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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民国:省城风云(2)

阎锡山“保境安民”策略即“不与外人相争”,保持中立,致力于对山西的治理。1918年4月以后,阎锡山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民德”乃指信、实、进取、爱群;“民智”即重视国民教育;“民财”是重视农、工、商、矿。具体而言,“用民政治”以“六政三事”为中心,主张推行水利、蚕桑、植树、禁烟、天足、剪发等六政,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等三事。阎锡山认为行政之本在村,从而推行“村本政治”,以村为施政的基本单位。他改编村制,设村长、村副、闾长、邻长等代行警察职权,对每人的财产、职业、行为都要进行登记和监视,以达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8];同时,加强行政管理,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成立“保卫团”对青年进行军事训练。阎锡山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为备战积极扩军。从1917年到1930年,他先后四次扩军,使晋军由7000人猛增到20余万,将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还在太原开办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在太原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军事工业体系,这一体系后来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太原军事工业的基础。

阎锡山在政治地位稳固和山西政局相对稳定之后,开始扩建和改建督军府。1911年10月29日辛亥革命太原首义之后,阎锡山就任山西都督进驻抚署,改称督军府,成为山西的政治中心,从1918至1945年间对其进行了数次扩建和改建。改建后的督军府大院仍沿明清布局,坐北朝南,中轴线上与门楼相对的四栋建筑分别为一楼(原大堂)、二楼、三楼(原穿堂、二堂),其后四楼、清御书楼、自省堂(梅山会议厅)、进山楼(梅山钟楼)。轴线两侧对称建有廊楼等附属建筑,总占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南大门改建成为重檐歇山式二层中式门楼,红门红柱、绿瓦白墙、雕梁画栋,十分雄伟壮观。西偏院在南厅西南,新建方形庭“中和斋”。东花园中部花园凿鱼池、架小桥、筑凉亭,叠假山与崛园门相对,各庭院均有回廊相连,门洞相通。“梅山钟楼”位于省府西北隅,原本是明、清时为巡抚衙门放煤的地方,因煤多似小山,故称“煤山”;清光绪年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扩建为“梅山”。民国时在其原基础上建成山景园,并将其改称“进山”,在山顶部建有“进山钟楼”,上有自鸣钟。民国期间,进山钟楼一直是山西的标志性建筑。从1920年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里,阎锡山军政府的高干成员们每周都要在进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馆”和山前的自省堂学习讨论两次,即“进山会议”,这一会议对阎锡山的思想发展以及他的治晋策略都有重要影响[9]。“自省堂”现为山西省人民政府梅山会议厅,位于御书楼后,“自省堂”堂额乃康有为所书。堂内有仿颜体“悔过自新”四个大字。“自省堂”后檐悬有傅山先生亲书的“可以栖迟”横匾一块。新中国成立后,阎锡山督军府成为山西省人民政府所在地,一直沿用至今。

阎公馆,位于新民北街省军区招待所内。大门后正中是大影壁,东侧通过月亮门可进入花园,西侧是一牌坊式仪门,过门即入宅院,宅院一连三进主院。大厅均为卷棚顶,面阔五间,东西两侧不设厢房,全为半壁长廊,三进主院的两侧均设偏院,偏院房屋均三间,也不设厢房。主院、偏院及长廊建筑均雕饰彩绘,金碧辉煌,是一座典型的大型传统宅院,现保存完好,是市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

阎氏家宅,位于现今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属阎锡山直系亲属住宅区。阎执掌山西期间,其直系亲属成为军政要员,在太原城南华门东四条构筑豪宅,除中式建筑以外,还构筑西式建筑。现存楼房两栋,坐北朝南,占地面积各约150平方米。东侧楼房三层、西侧二层,合计房屋近20间。现为市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目前被省作家协会占用。

万字楼,兴建于1930年—1937年,位于太原市文瀛公园文瀛湖畔,是太原现存最完整的飞檐木结构古建筑,因俯视其楼格局像佛教中的“卍”字而得名。万字楼落成后被阎锡山命名为“子明图书馆”,作为给其父的寿诞贺礼,日伪时期遂沦为日本人的声乐场所。万字楼是一座二层楼阁式建筑,采用仿清式歇山顶做屋顶,其他结构和门窗则是民国年间最为流行的西洋式样。

阎锡山韬光养晦、休整经营,使山西的民生经济逐渐安稳,晋军力量也进一步壮大。野心勃勃的阎锡山于1924年“出山”,在军阀混战中亟谋固位。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晋军挥师石家庄阻截直军北上,为段祺瑞出任北京临时执政提供了重要支持。1926年反奉战争失败后,张作霖占领北京,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握手言和并赶走段祺瑞。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迅速击溃南方防线进入长江流域;而原属北洋军的冯玉祥于同年9月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与南方的革命军在中原会师。在此期间,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三方曾先后派人游说阎锡山,老谋深算的阎权衡利弊之后,答应与革命军合作。1926年12月,阎锡山派赵丕廉南下南昌向蒋介石转达归顺意见[10]。次年4月,阎锡山宣布废除北京政府任命的“山西督办”名义,改称晋绥军总司令,同时改组军政府,示意军政人员加入国民党。同年6月,阎锡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太原全城悬挂青天白日旗,并通电全国表示服从“三民主义”。不久,阎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为了打压抑制冯玉祥,1928年春,国民政府相继授予阎锡山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职;当年6月,阎被任命平津卫戍总司令,接收天津和北平;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内政部长。到北伐结束时,阎锡山已经掌握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市的军政大权,势力如日中天。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阎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其后第四届、第五届获得连任。至此,阎锡山达到了此时期权力的顶峰,实力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相比肩,雄踞华北。

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此时蒋介石以北伐战争结束后需缩编军队、削减军费开支为由,于次年年初召开编遣会议,实质上是要打压异己、消灭政敌,这一举动无疑触怒各军事集团,并使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1930年初,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张发奎以及“西山会议派”等全国反蒋势力聚集太原;同年3月,阎、冯、李联合发布倒蒋通电,表示要以武力反蒋;随后阎锡山自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亦开出阎党籍并通令缉捕。5月11日,中原大战爆发,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在津浦、陇海、平汉线上,以晋军为核心的反蒋战线陈兵70万,蒋介石出兵30万,战争持续至1930年11月。战争初期,反蒋联军战局有利,然而到当年8月战局失势,蒋军全面反扑,反蒋联军节节溃败。于是,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部扩大会议”,另组“国民政府”,推选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为委员,以阎为国民政府主席。9月9日,阎宣誓就职,并发布《太原约法》。9月18日,一直处观望状态的张学良见局势有利于蒋,遂通电拥蒋,挥师入关。联军面临南北夹击之势全面崩溃,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阎国民政府”宣告解体,阎锡山宣布下野,12月败逃大连。此次内战时长六个月之久,死伤30余万,国力耗损,各方均元气大伤。

蛰居大连的阎锡山依然遥控山西,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太原学生于12月18日举行“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镇压,学生穆光政被枪杀。阎锡山利用此次事件查封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并逮捕其负责人。1932年,国民党内部蒋、汪合流,出于反共的需要,蒋与阎“捐弃前嫌、团结御侮”,并任命阎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从此,阎锡山东山再起,重掌晋、绥两省大权。

复出的阎锡山打算“重整山河”,一面向蒋介石表示绝对忠诚以打消蒋对他的猜忌;一面积极充实自己的割据实力,提出“造产救国”。1932年4月,阎锡山在太原成立了省政设计委员会,阎自任委员长,提出《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1933年开始实施。省政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整改山西省银行;成立四银行号和实物准备库;修筑同蒲铁路;发展省营经济;创办官僚资本企业西北实业公司等。“省政建设”对于山西经济从中原大战的沉重打击中摆脱出来,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山西经济的发展,为初期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而且使山西走上近代工业的发展之路。太原作为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城市的地位,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二)工商业发展

辛亥革命后,从1912年至1930年间,是太原商业普遍发展和壮大的阶段[11],商业区逐渐由大南关、南市街一线东扩。建于1921年的开化市商贾云集,成为当时太原最热闹的市场;钟楼街、柳巷、桥头街一代有诸多成衣店、照相馆、鞋帽店,几乎寸土寸金。1930年阎锡山中原失利,为了筹集军费,山西省银行滥发纸币,导致晋钞贬值和物价下跌,太原商业日益萧条,各行业纷纷歇业倒闭。日伪统治时期,太原商业濒临困境。1947年之后,阎锡山推行“兵农合一”政策,各商号业者不仅是常备兵,而且还要缴纳各式“摊派”。民国后期的太原经济命脉都控制在以阎为核心的官僚资本家手中,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各商号只能苟延残喘,逐渐面临绝境。

民国时期的太原工业一直以重工业和军火工业为主,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至1931年间,都有较好的发展;从1932年至1937年日寇占领太原之前,工业取得了长远发展,不仅强化了山西的国防军事力量,也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太原作为华北工业基地的基础。这一时期工业的主持和管理部门为西北实业公司。

1.太原兵工厂,其前身是建于1898年的太原机器局,位于太原市胜利街中段北侧,当时以修理枪械为主,1914年阎将其易名为山西陆军修械所。1917年扩充设备并开始制造铜元,之后发展为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太原机械所壬申制造厂。其中以太原兵工厂时期规模最宏大,设17个分厂,主要负责军火生产,与沈阳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并称民国史上的三大兵工厂。为了避免被国民政府接管的风险,1934年阎锡山将其划归西北实业公司管辖,从官办变成了民办,设置西北机床厂、西北铸造厂、西北制造厂、西北水压机厂等数家大厂,占地面积60万平方米,厂房2000余间。1949年后,原生产枪炮车间划归山西机床厂,修理机车车辆工厂划归太原市机车车辆厂。现旧址范围以内,仍有1914年至1931年前后建厂房数十间,占地面积5000余平方米。

2.西北实业公司,建于1933年8月,原址位于太原市北肖墙1号。中原战败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提出“造产救国”的“省政十年建设规划”,西北实业公司应运而生,形成了包括钢铁、燃料、电力、机械、化学、建材、纺织、兵工、造纸、卷烟、火柴、皮革、面粉等轻重工业、国防工业在内,拥有两万员工的大型工业企业。西北实业公司的宗旨,原意是立足山西、着眼西北,首先开发山西,然后逐及西北诸省。可惜日寇占领太原后,西北实业公司的设备及资产几乎被劫掠一空;抗战胜利后,西北实业公司更名“西北实业建设公司”,生产军用品和民用品。从创建到1937年这段期间,堪称解放前太原工业较正规较齐全的时期,西北实业公司在山西近代工业发展历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银行与铁路

在阎锡山统治太原的38年时间里,太原的银行、银号、钱庄、当铺等行业达到二十多个机构,而且基本属于官办的金融垄断机构,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山西省银行。

山西省银行,位于太原市杏花岭区鼓楼街,其前身系1912年创建营业的山西官钱局,1918年筹组,次年8月正式开业,首任经理为阎维藩。山西省银行曾一度垄断山西纸币的发行权,并在天津、上海、北京、汉口、石家庄、保定、绥远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发行货币;业务涉及存、放、汇、买卖金银等活动。山西省银行曾三次发行晋钞,依靠官办信用大量发行纸币支撑起了山西公营事业名义下的一系列建设事业,包括同蒲铁路、西北实业公司在内。然而滥发纸币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不仅打乱了市场金融秩序,产生通货膨胀,而且使得山西人民饱受盘剥掠夺。山西省银行旧址坐北朝南,建筑面积430平方米,是太原现存较为完好的民国时期欧式建筑之一,现为太原市人民银行所属,市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研究全省近代金融发展及民国时期建筑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