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恢复了平静。而那些为了战后的和平恢复了忙碌工作的人们让居里夫人再拾昔日的信心。
战争的结束也让交战各国的科学家恢复了交往。对于曾经的敌对国的科学家，居里夫人十分真诚地表示她会忘掉那场带给她祖国灾难的战争，但事实上她并没有像她的某些同事那样表现了如同战前一样的友好与热情态度。在与德国物理学家交谈时，她往往会貌似不经意地问其是否在《告文明世界宣言》（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0月，德国学者们发表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文件《告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罪恶战争辩护。93位德国最有名气的学者包括普朗克、伦琴在内都在文件上签了名。只有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三位德国学者，立即对这一份可耻的文件提出严厉的谴责，并且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告欧洲人书》）上签过名，若是签过，她就只简单地对他表示客气；若是没有，她就会十分友好地与他谈论所感兴趣的科学话题。这种态度对双方代表的意义可以说是十分短暂的，可从这点上完全可以看出她对于知识分子在战争期间所负有的责任有着极为崇高的理念。她觉得一个可以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战争期间更不应置身事外；在战争的四年期间，她忠诚地为法国服务，并且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可她也明确表明有些事情不是知识分子应该参与的。她责备莱茵河彼岸在宣言上签字的作家和学者，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坚定地保卫文化和思想自由，就是背叛了自己的使命。
玛丽·居里虽然也参与了这场战争，但是并没有成为好战分子，也没有成为宗派主义者。1919年，她仍然是个纯粹的学者。作为一个慈祥的母亲，她一直亲自照料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女儿伊雷娜和艾芙，虽然她的科研工作是如此的累，对她们从不偏爱。在任何生活环境中，她都是她们的保护者和热心的同盟者。后来，伊雷娜自己有了孩子，玛丽·居里又担负起照顾下一代的责任。
在晚年时光中，或是由于健康状况让人欣慰，抑或是老年人对世间百态阅尽而不惊的心境，玛丽·居里变得安祥多了。像一把虎头钳一样紧紧地卡住她的悲哀和疾病，已经放松，时光冲淡了往日的苦恼……
1920年5月的一个早晨，一位女士拜访了镭研究院的很小的会客室。她名叫威廉·布朗·麦隆内夫人，在纽约主办一种大型杂志。
这次约会，玛丽·居里等了好多年了。麦隆内夫人和许多人一样颇为她的生活和工作倾倒；而这个美国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大记者，她极力设法去接近她所崇拜的人。
麦隆内夫人参观过合众国各种资金雄厚的实验室，对那些实验室的内部有着深刻的了解。她见过爱迪生先生的实验室，那里简直像一座宫殿。对于见过装璜富丽的建筑物的人，再看镭研究院，就难免觉得它简陋了。这所房子虽然是新的而且也还合用，但是它完全是照着法国大学建筑的朴实风格建造的。麦隆内夫人知道在匹兹堡有一些工厂大批炼制镭，她看见过它们冒出来的浓烟，以及一长列一长列装载贵重的钒钾铀矿石的车皮……
她到了巴黎，在一间家具简单的办公室里，与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会谈，她问道：“你最想要什么东西？”玛丽·居里柔和地回答说：“我需要1克镭，以便继续我的研究，但是我买不起，镭的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麦隆内夫人想出了一个计划，她请她的同胞赠送1克镭给玛丽·居里。回到纽约之后，她想找10个有钱的妇女，10个女百万富翁，劝她们每人出一万元，然后把钱凑起来买这件礼物。计划没有成功，她只找到了三个学术保护人肯如此慷慨。她后来想：“为什么只要十个有钱的妇女呢？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全美妇女捐款运动？”
对于美国这个充满梦想的国家，几乎没有办不到的事。麦隆内夫人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其中最积极的委员有威廉·佛·穆狄夫人、罗伯特·米德夫人、尼古拉斯·布瑞狄夫人、罗伯特·阿俾大夫和弗兰西斯·卡特·伍德大夫等。她们准备在新大陆的每一个城市中发起筹募活动。
在麦隆内夫人拜访玛丽·居里之后不到一年，她就给玛丽·居里写信说：“款已凑足，镭是你的了！”
这些美国妇女慷慨地援助玛丽·居里。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她们亲切、友好地问她：“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我们愿意认识你。”
居里夫人犹豫不决。她永远怕在众人面前露面，她不喜欢人多的场合，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喜欢公开宣传的国家，到那里去拜访势必会安排许多会面，而这对她来说无异于是一种折磨。
而对于她这种理由，麦隆夫人都一一给出了保护性的答复，一定不会让她感到为难。
玛丽·居里感动了。她抛开诸多顾虑，决定在54岁的这一年进行平生第一次重大的正式旅行，承担这次旅行的种种义务。
多年来，居里夫人力求隐退，这种努力在法国已经取得了些许的成功。她已经使她的同胞，甚至使接近她的人相信，大学者并不是公众人物，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自从她到纽约，这层帘幕揭开了，真相出现了。伊雷娜和艾芙突然发觉，一向与她们朝夕相处的这个自求隐退的妇人，在世人的眼中代表着什么。
美国人在和玛丽·居里相识之前，已经对她有一种真诚的崇拜，把她列为当代第一流人物。现在她到了这里，和他们在一起，数以万计的人都对这个“疲倦客人的简朴魅力”着了迷，为这个“羞怯的纤弱妇人”或“装束朴素的学者”所倾倒……
麦隆内夫人的房子里摆满了鲜花——有个园艺师因为镭治好了他的癌肿，所以用了两个月工夫亲自培植极美的玫瑰花，使它们发芽和开花，就是为了能在居里夫人来访时送给她。她们就在这所房子里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旅行日程。美国所有的城市、专科学院，以及所有的综合大学，都邀请玛丽·居里去访问；成打的奖章、名誉头衔、名誉博士学位，都在等着她……
麦隆内夫人问她：“你当然带了大学教授的长袍吧？在这些仪式上，这种衣服是必不可少的！”
玛丽·居里的天真微笑引起了众人普遍的惊讶。她没有带来大学教授的长袍，最妙的理由是她从来没有这种衣服。索尔本教授都必须有一件长袍，但是她这位唯一的女教授，却甘愿把这种打扮的乐趣让那些男子去享用。
麦隆内夫人立即请来了裁缝，忙着赶做这件庄严的衣服。衣料是黑罗缎，用丝绒镶边，将来再罩上博士学位应有的色彩鲜明的无袖长袍。在试衣服的时候，居里夫人再度表现了她对这种表面的东西的抗拒，说袖子碍事，布料太厚，尤其是绸缎刺激了她那被镭烧坏了的手指。
到5月13日，诸事均以齐备。在安德鲁·卡内基夫人家里吃过午餐，在纽约匆匆地游览了一下，玛丽·居里带着两个女儿艾芙、伊雷娜，跟随麦隆内夫人动身作流星一般的旅行。
人们期待的重要一天终于来到了。5月20日，哈定总统在华盛顿将1克镭——或者说是象征的镭，赠送给了玛丽·居里。赠她的镭分装许多试管，存放在特别衬了铅皮的匣子里；但是这些试管太贵重，它们的辐射太强烈，所以仍旧安全地留在工厂里。于是，一个装着“仿制镭”的匣子放在白宫东厅中央的一张桌子上，此外，大厅里满是外交人员、政府高级行政官员、陆海军及大学的代表。
4点钟，一个双扇的门打开了，一列人走进来：先是法国大使朱塞昂先生挽着哈定夫人，然后是哈定总统挽着玛丽·居里，再然后是麦隆内夫人、伊雷娜·居里和艾芙·居里，接着是“玛丽·居里委员会”的女士们。
演说开始了。哈定总统真挚诚恳地向玛丽·居里致词，说她是一个“高尚的人，忠诚的妻子，慈爱的母亲；除了她那极艰辛的工作之外，还尽到了妇女的全部天职”。他把一卷用三色丝带扎好的文件交给她，并且把一个用水纹绸带系着的极小的金钥匙，挂在了她的脖子上——这就是那个匣子的钥匙。
人们认真地聆听着玛丽·居里简短的谢词。然后，客人们在一片愉快的喧哗声中进入蓝厅，并列队从这个学者面前走过。玛丽·居里坐在一张椅子上，一语不发地向他们微笑着；他们逐一走到跟前，她的女儿们代她跟众人握手，并且依照哈定夫人介绍的人的国籍，用英语、波兰语、法语说着客套话。后来他们又排成行列走出去，到了门前的石阶上，一大群摄影记者正在那里等着。
有幸参加这次仪式的人们，大声疾呼地宣布“镭的发明者接受她的美国朋友赠送的无价之宝”的新闻记者们，倘若听到玛丽·居里在哈定总统把那1克镭赠给她之前，就试图放弃它，一定要大为惊诧的。在举行仪式前夕，当麦隆内夫人把赠予文件给她审阅时，她仔细读完后从容地说：“这个文件必须修改。美国赠给我的这1克镭，应该永远属于科学；只要我活着，不用说我将只把它用于科学研究。但是如果按这文中规定，那么在我死后，这1克镭就变成私人财产，成为我女儿们的产业。这是不可行的。我希望把它赠给我的实验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律师来？”
麦隆内夫人觉得有些为难，回答说：“但是……好罢！既然你愿意这样做，我们下星期就去办正式手续。”
“不要拖到下星期，也不要拖到明天，就在今晚办妥。这个赠予证书要马上生效，我也许会在几小时内死去的。”
在很晚的时候，麦隆内夫人终于找来了一个律师，他和玛丽·居里共同草拟了附属证书。她立刻签了字。
在费城，玛丽·居里和科学界、实业界著名人士交换了礼物：有一个工厂的经理赠送她五十毫克新钍；著名的美国哲学学会授予她约翰·斯考特奖章，为了表示感谢，她赠送这个学会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压电石英静电计，这是她在最初几年研究工作中自己制造并且使用的。
玛丽·居里参观了匹兹堡的制镭工厂，那1克著名的镭就是在这个厂炼制的。
在美国的大学里，她又获得了一个博士学位！她穿上了她的教授长袍，这件衣服她穿着很合身而且很舒服，但是她不肯用传统的方帽盖住她的头发。她觉得难看，并且抱怨说“戴不住”。在一群学生和戴着硬黑方帽的教授中间，她总是光着头，拿着帽子，相信最会打扮的人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了！她的脸在周围许多人的脸中间，显现出了朴实而圣洁的美，而她自己却浑然不知。
6月17日，居里夫人不得不第二次中止旅行。她的血压极低，医生们都很不安。她休息了几天，恢复了一点气力，能到波士顿和纽海文，并且到韦尔斯利、耶鲁、哈佛、西蒙、拉得克力夫等大学去。6月28日，她上了奥林匹克号轮船，她的房间里摆满了电报和花束。
居里夫人感觉疲惫极了，但总的说来，也满意极了。在她的函件中，她说她幸运地“在美国对于法国和波兰的友谊上作了一点极小的贡献”，她引述哈定总统和柯立芝副总统对她两个祖国所表达的同情的言语。但是无论她如何谦逊，她也不能不觉得自己在美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她征服了几百万美国人的心，赢得了所有接近她的人的真挚友谊。比如麦隆内夫人，直到她去世，这个女人始终是她的最忠实、最亲切的朋友。
1922年5月15日，国联理事会一致通过“约请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为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委员”。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接受了。
在居里夫人的一生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自从她成了著名人物以来，有几百种慈善事业、几百个联合会和团体请求她列名赞助，但她都没有同意，因为她认为不能得到她不曾付出劳动而获得的荣誉，所以她从不随便加入任何委员会；尤其是她需要在各种环境之下保持绝对的政治中立。她不愿放弃“纯粹学者”的这个美好头衔，不愿置身于意见的纷争之中，连最无害的宣言她也从来不肯签名。
因此，玛丽·居里加入国联工作，是有特殊意义的，她只这一次没有忠于科学研究。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网罗了一些著名人物，如伯格森，吉尔伯特·墨莱，朱罗·德特瑞，还有许多其他著名人士……玛丽·居里后来成为副主席。她参加几个专家委员会，以及巴黎的国际文化合作研究院的指导委员会。
1922年2月7日，巴黎医学科学院院士的选举结果发表了。科学院院长晓发尔先生在讲坛上对玛丽·居里说：“您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竭尽心力工作和为科学牺牲的伟大妇女，一个无论在战争还是在和平中始终为份外的责任而工作的爱国者，我们向您致敬。您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您那儿得到精神上的益处，我们感谢您；有您在我们中间，我们感到自豪。您是第一个进入科学院的法国妇女，但是除您以外，还有哪个妇女可配拥有这种殊荣？”
1923年，居里基金会决定郑重庆祝镭的发现25周年。政府也参与了这个表示敬意的庆祝会，议会两院一致通过一项法案，给玛丽·居里4万法郎年金作为“国家酬劳”，同时规定她的女儿伊雷娜和艾芙可享受继承权。自从波兰解放之后，居里夫人心里就有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她在华沙创设一个镭研究院，作为科学研究和癌肿治疗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