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怎么会相信，于是派人到袁凯家打探，派去的这个人也不是空手来的，还拿了一件木工钻，传朱元璋的话，说疯子不怕疼。于是便用木钻去扎袁凯，看看他是真疯还是假疯。
袁凯果真是个天生的演员胚子，充分发扬了关云长刮骨疗伤的优良品质，任人钻来钻去就是不出声，来人这才相信，便回去报告了朱元璋。袁凯也就躲过了这一关。
然而朱元璋毕竟不是唬大的，没有这么轻易就相信别人。于是偷偷派自己身边的特务乔装去看袁凯家里的情况，这位使者刚假装溜达到袁凯家的院子，就被一个景象惊呆了，直庆幸自己还没吃饭。
原来袁凯脖子被铁链锁住，正趴在地上吃狗屎，还一段段的嚼。使者大倒胃口，差点把自己前天吃的饭吐出来，心想都到这个地步了，如果袁凯还没有疯，那就是自己疯了，连忙回去告诉朱元璋。朱元璋听后也是一阵恶心，便没有继续追究袁凯。
袁凯的吃狗屎这一招实在是太绝了，不过袁凯并不是真吃的狗屎，他在都察院的同僚事先得到了消息，便告诉了他，他灵机一动，把面粉和上酱料做成狗屎状物体，当饭给吃了。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麻酱饼，袁凯用自己的智谋算是彻底躲过了朱元璋的耳目。
“杀”成为一种习惯
在朱元璋严厉惩治贪官污吏的时候，也在使用不同的形式惩处那些鱼肉百姓的官吏们。
朱元璋当政的时候，实行了一项“粮长”制度。就是规定每一万石税粮为一个纳税区，由当地最富有的人担任粮长，负责税粮的催征输解。这是实行“许拿下乡官吏”的政策，割断了政府官员们假借税粮鱼肉百姓后的一个替代性方案。朱元璋为此项发明相当得意，说这是“以良民治良民”的高招，并且给予这些粮长们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优惠待遇，直至从中直接选拔帝国官员，甚至高级官员。以至于很多年后，大学者顾炎武还在他那本著名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说：“当时，父兄们经常教导子弟，做粮长比参加科举考试还好。”
但是，一些有财有势的粮长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希望更快捷迅速地得到更大的财与势。他们想出的主意相当富有中国特色，比如，将自己及其亲友们应当缴纳的税粮，分摊到纳税区的众人头上；比如，除了该缴纳的正粮之外，再加上各种附加费，这些附加费的名目有时候可以达到十八种之多，通常是正粮的数倍；再比如，将收缴上来的税粮当作高利贷放出去，再对上申请延期交纳，等等。同时，辅之以“临门吊打”、拆屋揭瓦、逼卖家产等手段，表现出相当高的智商水平和非道德勇气。
朱元璋对此类人物还是老方法——杀！并且抄他们的家。在他的《大诰三编》中，有一个他一次杀头抄家160个粮长的记录。有一个号称浙江金华首富的杨姓粮长，口出狂言，说皇帝征粮万石，还不及他一个田庄的收入。结果，解粮进京时，被朱元璋召见，问他：“粮食何在？”他回答说：“霎时便到。”朱元璋“哼”了一声：“杀时便到吗？”把这个非要太岁头上动土的家伙拉出去斩了。消息传出，其家人四散而逃，家产被当地人抢掠一空。另外，有一次朱元璋做梦梦见100个无头的人跪在自己脚下。十天后，正好有100个粮长解粮到京，恰好全部没有足额按期交纳。朱元璋下令格杀勿论。
在朱元璋当政的三十一年中，曾经至少发起过六次大规模整肃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的运动。有学者认为，在这些大清洗中，大约有10万以上到15万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被杀死。因此，有国内外学者将其称之为“有计划的屠杀”。
但是老朱知道自己这样大规模地杀人，必然会让天下人非议，于是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一种是针对贪官污吏那些不肖无福之徒，如洪武四年的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洪武十九年的“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都是这类的犯罪。
另一种是，杀掉的是可能威胁他皇位的人，或者可能威胁到他的继承人皇位的那些开国功臣们。这一类其实就是政治谋杀。“胡蓝党案”和洪武二十三年的“罪妄言者”就是典型的解释。朱元璋将此类人称之为“奸党”。
但在针对第一类目标的战场上，朱元璋的胜利短暂而暧昧。
在打击这些所谓的“不肖无福之徒”时，朱元璋显得随心所欲，但却有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尽可能地扩大打击面，最好攀扯出来所有的豪门富户，同时，辅以最为严酷的手段。
“空印案”，几乎是当时人人皆知的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大意就是：户部，当时帝国最高的财政机关，在每年审核各地例行财政报表时，要求非常严格，精确到了小数点以后的很多位数字，稍有不合，立即作废重报。于是，各地进京申报报表的财务人员为了少跑冤枉路，就在进京时，携带了盖好本地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与中央机关核对过数字后，或者在遭受到刁难时，就地重填。当然，如果当时有电子邮件和特快专递等，短时间搞定，就不会有下面的冤案发生了。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火车、汽车、飞机，连自行车都没有，离得又远，把马跑死也得要好多天才能到。你以为杨贵妃吃颗鲜荔枝是简单，路上跑死多少马怎么没人报啊？
按理说，用这种报表是造不出有价证券来的，人们也很难靠这里的数字徇私舞弊。因此，此种做法在民间被普遍应用，是官员们默认的方式。谁知，朱元璋偶然知道了这个情形，认定自己发现了一个官员相互勾结、舞弊欺诈的滔天大案。于是，这位缺少财务知识的皇帝立即发雷霆之怒，下令将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正印官，即一把手全部处死，副手以下官员打一百棍，充军边疆。
当时，全国有13个布政使司，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141个府，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192个州，相当于今天的小地级市和大县级市；1013个县。这1300多个官员全部被杀掉了。而且，是在有人已经向朱元璋解释清楚了个中缘由的情况下被杀掉的。
冤死！
这其中肯定有很多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也被稀里糊涂地干掉了。比如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当时他是山东济宁的市长。他一件布袍能穿十几年，每日三餐，有两顿用一盘素菜下饭。很多时候就是吃个山东煎饼了事。当地百姓在他的任期内，日子过得很滋润。大葱卖的好，煎饼销路也不错。百姓们不愿意这位知府调离，自发地作歌传唱挽留。歌曰：“使君勿去，我民父母。”结果，这么一个好官好人，此次却被朱元璋不由分说地杀死。二十多年后，他的儿子方孝孺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原因是，他不肯迎合夺了侄子皇位的永乐皇帝朱棣，结果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灭了十族的人物。当然这是后话。
“郭桓案”则号称是洪武朝最大的贪污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郭桓当时任户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全国最高财政经济部门的二把手。据说，这厮贪污的财物总计可以折合精米2400百多万石，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税粮收入。
朱元璋要求对此案一追到底。也就是说，要从中央部门开始，一级级地追查出所有犯罪终端。
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中央六个部和全国各地、各级的大部分官员被牵连了进去。《明史》的《刑法志》中说：自六部左右侍郎，即从中央六部每个部两位副部长开始的以下官员全部被处死，全国各地各级官员处死者数万人。其中有多少冤魂怨鬼估计无从查考。
最后，老朱来了一招更绝的，为了化戾气为祥和，平息人们的怨恨与恐惧，朱元璋把办这个案子的专案负责人员也杀了，并相当郑重其事地布告天下说：“我让他们除奸，谁知他们反而生奸，来扰害我民。这种人哪里可以纵容？今后再有这样的坏蛋，将不在赦免之列！”
貌似有点可笑！
罪状不明胡惟庸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初二，朱元璋从西华门摆驾出皇宫，要到皇宫附近的胡惟庸家去。胡惟庸是谁？就是中书省左丞相，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总理，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马正悠哉游哉地往前走呢，路上忽然有一个人迎着皇帝的车驾就直冲了过来，拦住御驾车马，由于紧张，一下子竟然说不出话来。朱元璋见他冲撞车驾，又不说话，特别生气。这不成心找碴儿吗？没等朱元璋开口，他身边的卫士见这个人敢这么冒犯圣驾，立即冲上去开打。这人是谁呢？他叫云奇，是西华门的内使，一个宦官。云奇很快被打倒在地，胳膊都快被打折了，还拼命指着胡惟庸的家。朱元璋一看，有意思，凭着他多年的实战经验，敏锐地察觉到，一定是发生什么事了，云奇才敢于这么拼死拦驾陈诉。老朱就开始分析了，既然云奇不在别处拦驾，偏偏在他前往胡惟庸家的路上拦驾，那此事就可能与胡惟庸有关。西华门离胡惟庸家很近，朱元璋于是登上西华门的城楼向胡惟庸家眺望。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见胡惟庸家里有很多的猛士，全都拿着武器，埋伏在屏壁间。老朱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多亏自己没有冒冒失失地去胡惟庸家，这要是去了还不完蛋了？直接被胡惟庸扣下了。不过难道胡惟庸真想趁我临幸时造反谋逆吗？老朱一时找不到头绪。因为西华门与胡惟庸家近在咫尺，内使云奇发现了这一逆谋后，便紧急赶来向朱元璋报告。这在历史上被称为“云奇告变”。
那朱元璋为什么要到胡惟庸家里去呢？这是有原因的。丞相胡惟庸是个马屁精，时刻在想着怎么讨好朱皇帝。他知道古代的皇帝都想多来点好像天人感应的事，比方说自己家井里涌出了个醴泉，这明摆着就是祥瑞之事。要不是皇帝治理的好，怎么会平白无故地出这种东西呢？上天要表彰皇帝的劳苦功高，就用这种方式表达了。果然，朱元璋一听说此事，非常的高兴，自己正愁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证据夸自己好呢，现在这个胡惟庸正好提供了一个，可喜可贺！于是兴冲冲地来了。谁知道，这竟然是胡惟庸的一场阴谋。好你个胡惟庸简直是活的不耐烦了。
朱元璋着急忙活地回到朝廷，马上调发禁兵，逮捕胡惟庸，然后召见云奇。没想到此时云奇已经气绝，不能再做进一步的证明。云奇一辈子默默无闻，在自己的太监位置上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临死居然这么轰轰烈烈，也值了！
那现在就要想一下，这个胡惟庸位高权重，为什么还要谋逆呢？他已经做到了皇帝下边第一把手的位置了，金银财宝也搂了不少，自己也培养了不少的手下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但在史书上却有这样的说法：胡惟庸权力是越来越大了，但是逐渐骄恣不法。久而久之，野心渐渐败露，他也知道自己坏事做了不少，担心受到惩戒，于是天天晚上做恶梦，梦见皇上在抓自己，醒来就是一身冷汗。就在这时，他远在定远的老家井里忽然长出了石笋，井水无缘无故喷出了数尺高，他家三代的祖坟上红光冲天。他知道后觉得这是天降的吉兆，预兆他将大福大贵。于是，就转动自己的花花肠子，有了非分之想。一次，他儿子在大街上下班高峰期，非要像二环十三郎似的，跑马练自己的速度，结果正好堵车，他一着急，马窜起来老高，踩死了人，这事被朱元璋知道后，直接惹怒了他，要将儿子治罪。胡惟庸感到，与其自己战战兢兢地等着皇帝惩罚，不如自己先下手为强。于是，胡惟庸就串通了一些人，图谋造反。
后来的事，就比较顺理成章了。老朱手里有这么多的御林军，还治不了一个小小的胡惟庸？胡惟庸就像小鸡子一样被抓住，然后被老朱处以极刑。朱元璋处死了胡惟庸，按说还可以选择一个人做丞相，但朱元璋被胡惟庸伤透了心，决定从此不再设立丞相。可见，在朱元璋看来，不是丞相的人选有问题，而是设立丞相这一制度有问题。干脆我不要了，看你还怎么拆我的台？这无形中也成了老朱的一项专利，这在老朱的创造一章里有明确的介绍。
胡惟庸死了，算是老朱为百姓除了一害，老百姓对这件事还是持赞同态度的比较多。但是如果非要给这件事抽丝剥茧的话，你会发现，胡惟庸死的其实有点不明不白。
《明史·胡惟庸传》里有句话清楚地记载着：“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胡惟庸被处死的时候，他谋反的罪行还不清楚。胡惟庸的罪状看来需要大家口口相传，因为现在很多事传出来的时候，第一个传播的人说的是一集电视剧的内容，等到第五个人传播的时候就可以扩充到十集电视剧的内容，人言可畏，众口铄金，不是一般的牛！老胡的故事也像神话传说一样，逐渐地被世人添枝加叶，越到后来越显得完整。他的罪状包括：谋刺徐达；毒死刘基；与李善长勾结往来谋逆；通倭（其实这一罪名是到了洪武十九年，即1386年，六年后才发现的），甚至派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勾结日本，欲借兵为助；通蒙古（称臣于元嗣君这一罪名，则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即1390年，十年后才发现的），派遣元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称臣，并约为外应，等等。但是经过史家考证，胡惟庸的上述罪状多是捕风捉影的说词。
胡惟庸的罪行一件一件被发现，已经是胡惟庸被处死很多年以后了，也就是说，当胡惟庸案发的时候，他并没有正式的罪名。这样的事听来很是让人费解，也不怪人家史学家会对此大肆研究一番。于是有好心善良也可能是闲的没事干的学者研究出了以下几点疑问：比如，《明太祖实录》详细记载了胡惟庸案被处理的情况，但没有关于胡家出醴泉而邀请朱元璋观看的事，这不是朱元璋赶赴胡惟庸家的原因吗？云奇冒死劫皇帝的马驾揭发胡惟庸，功劳很大，但是《明太祖实录》中却没有记载。这不是很奇怪吗？
晚明学者钱谦益就直接说：“云奇的事，就是个野史，根本无从考证。”史家潘柽章更认为云奇之事为“青天白日下说鬼，人家有点生活常识的就知道这是莫须有的事”。胡惟庸如果真要谋反，他在家里埋伏刀兵，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吗？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事。几百年以后，也就是到了现代，明史学家吴晗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胡惟庸党案考》，把胡惟庸的案子从头到尾，细枝末节地全都分析了一遍，最后证明，胡惟庸案是一个冤案。
胡惟庸看来真的是死得很冤，但是当时他没有罪名，又为什么会被杀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