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这个症结的核心依然与中国历史上的“人文主义理念”有关。中国的古人只是把这些自然科学当作一技一艺来看待，不肯潜心研究。这些知识只被当作一种博闻之学，而不被纳入显学之列。对于中国当时的精英阶层而言，国家治平、经济繁荣、教化昌明等等一切社会科学范围以内的事情才是重中之重，这些较之于天文、历算、医学等等之类，轻重缓急，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因此天文、算术一类的自然科学只转入历法方面，以使其有利于农业。至于音乐之类，在以前只被当作一种人文修养，期求达到一种内心与人格上理想境界的一种工具。因此历史上的中国，自然科学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如果它脱离人文中心而独立，则只会被当作一技一艺，受人轻视，更不要说有大的发展了。
不仅仅自然科学，即便是政治，在中国古人的看法中，尤其是已经登坛拜相的大知识分子的理想中，也决不应该为政治而政治。政治若脱离人文中心，连一技一艺都不如。他们提出的政治理念甚至影响至今，如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都广泛而深远地影响着每一个有良知的当代中国人。这就是一种人文精神上的一脉相承。
历史上的中国古人所追求的，是关涉整个人文社会的全体性。他们的活动目标虽是上倾的，指向政治，但他们的根本动机还是社会性的，着眼在下层的全体民众。他们抱着这种态度，使他们不仅为政治而政治，而是为社会而政治，为整个人文精神的理想而政治。因此，他们都有一种超越政治的立场，使他们和现实政治有时合不拢。在他们的理念中，政治不是迁就现实，应付现实，而是为整个人文体系的一种积极理想作手段作工具。他们的政治理想，是从文化理想、人生理想中衍生出来，政治只成为文化人生的一支。这一理想，即使不能在现实政治中展现，依然可以在人生文化的其他领域中表达。
因此，期求完成一理想人，也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理想的政治家，这是把政治事业融化到整个人生中而言。若单把政治从整个人生中抽出而独立化，即失去了政治的原本意义。要专一做一个政治家，不一定能成为一个理想人。《大学》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而归宿到“皆以修身为本”。我们平时常说的“内圣外王之道”，可以说，内圣即是指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外王即是治国、平天下。而治国、平天下也旨在实现人文理念的理想。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仅没有从事专精于自然科学上一事一物的理想，也没有对人文界专门探求某一种知识与专门从事某一种事业的理想。因为任何知识与事业，不过是为达到整个人文理想的一种工具、一条途径罢了。中国的知识对象与理想生活，很早便集中到人文整体的共同目标上。一切知识学问都成为人文精神的一个分支。一切发展，都成为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成为一个诗人，或者一个音乐家，只是自己个性的伸展，那只是整体的一个角落。只有向社会全体服务，才是人生最高天职，这便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上倾而热心政治这样一种历史局面。
这种具有自我加强机制的人文理念发展到明、清两代算是最为鼎盛。随之而来的，便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新文化的兴起。在中国传承了数千年的人文理念与精神发展到这个时期，便开始受到越来越猛烈的冲击，并随之发生剧烈变动。
这场声势浩大、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的。当时政治腐败、思想混沌、整个社会状况令人迷惘、窒息，而国际危机又迎面逼来。国家前途与个人出路都陷于盲从。一切不满于当时现状的人都极其渴望寻求一条新的出路。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中宣称：“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这正是对当时危机形势的真实写照。
可以说，这场运动中对中国传统理念产生巨大影响的首先是白话文的提倡与普及。因为它的推广与普及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客观载体——文体格式，并由此进一步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根基。周策纵在《胡适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与贡献》一文中指出：“从五四时代起，白话文不但在文学上成了正宗，在一切写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这件事在中国思想、学术、社会和政治等方面都有绝大的重要性，对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很巨大的影响。在某些方面来看，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而钱穆在《文化中之文字》的讲演中反证了这种观点：“近人为慕西化，竞倡白话文，不知白话与文言不同。果一依白话为主，则几千年来之书籍为民族文化精神之所寄存者，皆将尽失其正解，书不焚而自焚，其为祸之烈，殆有难言。”鲁迅认为白话文运动的提倡和发生，从而改变了“无声的中国”。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说：“这一个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是一样的。”
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新文化的兴起，更表现在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人文理念的猛烈冲击上，因此从一开始便具有反传统主义的品格。但它并不仅仅是反传统主义运动，更重要的是一场现代价值的重建运动。在破坏旧传统与重建现代价值的过程中，新文化的倡导者们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用近代科学理性反对传统的实用理性，用近代人文主义反对传统的仁礼禁忌，力图建立以自我为价值主体的人生观，并以之取代家庭为本位的传统观念。
由此，以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为开端，中国的民族文化开始渐变为一种混合性、包容性的人文理念。虽然从1919年以后，我们不断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尝试各种不同的措施加以回应，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所改变的只是混合的程度而已。新文化运动彻底打破了统治阶级对“话语霸权”的垄断，是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一个明显标志。从此，中国的民族文化及人文理念与西方的各种思想体系发生着剧烈的碰撞。
用费正清的理论来说，就是“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研究模式。可以说，这种“冲击——反应”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明显的历史现象，更是一种当代的社会现实。
经过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以后，各种主义与西方思潮如潮水般的涌人中国，并在中国的思想人文界形成了激烈的争论与相互冲突。其最主要的代表是西方的民主与代议制思想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争论。但是经过近30年的演化与斗争，中国人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接受了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并使其融人到自己的人文价值观之内。
事实上，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之一。虽然我们对当时身边的社会主义巨人“苏联”知之甚少，但即使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也不难见当时社会主义潮流掀动人心的力量。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主义名号之下统括着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这些主义之间往往又相去甚远。但对于为中国社会寻求出路的人们来说，他们都是富有吸引力的。每一种主义的周围，都汇聚过有志于救世治弊的知识分子。可以说，被民主和科学所唤起的成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几乎在一夜之间纷纷成了社会主义者。这一事实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首先，中国古已有之的“大同理想”成为一种现成的思想基础，沟通了中国人同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在19世纪，这种思想曾经明显的影响过小农构筑起来的“太平天国”。它虽然并不等于近代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它刻画出了一种没有斗争、互爱互助的理想境界。由这种境界产生的理想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五四前后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们猛烈反对旧文化，但他们本身又多半是从旧文化中挣脱出来的人物，因此，“大同理想”对他们来说本是熟知之物。
其次，甲午战争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缓慢而持续的发展，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传人准备了现实的基础。资本主义的发展促成了资产阶级革命。
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又造成了“机器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人们因而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一面固然增加财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
在西方，这种认识促生了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这种认识则引来了近代社会主义。20世纪初年努力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进人物，就已经表现出追求资本主义，同时又向往比资本主义更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样一种矛盾。孙中山说：“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即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这种矛盾因中国人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资本主义危机而加深，因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的黑暗痛苦而加剧。于是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社会主义便成为忧国之士讨论的一个大题目，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并在这面大旗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其后，中国政治思想史掀开崭新的一页，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逐步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接纳并信奉的一种思想体系。
可以说，这条中国社会人文理念的发展脉络直接影响着我们当代每一个中国人的言行、举止以至思想和道德观念。毕竟，我们生活在由这种人文思想浇灌出来的土地上，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贴着“中国文化”的标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包含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的汲取，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能够更好地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也是人文理念演进“路径依赖”一个方面的体现。文化演进的路径依赖性，决定了我们今天正式制度的设计要与这种非正式制度——社会文化理念相协调，相包容。否则，正式制度就不能为广大社会成员认同。
以上我们一直强调我国当前的思想及其文化深受中国社会人文理念发展脉络的影响而表现出了路径依赖的特点，那么怎样因势利导通过这种路径依赖来培养公务员廉洁奉公的偏好呢？当前，各级公务员可以扬弃中国几千年来深入人心的利天下、济苍生的民本主义观念，作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历史脚注，努力实践胡锦涛同志关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重要思想。把胡锦涛同志的要求，落实到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的工作中去，落实到各级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转化为各级公务员对人民的正确立场、深厚情感和科学的工作方法，转化为各级公务员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转化为各级公务员的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
从本质上说，没有对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就谈不上“权为民所用”，更谈不上“利为民所谋”。因此，一名合格的公务员，首先应该是一个对人民群众有真情实感的人，应该始终保持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发自内心地热爱着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而这也恰恰是我们当前培育各级公务员廉洁偏好的核心内容。
实际上，只有将我们在这里强调的非正式制度层面上的人文关怀与正式制度层面上的法制监督相结合，培育各级公务员廉洁偏好的尝试才能取得最大化的正面效果，毕竟人文主义关怀是中华民族在近五千年的历史中随经验而演化的非正式规则，是一种更有效的主观意识和自我约束，而很多正式的制度规则也是对已经形成习惯的非正式制度的一种追认和认可，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相互转换关系。因此，我们说，新体制下的人文关怀对于培育我国公务员廉洁偏好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