德芳被任命为全真教提点，主持山西醮事。当时，宋德芳的主要活动地就在太原，且在太原龙山历时六年修建了龙山道教石窟。
佛教在元朝也获得了极大发展。据史料统计，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时，全国寺院有24000余所，登记在册的僧尼有21万余人。太原地区的佛教也极为兴盛，许多庙宇佛堂纷纷修建、扩建和维修。如修建于元代的清徐县的小峪寺、元代扩建的娄烦县的熙真观、元代两次维修的阳曲县佛堂寺等。
聂思脱里教，即为基督教，“聂思脱里教”是辽金时代的汉人根据原名音译而来的。唐代，此教就曾传入中国内地。至元，西北边地信奉聂思脱里教的部落被成吉思汗所灭，其部民随之散居全国，聂思脱里教再次进入国内。元代聂思脱里教的分布仍以西北地区为重，但聂思脱里教在大都的势力也颇大；而且今山西大同还有聂思脱里教的主教[31]，因此距离大都和大同颇近的太原也居住着若干聂思脱里教徒[32]。
6.医药发展
元代太原所产药材得到太医院的重视。据《元一统志》记载，每年都有太医到太原采收药材，或是由太原本地医官采集入宫。忻州麝香是专门入贡之物。太原出产芍药、黄芩、苍术、黄精、柏子仁、甘草、菖蒲；盂县出产茯苓、茯神、蜂房；寿阳出产款冬花、大戟、蜂房；崞县（今原平市）出产远志；岢岚出产知母、龙骨、麝香、蜂蜜。
此外，太原地区还设立有医药机构。汾州人任东卿便任医药机构的“都元帅行军太医提领”，就是随军医师的领导。繁峙县王兆“以药院僻远，负郭东北有别墅”[33]，说明当地已有医药机构。
元代太原名医辈出。任东卿，汾州人，其父任志愈已是名医，而且医德医风极好。后来，任氏奉职于元睿宗帐下。常中，太原人，其父曾是安西王府医药提举。其任御医十年，善眼科。王宜之，太原人，至元初年在京师供职于太医院，官至医学提举。
元代文人也热衷于医药，最著名的是儒医元好问。其“家中所藏多医书，往往出于先世手泽”。21岁时，嗣父元格“疽发于鬓”，被庸医误诊而死。因此元好问深感“为人子不知医，其受祸乃如此”。从此，他精心钻研医学，终成一名医术颇高的儒医。其根据自身用药实践，辑成《元氏集验方》一卷，惜这本珍贵的医药学著作未能传世。此外，元好问为名医李皋著写了《伤寒会要引》和《李氏脾胃论序》以及为定襄名医周献写了《周氏卫生方序》。元好问在《伤寒会要引》中褒扬了李皋高深的医学造诣和高尚的医德；在《周氏卫生方序》中指出：“窃谓医药大事也，古人以药犹兵，然兵杀人之器，善用之者能以杀人者生人，不善用之，则反以生人者杀之。世之君子，留意于性命之学者，良有旨哉！”反映了元好问对医学的慎重态度。元好问为医学著作所作的序引，绝非一般的应酬之作，其中贯穿了元好问的医学思想，反映了元好问医学造诣的深厚，是元好问对传统医学的贡献。
元好问晚年撰写的笔记文集《续夷坚志》中录有中医药方9种，并记有药方的来源、功效及他本人亲自验证的临床效果，具有极高的医药学价值。《续夷坚志》卷二《救熏死》记载的是民间急救煤气中毒的偏方。同卷《神人方》是驱治肠道寄生虫的特效药方。《背疽方》记载了两付专治毒疮的中药配方，元好问“得于家塾，为人医道，皆有百验之效”。卷三《延寿丹》是一种辟谷药，据说服用此药可长期不饿，而且此药还可医治箭伤、鱼骨鲠喉等外科伤病。《揩牙方》是保护牙齿、预防牙病的药方。卷四《梦灵丸》是治白内障的中药丸。除上述药方外，《续夷坚志》还有其他一些有关医学的记载。卷三《不食而用》《右腋生子》《人生尾》记疑难病症；卷二《生子两头》记连体婴儿，《骈胎》记双胞胎和三胞胎，具有一定的科学性。[34]
（三）元末太原混战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天灾频发，百姓不堪生活困苦；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反元起义，各方势力也趁乱而起。比邻元大都的太原更是各方势力角逐的中心，因此连年兵荒马乱、军阀混战成为此期太原的主要形势。
1.红巾军反元斗争
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红巾军在亳州（今安徽亳县）建立政权——宋。至正十六年（1356年）九月，红巾军发动了著名的三路北伐，意欲一举推翻元朝。至正十七年（1357年）九月，由关铎、潘诚等率领的中路军由太行山进入山西，连克泽州、潞州，在进攻太原时却被元朝守将察罕帖木儿击退。至正十八年（1358年），关铎、潘诚再度领中路军逾太行山，攻克上党，攻掠平阳（今山西临汾）和太原，连下云中（今山西大同）、代州（今山西代县）后，随即南下。红巾军克辽州（今山西左权）后不久，即被察罕帖木儿击退，只得退守太原。此后，红巾军南下时遭察罕帖木儿伏击，损失惨重，而退守太行山的通道又被察罕帖木儿堵塞，红巾军只得退出山西转攻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