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前，指示负责接收的先遣特务给汉奸伪军传话，内容是：凡给敌伪工作之汉奸，但问行为，不问职位，予以办理。这个处理汉奸的原则就是不管这个汉奸的职位多高，只要没有坏的行为就不抓，官虽小，但有坏的行为也要办理。这个原则公布出去，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奸都认为自己没有干什么坏事，也都没有跑。并且响应蒋介石的号召，在最后关头坚守阵地，固守待命，立功赎罪，等候中央军接收，希望能重新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启用。尤其是他们看到，周佛海在上海、任援道在南京依然像昔日一样活跃，威风十足，于是汉奸们由此对自己前途的估计也都更加乐观。所以，这次中秋赏月晚会，他们在接到戴笠的请柬后，也都兴高采烈地前来出席。
晚会上，戴笠对汉奸们说：“在座的有不少在抗战期间出任过伪职，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的。在这里我再说一遍，解决汉奸问题，是政治重于法律……”
戴笠的这番信誓旦旦的话，完全是出于一个特工的常用欺骗手法，因为他暗中调集的肃奸力量还没有全部到位。而汉奸们一个个听得喜气洋洋，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不时地打断戴笠那浙江口音的“国语”，都以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无忧。稍停之后，戴笠又乘着酒兴继续说：“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
稳住汉奸们之后，戴笠就开始动手了。中秋赏月晚会后的第三天，时任军统局上海站站长的刘方雄和第三方面军二处处长的毛森等人，指挥一百多个行动小组，分头拿着印制精美的请柬，送到预先指定的汉奸家中，诳骗说军统局要在愚园路公馆请客。有了三天前的中秋赏月，这些汉奸都毫无戒备地跟着来到愚园路公馆。
可当他们来到指定的地点时，见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后，方才发现上当，但也只好束手就擒。这一晚，戴笠亲自通宵达旦地守在杜美路70号办事处里主持。结果，第一批预定要捕捉的100多名汉奸全部到案，无一漏网。
第二天晚上，毛森、程一鸣、刘方雄等人再次按戴笠的计划分头行动，又捕捉到100多人，连同第一批捕捉到的汉奸，全部关进原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监狱里。后来，因为抓来的汉奸越来越多，只好在南京又成立一个新的看守所，把一部分汉奸分流到那里关押。
不过，上海滩上的一些大商人曾在抗战时资助过军统局，被戴笠视为有贡献于“团体”事业的人，他从重庆到上海后还专门抽出时间召见过他们，所以他把这些人作为特殊的群体予以保护，没有把他们列入这次逮捕行动的名单中。
戴笠还亲自点名，将军统出身、中途叛变的26名汉奸也列入名单，一并逮捕。不过，也有一些中途叛变的军统特务受到戴笠的保护。比如原上海区长陈恭澍投敌后曾写了一本《蓝衣社内幕》，气得戴笠在重庆几天吃不下饭，因后来查明是王天木捉刀代笔，戴故而没有深究。加之陈后又去杭州帮李士群办特工学校，尚无大恶；抗战胜利前夕，又重新与戴挂上关系，得到戴的谅解。
逮捕最多的是那些从CC系跑出来的汉奸特务。由于汪伪七十六号的头目丁默邨、李士群都是CC系统的人。抗战胜利后，中统局发现肃奸大权尽入戴笠之手，中统方面针插不进，心中暗暗叫苦，只得派人大量出具证明或补造证件，向戴笠交涉，希望军统在肃奸时放过已被中统“策反”成为“地工人员”的汉奸特务。但戴笠不吃这一套，下令统统逮捕。除了个别由蒋介石亲下手令“力保”的以外，中统汉奸特务很少有能逃脱戴笠打击。
在北平，戴笠仍然沿用上海的一套。12月5日，戴笠借李宗仁北平行营指挥所的名义，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一号举行盛大宴会，向北平50多名特任级、简任级和荐任独立伪职的大汉奸发出“敬备菲酌，恭请光临”的请柬，邀请他们出席宴会。
这一天，包括北平市长刘玉书、北平宪兵司令黄南鹏在内的大汉奸们，一个个怀着疑虑不安的心情来到东城兵马司一号。一进院子，只见军警林立，戒备森严。虽然酒席极为丰富，但汉奸们已是味同嚼蜡，难以下咽。
在大家匆匆吃完以后，戴笠拿出经蒋介石审定的名单，对宴会上的汉奸宣布说，根据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凡当过特任职、简任职和荐任独立伪职的汉奸，都必须按其职守受到检举。戴笠说：“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
话音一落，这些汉奸纷纷遭逮捕。只有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在戴宴客之前托病住进中央医院，后来，也被军统从中央医院拘押到看守所。
不为人知的是，戴笠也亲自赦免了一些著名的汉奸，其中有几个是为傀儡政府情报部门工作过的臭名昭著的秘密特工，如被监禁的“满洲国”电影明星李香兰等人。他则通过中美合作所，把这批人送到美国侨居。有的则转移到了军统的招待所，让他们过着奢侈的“狱中”生活，享受各种优惠，而且既未受审，也未受罚。
据统计，这次全国“大锄奸”的行动中，约有2720名汪精卫政权的军政要人被处死，2300人左右被判无期徒刑。戴笠又一次为蒋介石政权立下大功，当然也更展示他杀人不眨眼的声势威望，“戴笠”的名字，也就更令各界人士闻风丧胆了。
“过河拆桥”抓捕周佛海
然而，尽管除掉了这么多汉奸，戴笠仍然受到舆论方面的压力，因为“最大的汉奸”周佛海仍然处在国民政府的保护中，甚至还在军统局的接收过程中大红大紫了一场。
在1945年的中秋节之后，上海的报纸上，几乎所有文章都和“惩治汉奸”有关。几个头号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除了汪精卫已病死，陈公博逃往日本后被押解回国，剩下的就只有周佛海了。为此，全国强烈要求惩办周佛海的呼声很高，即便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少人推波助澜，借机向戴笠施加压力。
其实，自开展肃奸行动开始以来，戴笠是无时无刻不在注意舆论对周佛海等人的态度。戴笠自己也意识到，周佛海的利用价值将越来越小了，而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会越来越大。
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那就是把周佛海等人送到重庆软禁起来。这样就对民众有了解释，可以对外宣说：已将周佛海等汉奸送到重庆关押，听候审查处理。而对周佛海等人说，可以让他们远离舆论的中心，送到重庆保护起来。
蒋介石批准了这个方案，于是戴笠抓紧组织实施。他圈定的人，除周佛海外，还有罗君强、丁默邨、杨惺华三人，都是周佛海集团的核心分子。
接着，戴笠又找周佛海等人长谈了一次，他说：“我考虑到，继续住在上海和南京都不好，现在的这些流言已经没法阻挡。现在为了佛海兄的安全，我主张你们住到重庆去，夫人、幼海母子还住上海。委员长将在重庆召见你们，并指示我亲自送你们去重庆”。
周佛海、丁默邨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戴笠的这番话虽是商量的口气，其实就是不容置疑的命令。周佛海知道，去重庆已经是不可挽回的事实，但他还是要摸摸蒋介石的底牌。于是，决定派自己的密友、多年来帮助他办报进行舆论宣传的金雄白，去约见蒋介石在上海的军事代表蒋伯诚，以此探探口风。因为周佛海对蒋伯诚算是有恩，抗战期间，蒋伯诚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处境危险，也是周佛海经过与日本方面反复疏通而获释。所以，周佛海指望蒋诚伯也能“知恩图报”，还自己一条命。
金雄白来到蒋伯诚住处，刚提此事，蒋伯诚却直言不讳地说：“佛海既已决定同雨农去重庆，又何必再来问我呢？”
这话使金雄白不知所措，真不知该如何回话。蒋伯诚停顿一会儿，又说：“佛海知道我与戴雨农是不对座的，如果照我旁观者的立场说了真话，可能会坏了戴雨农的好事，会招人致恨哪！但我不说真话，也对不起佛海这个朋友，而且这几年他也照应我不少。其实，戴雨农的用心旁人一看就明，佛海此去重庆，处境肯定不会好。我说白了吧，以佛海的聪明，并且过去又对当局的人和事非常熟悉，他又何必来问我呢？”
蒋伯诚说完，就让人送客。金雄白回到周宅，把蒋伯诚的话坦直转告，周佛海听完后，心凉了半截，但他仍然存着一丝侥幸，他对他周围的一些人说，“蒋先生不过叫我作个时期的休养罢了。”
唐生明听说此事，心里也觉得十分不平，他找到戴笠，不客气地说：“过去尽量利用他们，拉拢他们，今天用不着他们时，便不肯为他们负责了！”戴笠无言以对，便连连地“咄！咄！咄！”了几声，然后解释道：“我们一切都要听从领袖的酌处。”
接着，戴笠又给重庆毛人凤、沈醉打了长途电话。交代他们派人把中美所白公馆内的美军校级军官招待所打扫干净，检修家具，腾出来给周佛海等人住。然后，戴笠亲自坐上押解周佛海等人的飞机，来到重庆，并命令手下严格封锁消息。
飞机停稳后，戴笠第一个走出了机舱，他先站在舷梯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确信没有可疑人员，这才放心地招呼周佛海一行走下飞机。然后，一行钻进毛人凤早就备好的轿车，向白公馆急驶而去。
随周佛海同行的，还有罗君强、丁默邨，以及周佛海的妻弟、伪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杨惺华。还有一位伪中储行总务科长马骥良，平时专门负责照料周的生活，他本不是戴笠圈定的对象，但他自听说周佛海将去重庆的消息后，也主动要求同去，经戴笠同意，由周佛海将他带上。
最后，这一群人来到了重庆杨家山的山腰上的白公馆。杨家山一带环境秀丽幽静，景色宜人，白公馆原为川军师长白驹所修，它依山而建，里面山涧、瀑布、石崖、小径，均得天然之趣。1943年以前，白公馆是军统的看守所，后来被梅乐斯看中，成了中美合作用所第四招待所，专门用来招待美军校级军官。经毛人凤和沈醉安排，周佛海一众人等全部住在楼上。周佛海住左边的一个大间，这里曾关押过叶挺将军。丁默邨住右边的一个大间，罗君强、杨惺华等也都一一安排住下。
这天中午，毛人凤设宴为戴笠和周佛海等人接风洗尘。席间，虽然戴笠、毛人凤不断向周佛海等人敬酒讲笑话，可是周佛海一群人自知前途凶险莫测，一个个心事重重，强作欢笑。
酒席吃到一半，戴笠预先交代好的一位秘书走进客厅，故意大声对戴笠说：“侍从室来电话，委员长叫你马上去。”戴笠马上站起来，对周佛海等人说：“很抱歉！不能奉陪，要先走一步了。”
周佛海一听是蒋介石找，也马上站起来送戴笠走，并用恳求口吻说：“见到委座时，请为我们美言几句。”
戴笠满面笑容，连说：“那是当然的！那是当然的！你们过去对党国的功绩，委座不会不重视，也不会忘记的。暂时委屈各位一下，一切包在我身上，请放心好了。”
然而，从那以后，周佛海再也没有见过戴笠的面。
于是，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邨、杨惺华等人就被软禁在白公馆内，他们生活待遇很好，也可以相互串门、打牌，可以读书、看报，还可以给家里通信，但必须经特务检查。只是限制下楼，到院子里散步需要经过批准，更严禁到院外行走。
天长日久，周佛海心情越来越烦躁，加之听说白公馆本是个看守所，以前死过不少人，更感到不满意。沈醉知道了以后，便向戴笠反映，戴笠就将他们搬到梅乐斯、贝乐利住的寓所。这里是一排十来间平房，有新式卫生设备，还有一个院子可供散步，四周有松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周佛海等人免除了那种坐牢和与死人为伴的感觉，感到甚为满意。而戴笠为了确保这群汉奸的“安全”，将外围警卫人员由一个排增加到两个排，严密进行监视戒备，以防不测。
不过，周佛海等人后来还是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丁默邨等人死刑。1947年，蒋介石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下令对他特赦，改判无期徒刑。其公馆作为“伪产”被接收，改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招待所。
从那以后，周佛海便在铁窗下度过余生。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这就是曾经被戴笠利用、又遭到戴笠抛弃的“大汉奸周佛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