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亲身去福建
1932年初，以蔡廷锴为军长的第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沪淞抗战中表现卓著，使日本军队遭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迫使日本政府三易其帅。然后，同年五月，蒋介石却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强令其开往福建“剿共”。
十九路军进入福建后，利用福建红军进入江西作战的空隙，占领了闽西和闽北两个根据地的不少地方。不久，红军主力由江西东征福建，十九路军连吃败仗，红军围困廷平、顺昌和将乐等县城，直接威胁福州。
蔡廷锴这才明白，蒋介石是想借红军来消灭十九路军。于是，蔡廷锴毅然决定“反蒋抗日联共”，同时积极与红军联络，并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在此基础上，蔡廷锴与李济深等反蒋人士反复商量后，决定举旗成立新政府。
1933年11月20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李济深为政府主席，蔡廷锴等十一人为委员。这个事件被国民党政府称为“福建事变”，一时间，海内外都为之震动。
其实，在事件发生前两个月之前，戴笠就已经察觉到，福建风头不对。于是，他多次下指令给香港区和华南区的特务，要他们密切注意李济深等人的活动，尤其是与十九路军之间的密切接触。为防不测，戴笠还在福建的浦城和厦门成立了两个特务处的直属小组，进一步加强了对十九路军的监视。
戴笠把“福建方面的异常情况”向蒋介石汇报，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多次致电十九路军查问情况，见没有回音后又派飞机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庐山见面，蔡廷锴又以身体有病推辞了。过后，蒋介石又派人给十九路军送去了50万军费，想以此达到拉拢的目的，但也没能奏效。
蒋介石心里明白，如果福建方面有事变，那么广东、广西、四川以及北方的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就会联合起来，到那时这后果就不可设想了。
而当戴笠发报告给蒋介石，告诉他“福建事变”已经发生，蒋介石正在江西前线指挥部队与红军作战。当他听了福建的事，神经紧张了起来。据蒋介石身边的人后来回忆，那几天时间里，蒋介石看的最多的是那本《剿匪手本》。每日晚餐后，蒋介石问的最多的是戴笠发来的电报，每份他都要细看。
蒋介石从戴笠发来的电报里得知，十九路军在福建发起事变后只是空喊口号，而且全国其他的地方反对蒋介石的派系没有响应福建事变的迹象，加上在江西的红军也没有出现配合福建方面而进行反攻，蒋介石的心情开始好转了。他对身边的人说：“这下可好了，敌人孤立无援，我也可透口气了。闽变不平则天下不安矣。”
于是，蒋介石调集了三路大军向福建开进，同时急电戴笠组织力量潜入福建，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对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进行策反，彻底瓦解“福建事变”。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即将在北平的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紧急召回。
原来，十九路军历来是广东人的天下，而郑介民也是广东人。其实，早在十九路军奉命开赴福建时，戴笠就利用郑介民在十九路军中有许多广东老乡，先后介绍了数十名特务处的人员到十九路军中“卧底”。为了达到长期隐蔽的目的，只有其中少数人是通过特务处直接安排的，大多数人是由郑介民以个人关系派遣出去的。这些人平时不与特务处来往，只与郑介民个人保持联系。此时，要启用这些“潜伏人员”，当然只有郑介民最合适。
郑介民却有些为难，十九路军当中，很多人都认识他，也知道他在“特务处”工作，这个时候让他去福建，还不等于自投罗网！况且，通过他的关系派往十九路军的那些人中，有些已一年多没有联络过了，其中很多人可能已经叛变。
无论戴笠怎样恩威并施，郑介民就是不肯去福建。情急之下，戴笠只得决定自己潜赴福建主持这次行动。几天后，戴笠带着从特务处上海区抽调来的沈醉和副官贾金南以及数名卫士，秘密到达了福建厦门的鼓浪屿。
戴笠先是在梳理和接通原先打入十九路军内部的各种关系后，于是，他每天穿着长袍，扮成富商模样，带着枪法极好的警卫，奔走于闽南的乡间。
戴笠有一个高招，就是收买福建的地方武装和杂牌军。
原来，福建这个地方一直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地方武装、杂牌军和“民团”各据一方，把福建省弄得四分五裂。这些地方武装、杂牌军和“民团”，都先后受过红军和十九路军的打击，甚至被收编过。所以，他们对红军和十九路军，都有着仇视和恐惧的心理。
戴笠此番是有备而来，带着大量的银洋，还有盖有军事委员会印章的委任状，把这些地方武装收买过来，让他们扰乱后方和封锁道路，使十九路军在其后的作战中吃尽了苦头。
与此同时，戴笠还积极地对十九路军内部的高级将领进行策反。当时驻守漳州、厦门的警备司令黄强，原来是蔡廷锴的参谋长，但黄强的妻侄周昭琼却是戴笠手下的人。于是戴笠带着周昭琼去了漳州，说服了黄强。
此外，戴笠还通过黄埔同学关系，对十九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范汉杰进行了策反。而后，戴笠又通过范汉杰把十九路军总部译电科科长李道生拉拢了过来。李道生把十九路军内部的所有来往电报和密码本都交给了戴笠，弄得十九路军在关键时候无法向所属部队下达作战密令。
戴笠还充分利用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作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如，曾通过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利用老乡的关系，买通了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通过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利用朋友的关系，买通了十九路军四十九师师长张炎等。很快，十九路军的主要将领均与戴笠建立了关系，并都表示愿意归顺中央。
1934年1月中旬，在蒋介石的三路大军紧逼围剿和戴笠策反的双重压力下，十九路军被逼到了绝境。黄强、毛维寿、张炎等十九路军将领公开宣布听从蒋介石指挥，逼迫蔡廷锴出走香港。而后，十九路军的各师师长在福州召开会议。戴笠派人参加此次会议，会上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十九路军的各师师长经过讨论，决定解散福建人民政府。
“福建事变”经过五十天后就被平息了，这其中，戴笠所组织的策反工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过，戴笠所做的事不便于公开，更不能公开嘉奖，蒋介石为了不亏待戴笠，任命他为南昌行营调查科上校科长。
这次任命，对外人来说并不起眼，但对一向从事秘密工作的戴笠来说，他此时终于有了一个能公开的头衔，而且手里所拥有的权力也扩大了许多。
“杀杨儆宋”的伎俩
1931年8月19日，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主持了“第三届党干部培训班”的结业式，这给蒋介石的人一个逮捕邓并将他投入监狱的机会。邓演达被捕4个月后，蒋介石的警卫头目王世和，在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将其秘密处决。
邓演达之死，成了蒋介石侵犯公民权利的又一个例子。消息传开，群情激愤。1932年12月，包括蔡元培、宋庆龄、鲁迅、马相伯、沈钧儒和史量才在内的全国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共同组织起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同盟以宋庆龄为总会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并在上海、北平设分会，积极开展有关活动，并组织营救了不少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
比如，1933年3月，共产党人陈赓、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等被捕，为了营救他们，“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专门组织“营救政治犯委员会”，由宋庆龄、杨杏佛等人赴南京探望陈赓，要求释放陈赓，并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罪恶。同年5月，丁玲、潘梓年被特务秘密绑架，同盟又组织了“丁、潘保障委员会”，进行营救。
1933年，镇江《江声报》经理兼主编刘煜生，因在该报副刊上登载爱国文章，被蒋介石的亲信、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国民党当局以“鼓动红色恐怖”的罪名逮捕枪毙。同盟得知此消息后，即开会发表宣言，指出，“此种蹂躏人权、破坏法纪、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与实质上北洋军阀毫无二致，也即为我全国人民之公敌。”
这期间，杨杏佛身为同盟总干事，积极奔走各地，做了大量工作，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恨。
杨杏佛又名杨铨，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又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1918年他毕业回国，获商学博士学位。1924年，杨杏佛赴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他任孙中山治丧筹备处总干事。1928年4月，又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杨杏佛生性耿直，刚正不阿。1925年，国民党斥资白银80余万两兴建“中山陵”，杨杏佛被推举为治丧筹备处总干事，掌握极大的权力。当工程招标时，许多建筑公司纷纷送礼贿赂，杨杏佛照单全收，却将礼品存放在陈列室中供人参观。
有人曾说：“如果说宋庆龄、蔡元培是民权保障同盟的精神领袖或者说灵魂人物，那么杨杏佛就是同盟的实干领袖，是实干家。”的确，如果缺了杨杏佛这样执著精干的人物，民权保障同盟就不会有如此大的作为。
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的动荡中，杨杏佛大力呼吁全国统一抗日，蒋介石对此非常恼火。于是，1933年3、=4月间，蒋介石给戴笠下达了刺杀杨杏佛的命令。
戴笠受命后，立刻在上海建立了指挥部，亲自监督执行这一计划。他还印发了杨的照片三百张，供特务们确认，以备随时动手。
杨杏佛当时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的楼上，他有个爱好，就是骑马。为此，他在大西路雇人养了两匹好马，常常在闲暇时去大西路、中山路驰骋一两个小时。
尽管收到过恐吓信和子弹，但生性刚直的杨杏佛根本不以为然，更不知道特务们正在暗中监视他，而且正准备在大西路、中山路一带动手。
特务们认为，趁杨杏佛在这个地段骑马的机会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他们把计划上报之后，蒋介石却连连摇头，他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庆龄的寓所附近执行。一是起到威吓宋庆龄的目的；二是在租界出现的暗杀事件，与政府干系不大。
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庆龄的寓所途中执行。
戴笠于6月初亲往上海指挥布置，他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赵理君纠集了六个暗杀高手，一齐对着蒋介石的像宣誓：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当即自杀，绝不泄露秘密。
特务们原打算在6月17日早晨行动，当他们到达中央研究院附近时，遇上法巡捕房的巡逻警车，又有一队巡捕经过，所以没敢动手。
6月18日早上6点多，赵理君等四名特务们分散等候在中央研究院附近。约8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长子杨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时，特务们便走近门前准备动手。
中央研究院为杨杏佛备有两辆车，一辆是道奇牌轿车，一辆是纳喜牌篷车。杨氏父子先是上了道奇牌轿车，然后又下来了。监视的特务以为杨杏佛察觉了，刚想发信号，却见杨杏佛领着儿子上了篷车。原来，轿车司机不在，杨杏佛只好改乘敞篷车。
当汽车驶出大门时，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杨杏佛听到枪声，立即趴在儿子杨小佛的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儿子。特务们连开十几枪，将杨杏佛和司机打死，而杨小佛仅仅右腿部中了一弹，终得幸免于难。
据当时只有15岁的杨小佛回忆：
“那是个星期天，父亲和往常一样，带着我乘坐纳喜牌篷车外出。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拟向北转入亚尔培路时，只见路边冲出4个持枪大汉，立在汽车四角射击。司机胸部连中两弹，打开车门夺路逃命。父亲听到枪声，立即伏在我的身上……终于，父亲倒在了血泊之中，气绝身亡，而我仅右腿部受了点轻伤。”
惨案发生之后，凶手们慌忙撤退。这期间又发生一个“插曲”：
原来，特务们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有个特务慌乱中跑错了方向，而租界警方听到枪声后已经开始鸣笛。车上的赵理君见已经来不及，又怕这个特务被抓泄密，便抬手给了他一枪，仓皇中未中要害，车已开足马力逃跑了。
此时法国巡捕已经包围过来，那个特务在绝望中举枪自杀，结果负伤未死，被巡捕抓住，与杨氏父子一起送到医院。被医生抢救过来后，他向租界警方供称，自己访友路过此地，在乱枪交射时被流弹打伤。
戴笠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密派在法租界捕房任职的特务，带上毒药上医院。当天晚上，这个特务便“重伤不治”而死。
蒋介石暗杀杨杏佛，其目的是要恐吓宋庆龄、蔡元培等人。比如当时，杨杏佛的朋友鲁迅先生就说过：“打死杨杏佛，原是对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而戴笠的手下沈醉，后来回忆道，“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先生”。
杨杏佛（左）与鲁迅然而，暗杀并没能吓退宋庆龄和蔡元培，事件发生后，蔡元培立即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法院起诉，并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急于饬属缉凶，以维法纪”。
6月20日，同盟在万国殡仪馆举行杨杏佛先生入殓仪式。尽管特务们扬言在这一天要暗杀同盟其他领导人，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还是亲赴殡仪馆为杨送殓。宋庆龄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这些人和他们雇来的打手们以为靠武力、绑架、施刑和谋杀，他们可以粉碎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斗争不仅远远没有被粉碎，而且我们应当更坚定地斗争，因为杨铨为了自由而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
那段时期，宋庆龄受到持续的监视，而且戴笠的特工多次企图收买她的女佣，但都失败了。负责监视她的便衣特务也只是记下来往人员的汽车牌照，从来没有跟踪来访者到他们的住处。
不过，特工们报告说，宋庆龄并没有被杨杏佛的死吓倒，而蒋介石对她无所畏惧的态度恼怒之极，命令戴笠用车祸来威胁她。为此，戴笠把任务给了沈醉。而沈醉则精心安排了一系列技术细节，包括把特务们汽车的前窗玻璃换成防震玻璃，以免“车祸”发生时，真的危及宋庆龄的生命。
筹划周全之后，到了下命令的最后一刻，蒋介石开始顾虑起来，他怕特务们会不慎真的将宋庆龄撞死，而他的夫人宋美龄还有妻舅宋子文，一定不会“轻饶”他，思来想去，蒋介石只好取消了这个计划。
“一百万读者”惹的祸
1933年，宋庆龄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抗议蒋介石派人暗杀邓演达、杨杏佛，又将它翻译成中文。“同盟”找到《申报》经理史量才，请他设法发表。
史量才不敢在《申报》上刊登，但还是通过关系，在某通讯社的稿件上发表了。可是，即便史量才小心慎重，没有直接和蒋介石作对，蒋介石还是决定：暗杀史量才。
史量才原名家修，1880年生于上海附近的泗汀镇，年轻时曾办过女子蚕桑学校，后来又积极参加保路运动。中华民国成立，他被任命为松江盐务局总监，后来转而投身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