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小姨多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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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就在从镇子到火车站的那片麦子地上,一场仗打了一天一夜。一边要毁铁道,一边要夺铁道,镇上人都弄不太清楚。地里庄稼收过了,一垛垛的麦秸正好用来打仗。第二天清晨,枪声停了。不久,人们听见火车叫,说:夺铁道那些兵赢了。

小环在家里闷了一天一夜,闷坏了,端着一碗棒子面粥,筷子上挑了一个咸萝卜悄悄跑出来。麦秸垛看不出什么变化,宽阔的田地很静,完全不是刚刚做过战场的样子。一大片麻雀落下,啄了一阵落在地里的麦粒又一大片飞起。打仗的时候麻雀们不知去了哪里。田野在这时显得特别大,远处什么景物都像是搁置在天地之间。一棵歪脖子槐树,一个草人,一个半塌的庵棚,都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坐标点。小环并不懂得什么地平线坐标点,她只是站在一九四八年的秋天,一阵敬畏神灵的呆木。

东边天空红了,亮了,眨眼上来半个太阳。小环看见毛茸茸的地平线上一线金光。突然,她看见一个又一个的尸首,斜卧的、仰面朝天躺着的。战场原来是这样。小环再看看一边的太阳和另一边还没撤退的夜晚,这一带打仗真是个好地方,冲得开、杀得开。

胜利的一方叫做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很爱笑,爱帮人忙,爱串门子。张站长家也来了帮忙和串门的解放军,你干什么活他们都和你抢。人民解放军带来许多新词语:当官的不叫当官的,叫干部;巡铁路的也不叫巡铁路的,叫工人阶级;镇上开酒店的吕老板也不叫吕老板了,叫间谍。吕老板的酒店过去是日本人爱住的地方,进了酒店大门就不让穿鞋让穿袜子。

人民解放军们把间谍们、汉奸们捆走枪毙了。会说日本话的都做贼似的溜墙根走路。人民解放军们还在镇上搭了一个个棚,招人民子弟兵、招学生、招工人阶级。将来到了鞍山,炼一个月焦炭,或者一个月钢铁能得一百来斤白面的钱。报名的年轻人很多,鞍山解放了,军管了,去的人叫做第一批新中国的工人老大哥。

来串门的解放军看见正拿着木棍抽打棉被的多鹤,问她在干什么。只要天好,多鹤天天把每张炕上的棉被搭到院子里的绳上抽打。晚上睡觉,张站长舒服得直傻笑,跟二孩妈说:“多鹤又把棉被打肿了。”

多鹤看着他们,眼睛亮闪闪的一看就满是懵懂。解放军又问她叫什么名字。二孩妈在棉被那一面就赶紧帮她回答,叫多鹤。哪个“多”,哪个“鹤”?二孩妈笑眯眯地说:同志不是难坏了人吗?她对字就是睁眼瞎。这时候家里只有二孩在接待解放军,小环又把丫头领到镇上去了。二孩从伙房提着刚沏的一壶茶出来,告诉解放军们“多”是多少的多,“鹤”是仙鹤的鹤。解放军们都说这名字文气,尤其是在工人阶级家。他们对多鹤招招手,叫她一块儿过来坐坐。多鹤看看解放军们,又看着二孩,忽然对解放军们鞠了个躬。

这个躬鞠得解放军们摸不着头脑。镇上也有人给他们鞠躬,不过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他们也觉得不好琢磨。

一个叫戴指导员的解放军说:“小姑娘多大了?”

二孩妈说:“虚岁十九……她不大会说话。”

戴指导员转脸看见二孩正低头抠着鞋帮上的泥巴,捅捅他:“妹子?”他们和小环熟,知道小环和二孩是两口子。

“是妹子!”二孩妈说。

多鹤走到一床棉被子另一边去抽打。那一刻所有人都停下了谈话,她“噼噼啪啪”抽打的声音在院子里的砖墙砖地上直起回音。

“日伪时期这儿的小孩都得上学吧?”戴指导员问二孩道。

“是。”

二孩妈知道他的意思,指指棉被后面说:“他这个妹子是个哑巴!”她说着便咧开嘴直乐。你把她当成说笑话也行。

解放军们把张站长家当成最可靠的群众基础。他们向张站长讲解了他是个什么阶级——是个叫做“主人公”的无产阶级。所以他们先从张站长家开始了解附近村子的情况,谁家通匪,谁家称霸,谁家在日伪时期得过势。张站长跟二孩妈和二孩嘀咕,说这不成了嚼老婆舌头了?他觉得什么都能没有,就是不能没有人缘。对这些村子的老乡们,得罪一个就得罪一串,祖祖辈辈的,谁和谁都沾亲带故。因此张站长常常躲出去,让二孩妈和二孩都别多话。

解放军们这天来是向张家介绍一件叫“土改”的大事。他们告诉张家的人,“土改”已经在东北不少农村开始了。

当天小环从镇上回来,说你们不嚼老婆舌头,有人嚼得欢着呢。其实戴指导员来串门之前就听说了多鹤的事。镇上早有人把买日本婆的人家举报给解放军了。

张站长在晚饭桌上耷拉着脸,一句话没有。吃得差不多了,他目光凶狠地扫了桌上每一张脸,把一岁多的丫头也扫进去。

“对谁也不许说丫头是谁生的。”他说,“打死都不能说。”

“是我生的。”小环嬉皮笑脸,突然凑到吃得一头大汗、一脸馒头渣的丫头面前,“是吧丫头?”她又对大伙说,“赶明给丫头也包个小金牙,敢说她跟我不是一个模子里倒的?”

“小环你有没有不闹的时候?”二孩嘴不动地呵斥她。

“买日本小姑娘的不止咱一家啊。”二孩妈说,“附近几个村不都有人买吗?出事不都出事吗?”

“谁说要出事呢?是怕万一出事呗。他一个政府总有他喜欢的有他膈应的,就是怕这个新政府膈应咱家这样的事呗。弄个日本婆生孩子,二孩还有他自个儿的婆子,算怎么回事?”张站长说。

多鹤知道一来一往的话都是在说她,人人事关重大的表情也是因为她。两年多来她能听懂不少中国话,不过都是“多鹤把鸡喂喂”、“多鹤煤坯干了吗”之类的话。这种又严肃又快速的争执只抓得住一小半。她正在消化前一个词,后面一整条句子都错过去了。

“那当初您干吗了?”小环说,“不是您的主意,去买个日本婆回来干吗?自打把她买回来,咱家清净过没有?不如明天就用口袋把她装到山上去。把丫头给我留下。”

“小环咱不胡扯,啊?”二孩妈笑眯眯地说。

小环瞪婆婆一眼。婆婆明白她在拿眼睛叫她“笑面虎”——她们吵架的时候媳妇扬开嗓子骂过她。

“我看咱躲开算了。”张站长说。

全家人都不动筷子了,看着他。什么叫“躲开”?

张站长用手掌把尽是细长皱褶的脸揉搓一把,表示他得醒醒神、提提劲。一般他有什么重大主意出来,总要这样揉搓一气,改头换面。

“你们搬走。搬鞍山去。我铁路上有个熟人,能帮你们先凑合住下来。二孩上炼钢厂炼焦厂一报名,人家准收。二孩上过两年中学呀!”

“一个家不拆了吗?”二孩妈说。

“我铁路上干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都能让你坐火车不掏钱去看他们。先看看风声,要是买了日本婆的那些人家都没事,二孩他们再回来。”

“二孩,出门难,家里存的老山参、麝香,你们带去!”二孩妈说。

张站长白她一眼,她这才后悔说漏了嘴。他们的家底对儿子媳妇一直保密。

“我不走。”小环说。她一边说一边挪到炕边,趿上鞋:“我上鞍山干吗去呀?有我娘家人吗?有嫚子、淑珍吗?”嫚子、淑珍是她闲唠嗑的女伴,“我可不走。你听见没有二孩?”

她穿的黑贡缎皮马甲紧裹住又长又细的黄鼠狼腰,一扭一摆在镇上是条出了名的身影。

“鞍山有白给丫头吃糖的王掌柜吗?有让我白看戏的戏园子吗?”她居高临下地在门口看着一家人。

二孩妈看小环一眼。小环知道婆婆在用眼睛骂她“净惦记好吃懒做的事”。

“二孩你听见没有?”小环说。

二孩抽他的烟。

“说破大天去,要走你自个儿走。听见没有?”小环说。

二孩突然大声地嚷:“听见了!你不走!”

全家人都傻着眼。二孩又驴起来了。他跳下炕,光着脚走到脸盆架前面,端起半盆水就朝小环的方向泼过去。小环两脚跳得老高,嘴皮子却太平了,一声都没吭。一年到头二孩驴不了一两次,每到这种时刻小环不吃眼前亏。她在事后算账从来利滚利。

小环走了,在门外听见了丫头哭,又回来,把丫头抱起,小心地从二孩面前走出去。

“现世的!”二孩妈说,不完全是说小环。

多鹤这时无声无息地下了炕,把空碗和剩饭放在一个木头托盘上,走到门口,二孩蹲在那里抽烟,她站住了鞠一下躬,二孩把她让过去,她屁股领路地出了门。此刻只要有一个外人,马上看出做了刚才这套动作的女子有什么不对劲。这些动作出现在张站长这样的家庭里很不对劲,但张家人完全习惯多鹤这一套动作,看不出任何古怪了。

张家的二孩和小环、多鹤在安平镇上从此消失了。二孩的妈在镇上今天一个解释,明天一个解释:“我们二孩上他舅家去了,舅家开厂子。”“二孩在城里找到事做了,以后吃公饷了。”

镇上驻了许多解放军,全是南方人,这正是个南方、北方大交错大混杂的时刻。镇上许多小伙子当了解放军,又往南方开。二孩这时候离开安平镇,是很潮流的事。

过了一年,张站长收到二孩一封信,信里说他们老两口终于如愿以偿,得了个孙子。张站长托火车上的人带去新棉花做的小被褥,又捎去一句紧急的话:好歹抱孩子去照相馆照张相,二孩妈想看孙子急得眼睛痒痒。

毛主席在北京登上天安门宣布成立新中国的第二天,二孩又来了封信。二孩妈看着信纸里夹着的一张小照,两行泪和一行口涎流了出来。一个威猛的大胖小子,头发全冲着天。张站长说他像多鹤,二孩妈气呼呼地说那么小个人儿看得出什么?张站长叹了一口气。他明白老婆在糊弄自己:对孙子的一半日本骨血死不认账,似乎就能把孙子的混杂血统给抵赖掉了。她揣起小相片,小脚颠颠地去了镇上,告诉人们这个孙子差点把小环的命都要了,个头大呀!一个小时就要呷一回奶,小环都给他呷空了!她边说边把一双眼笑成弯弯两条缝。只有曾经和小环在一块儿搬弄是非的亲近女友们偷偷地说:“谁信呀?小环的部件都毁了,生什么孩子呢!”

人们问二孩妈二孩挣得多不多。在炼焦厂当一级工呢,二孩妈告诉大家,一级工吃着拿着还住着国家的房。人们就说:二孩真有福。二孩妈就很有福地把自己编的话都当真了。

安平镇附近的村子成立互助组的时候,张站长又接到二孩的信。张站长已经不做站长了,站长是段上去年底派来的一个年轻人。张站长现在成了张清扫,天天拿着扫帚在车站六张八仙桌大的候车室里扫过去扫过来,在车站门口的空地上扫得灰天土地。这天他收到二孩的信就更扫个没命,他非让二孩妈给哭死不可——二孩的儿子生了场病,上月死了。二孩也是,这么大的事,隔一个月才写信回来。老太太想好好哭哭,也哭晚了。

二孩妈果真把张清扫险些哭死。她把她缝的一堆小帽子小鞋子拿出来,拿出一样,哭一大阵。哭二孩苦命,哭她和老伴苦命,哭小环苦命,哭小日本该天杀,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追她的儿媳,把她的大孙子追掉了。哭着哭着,哭到大孩身上。大孩死没良心,十五岁从家跑了,不知跑哪儿做匪做盗去了。

张清扫蹲在炕上抽烟,他心想老伴明明知道大孩去了哪儿。那时他们还住在虎头,他在虎头车站做锅炉工,大孩跟一帮山上下来的抗日分子混得好,后来他从家里跑了,他和老婆断定他是上了山,跟着破坏鬼子的铁道、仓库、桥梁去了。二孩那时才两岁。张清扫心想,要是大孩活着,这时也该有信了。

二孩妈再也不去镇上了。

夏天的一个上午,从麦子地中间那条宽宽的土路上来了一辆摩托车,旁边挎斗里坐的人像个政府干部。摩托车驾着大团尘雾来到张家门口,问张至礼同志家是否在这里。

二孩妈坐在树荫下拆棉纱手套,一听便站起来。这些年她个头小了不少,腿也弯成了两个对称的茶壶把,往门口挪着小脚时,站在门外的政府干部能从她两腿间看到她身后的一群鸡雏。

“是我大孩回来了?”二孩妈站在离大门丈把远的地方,不动了。张至礼是大孩的学名。

政府同志走上来,说他是县民政局的,给张至礼同志送烈士证来了。

二孩妈这年头脑子慢,对着政府同志只是抿着没上牙的嘴乐。

“张至礼同志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了。他生前就一直寻找您和他父亲。”

“光荣牺牲了?”二孩妈的脑子跟这种消息和名词差着好几个时代。

“这是他的烈士证。”政府干部同志把一个牛皮纸信封交到二孩妈伸展不开的两只手上,“抚恤金他爱人领了。他的两个孩子都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