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2年，如日中天的拿破仑率六十万大军入侵俄罗斯，俄军抵抗不住，死伤惨重，拿破仑一口气打到了莫斯科。但进了城后，拿破仑吃惊的发现：这里没有他期待中沙皇派来的求和使者，而是一场俄罗斯人自己点燃的漫天大火！大火烧了整整一周，昔日美丽的城市成了废墟，法国士兵在这里找不到一块面包可以充饥。
拿破仑派出了议和使者，逃亡中的沙皇亚历山大回答：“只要俄国疆土上还有一名法国士兵，就不议和！”冰天雪地里，拿破仑不得不下令撤退，在沿途俄军和游击队的打击下，法军一溃千里，最后只剩下1万多名士兵活着回到法国。
光绪和慈禧有勇气火烧北京吗？有决心和侵略者抗争到最后一刻吗？
答案是明显的。迁都抗战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在爱新觉罗氏眼里，维持满清的统治才是第一位。舍弃北京，不仅仅意味着舍弃历代皇帝的寝陵，舍弃奢侈腐化的生活，更会影响到全国的统治。比起割地赔款，清廷更加担心皇帝宝座的不稳，担心汉族人民的起义，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例子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而令人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的担心并没有错。全国人民对侵略者是痛恨的，自从日军踏上国土的一刻起，所到之处当地人民无不奋起反抗，但对于“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腐败到极点的大清政府，老百姓实在鼓不起忠君爱国的念头。真要迁都抗战，天下大乱，势必出现第二个太平天国、第二个捻军，恐怕日本人未败，清政府先亡。
对于清廷来说，只有一条路好走：求和。
2. 流产的计划：奇袭日本东京
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孤岛，虽然资源缺乏些，环境恶劣些，离大陆文明圈远了些，但有了大海这个天然庇护所，大陆上再怎么翻天覆地战火纷飞，也烧不到日本列岛。
几千年来，基本是只有日本侵略别人的份，这就好比做坏事而不被惩罚，更助长了日本的气焰。
令人惊奇的是，甲午战争期间，清朝驻欧洲使节宋育仁竟然筹划了一个奇袭日本本土的计划！
说起宋育仁，四川所有的媒体人都熟悉这个名字，他是清末著名的维新思想家、活动家，四川报业的鼻祖。
甲午战争爆发时，宋育仁正在伦敦，任中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因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暂时代其职务。远在异国的宋育仁非常关心战事，他曾上书清廷，目光敏锐地指出“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
获悉中国军队屡遭败绩后，见多识广的宋育仁突然萌发了一个军事奇想：募兵奇袭日本。他和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三人秘密制定了计划：购买五艘英国兵舰，十艘鱼雷快艇，再招募两千名澳大利亚水兵，组成一支足以一战的舰队，出发后假称是保护澳大利亚商队的舰只，从菲律宾北上，奇袭日本长崎和东京。
宋育仁在《借筹记》里记录道：“澳大利亚为英国的属地，西例商会本有自募水师保护商旅之权，中倭战起，澳洲距南洋最近，颇为震动，商会发议，举办属地水师一旅，以资保护，庵洁华特暗联议院同党主行其议，而以此谋所购一旅假名于澳洲商会所为，仍挂英旗出口，则局外无嫌，而踪迹不露。”
文人的特点一般是谋事有余，成事不足。但宋育仁不一样，计划订好后，他一面报请朝廷批准，一面立即开始行动。他和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由中国与康敌克特银行立约借款二百万英镑、另借战款一百万英镑，以支付兵船购买费用。此后，募兵、购买枪支弹药，一应俱全，奇袭队司令人选也定好了：前北洋水师副提督琅威里。
英国海军军官琅威里是北洋水师初建时，清廷高薪聘请的总教习，精通海战，治军严格，后因不满朝廷提拔刘步蟾而被迫辞职，请他做奇袭队司令当然最佳不过。
筹备工作完成了，宋育仁自称“炮械毕集”，信心十足只等朝廷命令了。不料，公使龚照瑗返职回来查知此事后震怒不已，立刻以“妄生事由”电告清廷阻止。
龚照瑗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兼亲信，虽然一句英语不会，但有一个长处：死心塌地。他在伦敦担任外交官的任上，做了两件令清廷大为满意却令后世痛恨责骂的事：一是阻止了宋育仁的奇袭日本，一是雇佣侦探绑架了孙中山。
收到龚照瑗来电，清廷大为震惊，认为宋育仁“妄生事端”，立即下旨将购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废，同时电召宋育仁速速回国。
召雇佣兵奇袭日本的计划胎死腹中。回国途中，宋育仁“抚赝私泣，望洋而叹”。
从技术上看，假借澳大利亚商队奇袭日本的可行性无疑是有的；从军事上看，只靠5艘兵舰和10艘鱼雷艇，装载着2000名外国雇佣兵，进攻长崎和东京，基本是飞蛾扑火。但哪怕对着日本本土只开一炮，放一枪，也足以让日本人惊魂，长中国人士气。
一介文士，却能出此惊天奇谋，数百年后读到这段往事，仍觉心潮澎湃。
不过，宋育仁不是“借兵奇袭日本”的中国第一人。早在三百年前的明朝万历朝鲜战争中，朝廷就有过“借暹罗兵奇袭日本”的打算。
万历二十年（1592年）九月，暹罗国使者握叭喇来北京朝贡，听说日本侵朝的事后，向朝廷自告奋勇：愿意回国督率暹罗兵从海路袭击日本。
暹罗是泰国的古称，早在元时就向中国朝贡，明朝建国后，暹罗国听从了太祖朱元璋的招谕，于洪武四年开始朝贡，进献大象、黑熊、白猿、六足龟等奇异动物，算是明朝一个关系比较密切的朝贡国。
不过，军事上来说，暹罗还是比较落后，只有水军力量相对较强，据《明史》记载：“（暹罗）风俗劲悍，习于水战。大将用圣铁裹身，刀矢不能入。圣铁者，人脑骨也。”
当时明廷已经决定援救朝鲜，但苦于兵力不足——最强的野战军李如松的辽东骑兵正在宁夏平叛，一时无法抽调。暹罗使者的建议好比天上掉馅饼，立刻得到了很多明朝主战派官员的响应，朝野一时称为“奇策”。其中，兵部尚书石星和后来担任朝鲜经略的宋应昌，都强烈支持借暹罗兵袭击日本的计划。
不过，反对的声音也不少，主要还是顾忌暹罗人如此热情的用意所在。确实，历史上暹罗也曾遭受过日本倭寇的侵扰，但总的来说和日本是井水不犯河水，能主动提出出兵袭日，对明朝来说也算比较意外。我们无法知道这个大胆的建议是出自暹罗国王的授意，还是使者的自我邀功，最关键的是：暹罗出兵的可信度有多高？考虑到“夷心难测”，明神宗朱翊钧最终还是没有采纳这个奇计。
就这样，相隔三百年的两次“奇袭日本”计划，全都在纸面上夭折了。
3. 春帆楼，大清是条美味的河豚
3月19日清晨，“清朝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乘德国商轮公义号，经过五天的行程始抵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开始了他一生最痛苦的和谈。
和谈的地点选在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家名叫春帆楼的著名河豚店。
虽说马关是日本最出名的河豚盛产地，但两国和谈会议，选择一个河豚店做会场，多少有点不够庄重。不过，这个地点是日本首相、和谈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定的，他酷爱吃河豚，连“春帆楼”的店名也是他亲自取的。伊藤博文爱美食爱美人不亚于爱权力，在当时是出了名的，“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这句话相传就是出自他的口中。
一边品尝美味的河豚，一边肆意欺凌战败国，对伊藤博文来说，可谓双重的快感。在日本人眼里，战败的大清，就如同一条无毒而美味的河豚吧！
3月20日到3月24日，中日全权大臣在春帆楼二楼的一个房间进行了三次会谈。这不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第一次见面，十年前的“天津条约”，他们就是和谈的老对手了。只不过，这次的和谈并不平等，而是签署屈辱的城下之盟。
针对李鸿章迫切提出的停战请求，伊藤博文抛出了酷苛的条件：日军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停战限期内由中方承担日军军费。
让日军占守天津、大沽、山海关，岂不是相当于在北京的喉咙上架上一把刀吗？李鸿章当场失色，连呼：“过苛，过苛！”北京的回复也是“万难照办”。
伊藤博文其实玩的是一招声东击西，明知中方不可能答应，逼中方打消停战的念头，因为下面即将提出的和谈条件，需要拿“继续战争”做恐吓。
三天的和谈中，日方态度趾高气昂，咄咄逼人，一步步盘剥中方。作为战败国求和使者，李鸿章委曲求全，只能在言辞中尽力维持大国的气度，列席会议的陆奥宗光评论道：“他如此高谈阔论，其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讽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尽管他是狡猾，却也令人可爱，可是说到底不愧为中国当代的一个人物。”
谁也没想到，一个意外突然发生，差一点毁了日本的如意算盘。
3月24日的和谈结束后，李鸿章乘轿返回住宿地引接寺，没料到路边窜出一个日本青年，用手枪对准轿子里的李鸿章开了一枪，子弹击中李鸿章的左颊骨，当场血流不止，好在并不致命，“眩晕时许复苏”。
李鸿章赴日乞和，背负着国内无穷骂声，忍耐着日本人无穷羞辱，这一枪反而让李鸿章舒了一口气：“此血可以报国矣。”
凶手小山丰太郎被当场抓住，此人是一家名为“神刀馆”的武馆成员，他在法庭上公开宣称了刺杀李鸿章的动机：“日军放弃占领北京是意味着日本的耻辱，目前同中国签订和约为时尚早！”原来如此：他是出于“无法扩大战争”的义愤，才出手行刺！一介平民，却如此的“位卑不敢忘忧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狂热的国家？
伊藤博文闻讯大怒，几年前的警备巡査津田三藏刺杀俄国皇太子事件就把他搞得焦头烂额，现在好不容易清朝上钩，媾和在即，却又来一次愚蠢的刺杀！说来有报应，伊藤博文命中注定和刺杀事件有缘——1909年，他在哈尔滨车站遭遇朝鲜志士安重根的行刺，有区别的是，安重根比日本两个刺客的效率更高，伊藤博文身中三弹当场毙命。
李鸿章被刺事件，让日本很是狼狈，国际舆论一边倒地同情受伤的七旬老翁，谴责日本是野蛮的国度。日本一方面唯恐李鸿章就此离开日本终止和谈，到手的鸭子飞掉；一方面担心列强乘机干涉。所以极尽慰劳和关怀之能事，稳住李鸿章。天皇亲自敕令严惩凶手，山口县知事和县警部长请罪辞职，小山丰太郎最后被日本法院判无期徒刑。
3月29日，日方主动宣布无条件休战，但已经派军出征的澎湖列岛和台湾不算。
4月1日，日方把精心准备好的和谈条约草案交给中方。条约中要求中国将奉天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永远割让给日本，并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三亿两。（库平银是清朝国库收支使用的标准货币单位，3亿库平银相当于5.1亿日元，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才有八千万日元）
日本人狮子大张口，这个割南北两地兼赔巨款的草案让清朝君臣几乎要疯了！在北京，光绪皇帝和群臣对战和争论不休，但没人能拿出一个可行的主意。在日本，伤愈重回谈判桌的李鸿章却再受凌辱，第五次谈判，伊藤博文拿出修改过的条款节略，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对话——
伊藤：“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鸿章：“难道不许辩？”
伊藤：“辩只管辩，但我主意不能稍改。”
……
和第一次的草案相比，日方为了不刺激西方列强，赔款减少了一亿两，奉天省南部的割让地也做了少许让步。伊藤博文拿出的条款节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马关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国；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给日本；
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平银二亿两；
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五、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
（注：条约签署后，因触动列强利益，日本遭遇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被迫退还辽东半岛给清廷，另向清廷索赔三千万赎辽费。）
这是一个空前丧权辱国的条约，“全权”的李鸿章实在不敢担负签字全权，他和北京的最后几封电文值得一看。
13日李鸿章电：“其愈逼愈紧，无可再商，应否即照伊藤前所改订条款定约，免误大局。乞速请旨，电饬遵办。”
14日李鸿章电：“事关重大，若照允，则京师可保，否则，不堪设想。”
14日北京电复：“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最后谕旨来自光绪皇帝，做出这个屈辱的决定对于一心图强的年轻皇帝并不容易。时在北京的官员易顺鼎，在笔记中记述道他的见闻：“……众枢在直立候，上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
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
4. 李鸿章，一个王朝的殉葬者
马关的一个月，是李鸿章一生引为奇耻大辱的日子，当他带着割地赔偿的耻辱条约和脸上的枪伤离开日本的时候，他发誓“终生不履日地”。
一年后，李鸿章出访美国途中到长崎换船，换船就要先上岸，但李鸿章拒绝再次踏上这块耻辱的土地，最后，手下只好在两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扶着颤颤巍巍的老爷子，冒着掉进海里的危险换船。
尽管无论从形式还是实质，李鸿章只是一支签字的笔，但当《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国内，舆论沸腾，“国人皆曰李鸿章可杀”。为平息舆论，李鸿章也因此被解除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闲散在家。对此，李鸿章郁愤不已：“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
李鸿章说错了，他的“名节”还没被彻底扫尽，还有屁股上的屎等着他揩。
1900年7月17日，77岁高龄的李鸿章受清廷特派，从广州登船北上再次收拾八国联军侵华的残局，送行的官员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摇头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回到住处后，大口吐血。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去世，享年78岁。据一直服侍身边的幕僚周馥回忆，李鸿章死时，“目犹瞠视不瞑”。
李鸿章是这样评价他自己的：“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大清这间破屋的裱糊匠——何等精辟的比喻，能看清自己看清世界，可惜生不逢时，奈何？
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充满争议的人物，多数人遗忘了他的效法西方，遗忘了他的洋务变法，遗忘了他的勇于承担，只记得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
李鸿章不是英雄，那个黑暗的时代中国没有英雄；李鸿章不是卖国贼，他所效忠的是一个无法挽救的国家。他只是一个时代最悲剧的符号，一个没落王朝最忠诚的殉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