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一个月白白浪费，这时，台风到来的前兆已经浮现，《元史》中记载：“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硫磺气。”日本夏季是暴雨台风的高发期，海水出现难闻的硫磺味，就是暴雨和台风的前兆，但是元军统帅毫无灾难常识，不知事先躲避，任由舰队继续停在鹰岛附近的海面。
闰七月初一夜，台风和暴雨突然降临。据日本《镇西要略》记载：“暴风大扇，洪波滔天，烟飞云不敛，雷雨如暗夜”，巨浪拍打中，元军密密麻麻排在一起的战舰互相撞击，这些船只因为抢建，大多施工草率质量低劣，转眼间舰毁人亡，溺死者不计其数，死尸在海滩堆成了小山。江南军统帅范文虎的旗舰同样遭殃，幸亏他死命抱着一块木板，才被部将张禧救起。
惊魂未定的范文虎决定退军，张禧建议说，士卒虽然死伤大半，但活下来的都是青壮战士，反正已经是无路可退，不如强行登陆死里求生。已经吓破胆的范文虎不肯听从，说：“还师之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于是，范大帅一声令下，率领余舰仓皇归去，东路残军同时扬帆西归，船少人多，丢下了散落在海岛上的数万士卒。归途中，一个岛上4000元军士卒哭喊哀求，张禧叹道：“我安忍弃之！”将船上七十匹战马抛入海中，救回这部分士兵。
这样，十四万浩浩荡荡的征日大军，落得个仓皇归国的结局。
范文虎其人，本是南宋殿前都指挥使，襄樊守将吕文德的女婿，先是在救援襄阳战役中畏敌不前，“轻舟先遁”；后在防守城坚粮足的安庆时，元将伯颜来攻，范文虎立刻举城投降，摇身一变，成了元朝的两浙大都督、征东行省右丞。此番两路大军征日，东路军还算打了几场仗，江南军空有十万之众，却在无能统帅的旗下，未见一阵，丧师而还。
战争中，被遗弃士兵的结局都是悲惨无比。元军先期占领的几处海岛上，无船可归的士卒共有三万多人，缺粮少水，完全丧失了斗志。这回轮到日军收拾残局了，日本武士驾驶小船，挨岛搜捕，元军或战死或投降，无一幸免。日军将蒙古人、色目人、高丽人、汉人（指北方汉人）全部屠杀，只留下江南军（原南宋士兵）和部分工匠做奴隶。
弘安之役，元军究竟伤亡多少？
《日本外史》称：“闰月大风雷，虏舰败坏，我等因奋击，鏖虏兵，伏尸蔽海，海可步而行，虏兵十万，脱归者才三人。”
只有三人逃生是夸大其词，很明显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等高级将领全都顺利归国，当然他们都被忽必烈罢免了官职。《元史本纪》说是“士卒十丧六七。”高丽《东国通鉴》则说，“元军不返者，无虑十万有几；我军不返者，亦七千余人。”综合来看，十四万征日大军损失了绝大多数是毫无疑问的。
尽管两次征日损兵折将，但性格老而弥坚的忽必烈没有罢休。两年后，他再次调兵遣将，“募兵造舟，欲复征日本。”在百官的极力谏阻下，第三次征日才没有成行。此后，忽必烈忙于征安南（越南），才不得不下诏：“日本未尝相侵，今交趾犯边，宜置日本，专事交趾。”忽必烈1294年去世后，后世子孙一代不如一代，沉湎于恒舞酣歌之中，更加断了征日的念头。
终元之世，元朝廷不曾和桀骜不驯的日本再发生什么往来。
3. 可恨的神风
曾和一个日本留学生聊起蒙古袭日的话题，他却说了让我惊讶的一番话。他说：“这是没必要的战争。北条时宗是个不懂外交的呆子，他要是不杀使者，忽必烈不会进攻日本。”
这个日本青年的开放观点有他的道理，谁也不知道如果当年日本人放下面子，用“来使通好”顺从了忽必烈，后来的战争还会不会发生。有时候，探究历史的趣味就在这里。但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小小的岛国如此万众一心，为什么他们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当年，两次战胜了敌人，日本朝野上下无不欣喜若狂，对神灵的祈祷内容已经从“敌国降伏”，改为“感谢神风保佑”，从此，“日本是神国”的观念深入日本人心。不过，神风真有这么神吗？如果日本人在“文永之役”不积极抵抗，“弘安之役”不严加防御，早就被元军长驱直入了，那时，元军深入内陆坐镇京都，博多湾的“神风”再狂暴，与之何干？
后世的日本人其实已经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力量。江户时代的学者、《日本外史》的作者赖山阳写过一首《蒙古来》的汉诗：
“蒙古来，吾不怖。吾怖关东令如山，直前斫贼不许顾。倒吾樯，登虏舰。擒虏将，吾军喊。可恨东风一驱附大涛，不使膻血尽膏日本刀。”——吹沉敌舰的神风是可恨的，没能使我们的日本刀派上用场！
那么，没有神风的保佑，元军能征服日本吗？
我们不妨事后诸葛亮，纸上谈兵一下。
先看元军。兵力上，虽然十四万人，真正战斗力强的只有蒙古人为主体的东路军四万人。江南军十万之众全是南宋的降兵，战斗力很弱，日本方面的记载也有对南人战斗力的轻视（我很怀疑江南军是计划中用以屯田的主力）。将领上，忽必烈指定的总指挥没有随船出征，两路大军的统帅其实是各怀心事，忻都骄悍无谋，范文虎胆小怕死，注定不能同舟共济，从他们会师后逡巡不前的表现，不难看出矛盾重重。粮草武器上，东路军只携带三个月的粮食，原本打算占领九州屯田，但事实上只占领了几个贫瘠的小岛，不可能获得多少补给，最有威力的铁炮、弓箭更是打一发少一发，加上日军已经熟悉了元军的新式武器和战术，战斗起来难度更大。
再看日军。日本的兵力在九州只有四万人，但如果四国、关东的军队全来支援，总兵力肯定不会低于元军的十四万，而石墙防垒的存在，正好弥补了日军对蒙古骑兵、方阵兵集团作战的劣势。战斗力上，日本武士的勇敢不亚于蒙古人的剽悍。斗志方面更不用提，和元军劳师远征侵略他国相比，这场战争对日本人来说，是场要么亡国灭种、要么绝处逢生的生死战，就算元军打到镰仓和京都，相信日本人也不会屈服。
天时地利人和，元军能占几何？就算海上天天风平浪静，继续打下去，元军只有弹尽粮绝无奈退兵一个结局。
还有一个很好的旁证。忽必烈三次征讨安南损兵折将，安南是内陆小国，没有日本这么得天独厚的海洋防御条件，但安南人全民皆兵，凭借顽强的抵抗将元军深陷在游击战和恶劣自然条件下，不得不草草收兵，承认安南的主权。
安南、日本都是既小又贫的弱国，但恰恰是他们，抵抗住了强大的蒙古人。回想同一时代的南宋，国力繁荣，兵多粮广，却君昏将弱，军心涣散，一败再败，终遭亡国之恨，怎能不令人感慨。
日本有一首歌，叫《元寇》，歌词大意是：
“弘安四年夏，元寇纷纷来。四百州协力，十万骑渡海，国难正当头。镰仓好儿男无惧色，奋我武勇力，伸张正义为四海。”
日本人近代的军国主义，残害了太多国家，在饱受侵略的邻国眼里，他们是“日寇”，但是在日本历史几乎唯一的一次“伸张正义”战争中，日本保住了家园，不是靠神风，而是靠歌词中唱到的“镰仓好儿男”。
4. 老僧也为避秦来
“鬼吹黑潮播海翻，雹大于拳密如雨。七千巨船百万兵，老龙怒取归水府。”得知元军进攻日本遭遇暴风倾覆，立志“不食元粟”的南宋移民郑思肖兴高采烈的写了首《元鞑攻日本败北歌》。
已经亡国的南宋子民，在蒙古人的歧视下沦为最下等的“南人”，饱受欺凌和压迫。有骨气的除了像郑思肖一样隐居郊野，还有的索性选择抛弃故土，东渡日本。在他们眼里，那个遥远的东瀛小岛比腥膻的“元鞑”更加有文化上的亲近感。
一个南宋和尚也选择了东渡，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蒙古袭日的战争中，充当了日本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位和尚就是禅宗史上赫赫有名的祖元禅师。
祖元禅师，法名祖元，号无学，南宋庆元府鄞县(今浙江鄞县)人，自幼出家，得到临济宗真传。南宋末年兵荒马乱，祖元避乱来到雁荡山能仁寺。元军打到寺院的时候，众僧逃离，只有祖元端坐禅堂。元兵挥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大声威胁，祖元却坦然诵偈：
“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
大意是：天地虽大，竟没有一个出家人立锡杖之地。所幸的是，我已悟出人、法皆空的妙理。请你不要咆哮，珍重你手中的三尺剑，因为用刀剑来杀我的头，犹如用闪电的光影来斩春风一般。
这样充满禅机的偈子，想必粗鲁的元兵是不懂的。不过，大概觉得这个老和尚比较奇特，元兵还是放弃了斩他光头的主意。南宋亡后，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派遣两个日本僧人带着聘书到中国，邀请祖元东渡。
1279年，祖元离开了物是人非的中国，东渡日本，出任镰仓建长寺第五代住持。北条时宗和他父亲时赖一样，醉心于禅宗佛学，对来自中国的高僧非常尊敬。北条时宗对祖元执弟子礼，心中但凡有苦恼都会到寺院里求教。
元军第一次袭击日本后，日本举国都在祈祷神佛，见肩负抗敌重任的北条时宗忧心忡忡，祖元明白年轻的当家人需要指点迷津，于是给了三个字真言：“莫烦恼。”
1281年，元军十四万大军第二次渡海征讨日本，北条时宗来到建长寺参见祖元，告知：“生存死亡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祖元问：“将军准备好了吗？”
临济宗以机锋凌厉、棒喝峻烈的禅风闻名于世，北条时宗受师傅熏陶已久，他的回答是大吼一声：“喝！”
祖元赞道：“真是狮子儿，能做狮子吼。”
在精神导师祖元的鼓励下，北条时宗果真如同一头激怒的狮子，率领镰仓武士，打退了元军。而祖元这个身处异乡的中国人，也用自己的方式，向摧毁故国的残暴元军报了仇。
某日，这个老和尚孤独来到本州南边的“徐福祠”里献香，沉吟良久，写下一首传诵古今的诗：
“先生采药未曾回，故国山河几度埃。今日一香聊远寄，老僧也为避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