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有个手下叫余立奎，为了王亚樵脱险潜逃而被捕，而余立奎的小老婆余婉君仍留在香港。戴笠知道，王亚樵绝对不会对余婉君不问不管，只要打通余婉君这个关节，就能查清王亚樵的行踪。为此，戴笠给香港站下令，要求他们想办法靠上余婉君。
香港站一个叫陈质平的特务，人生的年轻英俊。陈质平在余婉君家的隔壁租了套公寓，频频对余婉君眉来眼去。余婉君终于上钩，她不但在陈质平面前吐露了王亚樵在广西梧州的住所，而且愿意带着孩子去广西梧州找王亚樵。
1936年10月20日晚，王亚樵参加完广西梧州巨商李任仁的宴请后，按约到余婉君的住处看望。为了不引人注目，王亚樵让他的警卫人员远远地跟着。
当他推开余婉君住的房门，见没有开灯，立刻感到不妙，刚想抽身退去，可已晚了半步，早已埋伏在房内和房外的特务们，在几束手电筒强光的照射下乱枪齐发。接着，不知从何处甩出数个石灰包击中了王亚樵的脸，顿时他觉得眼睛火辣辣的刺痛，接着什么也看不见了。王亚樵最终因寡不敌众，几分钟后便被乱枪打倒在地。
一代“暗杀王”，就这样死于非命了。其实，戴笠才称得上蒋介石身边的“暗杀王”，也是白色恐怖和法西斯统治的“暗杀王”。
“到西安与校长共生死”
1936年12月初，下属们把一份情报送到戴笠手里，只见上面写道：“根据西北区的紧急报告，张学良与陕北红军的某负责人正进行秘密接触，具体内容不详。”
戴笠责令下属细查，其结果让他大吃一惊！据张学良身边的亲信说，张学良和杨虎城准备采取“兵谏”的方式，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
戴笠立即将消息报告了蒋介石。此时，蒋介石正准备飞往西安进行军事部署。对于“兵谏”一说，蒋介石觉得根本不可能。因为张学良平素很讲忠义，对蒋介石非常崇敬。戴笠与张学良的私交也不错，以他对张学良的了解，也觉得这情报不太可信。于是，关于“兵谏”的情报便被丢到一边没人理睬了。
可是“兵谏”真的发生了。12月12日，驻守潼关的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发来的电报，全文只有13个字：“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起初，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对外封锁有关事变的一切消息，即使戴笠也被蒙在鼓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知道消息后，立即通知正在上海的宋美龄，火速回南京商议对策。当宋美龄星夜赶回南京，当即把戴笠找去查询情况。戴笠这才得知消息，对他来讲，这不啻于晴天霹雳。
据说，在事变初起的几天里，戴笠哭丧着脸，到处乱窜，一筹莫展。有时大喊大叫，精神似乎到了崩溃的地步。他每见到一个黄埔同学或手下的大特务，就痛不欲生地哭诉：“校长这次一定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如何是好？”
整个南京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考试院长戴季陶等人，主张立即成立“讨逆军总司令部”，调动军队向西安进攻。但宋美龄坚决反对，她决定亲自飞往西安。同行的有她哥哥——行政院长宋子文，以及蒋介石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
这时的戴笠，不由想起了蒋介石当年“发迹”的往事。当时，孙中山被陈炯明的军队包围在广东总统府，年轻的蒋介石决定赶去营救，这使蒋深得孙中山信任，成为他的革命继承人之一。此刻，戴笠决定效仿蒋介石当年的做法，他相信这个后来史称“西安事变”的事件，将是一个验证他忠心的机会。
可戴笠知道，他曾得罪过东北军和西北军里不少人，此次前去无异于自动上门送死。这时，胡宗南打来电话，劝他一定要亲自去西安，胡宗南说：“这次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底牌握在校长手里，而不是在张、杨手里。张、杨的目的，无非是逼校长抗日。如校长有不测，那么国家必乱，张、杨的初衷也就不能实现，反而要成千古罪人。以他们的聪明，断然不会出此下策，因此校长也绝不会有生命危险。既然校长不亡，哪有学生先亡的道理？你此次去西安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勤王保驾之功，此是千载难逢的建功机会！如果利用了这个机会，会终身受用。反之，却难逃杀身之祸。”
这番话使戴笠茅塞顿开，坚定了他去西安的决心。不过，宋美龄却反对戴笠前去，她担心戴笠去了许多事会更难办，因为戴笠长期搞特务工作，得罪了很多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们。后来是宋子文出面，说戴笠与张学良私交甚好，好些别人做不了的事他能做到，宋美龄这才放心了。
临行前，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集科、股长以上骨干特务讲话。戴笠涕泪交流地说：“校长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为张、杨叛逆所扣押，生命垂危，前途堪虑。我们失职，未能事先明察，致校长蒙难，真是罪该万死。现在惟有尽最大努力，进行挽救。我现在决心随蒋夫人、宋部长飞赴西安，去营救校长。此行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后愿和校长共生死。同时，你们在家，也要把日常工作做好。”
飞机于1936年12月21日离开南京飞往西安，戴笠随身暗藏了两支左轮手枪，以备不测。可飞机在西安机场一降落，手枪就被张学良手下的人缴了，而且他当晚被软禁在张学良公馆的地下室里。戴笠知道凶多吉少，在日记本上写道：“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也。”
当终于见到蒋介石时，戴笠冲向前去，跪在蒋介石面前，抱住蒋的腿失声痛哭，责骂自己失职。
张学良担心有人加害戴笠，让戴笠住在了陈昶新的家里。好心好意的张学良绝不会想到，没过多少时间，他自己就成了戴笠的阶下囚。
蒋介石当然被戴笠愿冒生命危险赶来西安与他会合而感动，后来，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西安半月记》中多次提到了戴笠的名字，而且多年后他在别人面前仍然经常赞扬戴笠在危难中对领袖的忠诚。
12月23日开始，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组成的三位一体进行谈判。谈判结果，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6项条件。同时，戴笠与西安方面的有关人员讨论了6项条件中关于“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的具体事宜，并就此发出指示电，对张、杨及其他军官的生命安全作了秘密保证。
12月24日晚，张学良在西安新城大楼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蒋方军政大员，戴笠却于当日受蒋密令，先期赶回南京，进行秘密安排。
12月24日晚9时，戴笠下机后赶回鸡鹅巷53号寓所，立即召集特务处代理书记长张严佛和特务队长刘乙光交代任务。这时，戴笠的神情与去西安前已经完全判若两人。他一边笑一边很严肃地对张、刘二人说：“张学良将于明天送委员长到南京来，我已经和宋部长商量好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和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学良到南京的消息千万不可张扬出去，你们要特别注意。”
接着他又交代：“乙光赶紧在特务队挑出10个人来，要机灵可靠、仪表好的，都穿蓝色中山服，佩带2号左轮，由乙光带到宋公馆去，看守张学良。”
12月26日下午3时，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行飞抵蒋介石和宋美龄故宫机场，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批军政大员欢迎后簇拥而去。20分钟以后，张学良的飞机降落。张学良一下飞机，就被宋子文、戴笠拥上汽车，直驶北极阁宋公馆，由刘乙光率特务队特务监视起来。
这时，张学良只要出门，除张与侍从人员各乘1辆汽车外，后面还分别跟有特务处特务队与南京警察厅的汽车。戴笠十分严厉地对特务们交代说：“张学良的车子到哪里，你们必须跟到哪里。”
从此，张学良开始了数十年被监视和囚禁的生活。
而蒋介石回南京后，很快推翻了原先的许诺，对事变中的有关责任人该关的关、该杀的杀、该赶走的赶走，惟独对戴笠恩宠倍加。蒋介石一生中尽管把特务工作放在极重要的位置，但在公开演讲和所写的文集中，提到戴笠只有一次，那就是他所写的《西安半月记》。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戴笠的西安之行是极为感动的。
蒋介石对戴笠，此时给予了完全的信任和依赖，他把专门警卫自己的侍从室一处三组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戴笠。“西安事变”结束不久，戴笠患慢性盲肠炎在医院动手术，蒋介石特地叫宋美龄代表他去看望。这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所以当专程来上海看望戴笠的胡宗南得知此事后，也不免眼红了。当然，戴笠此时心里最应该感激的还是胡宗南。正因为这样，戴笠与胡宗南成了最好的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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