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选择：沉沦或崛起
中日甲午战争是晚清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清政府坐井观天，认为月亮只有中国的最圆，自大到了可笑的地步，对于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充耳不闻。封闭和排外带来的后果极其惨痛，一场海战刚刚开打，庞然大物就轰然倒在了“小日本”手下。面对败局，国人无不震惊，为国家的命运扼腕叹息。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十八日，李鸿章率团赴日本谈判议和。作为败方的代表，李鸿章这次日本之行十分狼狈。谈判桌上，战败国一切皆处于不利。日本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逼李鸿章答复。谈判进行到第三天，李鸿章回旅邸途中竟遭日本浪人枪击，子弹射伤面颊，当场晕厥。
李鸿章缠着纱布，吊着绷带，坚持回到谈判桌上，尽管他的这个行为赢得了国际同情，但是他所签订的《马关条约》依然很苛刻，被世人认为是丧权辱国的条约。
李鸿章归国后，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国人骂声一片，所有脏水全都往他头上泼。在极度悲凉的心境中，这位73岁的老臣写了一首马关记事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路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征旗大将坛。寰海尘氛纷未已，诸君莫作等闲看。”
恩师李鸿章处境艰难，袁世凯的日子也不好过，有人指责他擅启边衅，是清政府战败的罪魁祸首-这样的指责太苛刻，并无什么道理。但是，对于36岁的袁世凯来说，内心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加上在朝鲜经历的诸多磨难以及那些烦心的家务事，他感觉身心疲惫，甚至于萌生了退出政坛的想法。
当时西洋人见中国战败，一批军火商应运出现，向清政府兜售军械装备。因情形不熟，语言不通，常常雇请中国人为经理，国人称之为“买办”。袁世凯见仕途不畅，即求致富，想去当一名办洋务的“买办”。但是当买办是有条件的，需要缴纳保证金数万元，袁世凯两袖空空，无从下手。
先前袁世凯任前敌营务处时，与奉天举人王英楷来往甚密，结为莫逆之交。王英楷身高体胖，人称“王胖子”，是东北有名的巨富（后来娶了孙传芳的胞姐，成为孙的姐夫）。袁世凯给王英楷写信求助，王胖子挟重金来到天津，问袁世凯要钱何用。等袁世凯简略说明情况后，王英楷眉头紧锁，说道：“以前看你英气逼人，以为胸有大志，现在看来，志向未免太小。”袁世凯说：“洋人国务大臣退位后，都以充当工商经理为荣，老兄为何责我志小？”王胖子说：
“买办者，为洋人所雇佣，你又不识洋文，如何在此间谋生？且买办手段，在于奔走官场，狗苟蝇营，非你所能。如今正值朝廷战败后的噩梦初醒时分，百废待兴，为何不乘时势大展才干，却偏生要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民国时期直系军阀首领去做洋奴才？”袁世凯听罢如同醍醐灌顶，怔怔地看着王胖子，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王胖子侦知，河间有个姓赵的古董商，与李莲英有亲戚之谊。遂用银子打通关节，让袁世凯有了被慈禧太后召见的机会。有这条线引路，袁世凯在皇城根下大展结网功夫，分别走了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奕匡的门路。诸位大臣把这个能带兵、善作战的袁世凯当做奇珍异宝，纷纷将其纳入自己的夹袋，视做门生。
把持督办军务处的是清廷最重要的几位大臣：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匡、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上述几位大臣会商编练新军事宜，同时任命袁世凯负责起草练兵计划和规章制度。不久，他们奏请朝廷变通军制，并奏请委派袁世凯督练新军。朝廷发下圣旨，令袁到天津小站接管胡燏棻的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
袁世凯遵令前往，开始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事业-北洋练兵。
北洋军阀的始祖
一场失败的战争震撼了中国大地，国人似乎从睡梦中惊醒了。当时的现状是：旧式绿营和八旗兵已处于崩溃边缘，一时间“改练新军”之说大盛。“晚清栋梁”张之洞率先倡练江南自强军，简称“南洋军”。其后袁世凯接手北洋新军的操练，在晚清和民初的政治舞台上，“北洋军阀”遂成为老少皆知的一个名词。
所谓“北洋新军”，是脱胎于“淮军”的一支新式军队。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援助江苏，招募淮军七千人，奠定了淮军这支以私人武装为骨干的军队的基础。连军队的番号也是以姓名为标记，如张树珊、张树声兄弟的“树”字营，周盛传的“盛”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等等。
小站是天津与大沽之间的一个小集镇，淮军曾采取“屯田法”在此驻军二十多年。早先，清廷派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在此训练定武军，胡聘请德国人汉纳根担任教官。袁世凯上任后的第一个动作，是将四千人的北洋新军扩充为七千人。随后组织了“新建陆军督练处”，请老朋友徐世昌担任总参谋，唐绍仪担任总文案，又请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荫昌推荐军事人才。荫昌推荐了武备学堂毕业生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4人。梁华殿到小站后不久，一次夜操中失足跌落河中溺死，其余3人都被委以重任。王士珍为工种学堂总办兼工兵统带，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冯国璋为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劳务处总办。随后，王、段、冯三人分别得到“龙”“虎”北洋时期的徐世昌“狗”的绰号，被人称做“北洋三杰”。除了“北洋三杰”外，袁世凯还从两方面物色军事干部，一方面继续在北洋武备学堂搜罗人才，另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忠诚于他的老兵老将。
袁世凯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一般人都认为，袁是一个骑墙派，新派旧派两边爱。说这是一种事实可以，说这是袁世凯处心积虑得到的结果，却也难免。从这个时期的表现来看，袁的政治立场并不鲜明，他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在袁看来，中国衰弱是因为缺少一支能打硬仗的军队，练兵应是国家的当务之急。无论新派旧派，只要能练兵强国他就支持。正是因为这么一种态度，他很快成了各方政治力量都能接受的人物。
北洋军的武器装备，清一色从国外采购而来。有奥地利造的曼利夏步枪、马枪和战刀，有从德国克虏伯军工厂进口的57厘米过山炮、七生特半陆路炮等。军官一律配带六响左轮手枪和精美佩刀。领、哨各官及兵丁鞋袜“一律黑色，不准参差”。官弁服装袖口处绣有红色官阶标志。
在练兵方法上，改旧式操法为“洋法”操练，袁世凯通过中国驻德公使，延聘了十余名德国军官充当北洋军的教官，还专门成立了教习处（后改名为洋务局）。
教习处总头目巴森斯，负责全军的训练和作战演习。操场稽查也是两个德国人，名为施壁士、伯罗恩，负责操场训练。此外，礼节兼军械稽查魏贝尔、炮兵教习乞凯芬、骑兵稽查兼教习曼德、德文教习莫兴理、号兵乐队总教习高斯达等，都是袁世凯的幕僚。
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来中国考察政治军事，曾赴小站参观过袁世凯所练的北洋新军。据他在《论中国水陆兵备》一章中叙述的情形说：“当各队操演之时，各兵类皆年力精壮，身材适中，操法灵熟，步式整齐。先在本营操场操演阵式，后至旷野操演两军攻击之阵式，各将弁与兵丁皆娴习口号，熟谙行阵，可想见该军纪律之严明矣。惟炮队则尚待整顿。若照现在情形，只能于操演之时聊备一格，未足以为临阵之用也。”贝思福的观察报告对袁世凯颇多赞扬，据此不难想见当年小站练兵的实际效果。
新建陆军七千余人，规模并不算大，但是组织严密，其后势力日张，几乎布满全国。名声昭着的北洋军阀体系从这里生发开来，民国的大总统、副总统、执政、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巡阅使、各省袁世凯和北洋各将领合影。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迁都北京。这标志着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开始。图为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与北洋各将领合影督军、省长、军长、师长、旅长多出自于小站，他们对清末民初数十年间的政局影响极大。
在小站练兵期间还有一桩事情值得一提：袁世凯先后主编了两部兵书，一部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另一部是《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两部书共四十余万字，是新建陆军三四年的练兵经验总结。
一谈到袁世凯编兵书，人们动辄嗤之以鼻，认为袁世凯不学无术，主编兵书纯属欺世盗名。甚至有人说是袁花银子请人代笔而成，这些说法有违事实，也不公允。
《新建陆军兵略录存》一书纂集于戊戌变法期间，是光绪皇帝倡导的“百日维新”计划中的一部分。书中内容主要是小站练兵条令及规章的集结。
《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编纂时间稍晚一些，仍是由袁世凯领衔，调集了北洋新军主要幕僚文案和武将，计有46人之多。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阮忠枢、言敦源等人物，都是这个写作班子里的成员。此书二十余万字，费时三个月完成。内容包括训练、练兵、攻守、驻扎、步兵、炮兵、骑兵、工程兵等诸多兵种的操法，以及电信、电雷、测绘等论述，是一部近代中国陆军兵书。在这部书的编纂过程中，袁世凯发凡（陈述全书）起例，立定框架格局，为全书定下“不求深意奥妙，只求文理通顺”的编纂行文原则。
新建陆军是在淮军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免不了带有旧式军队的痕迹，私人武装色彩浓厚是其显着的特点。在新建陆军和北洋的各类军事学堂中，大树特树袁世凯个人的绝对权威，指使各营军官向士兵们训话：袁宫保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应该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各营驻地的军帐宅第内供奉起了袁世凯的生禄牌位，士兵进出须得弯腰鞠躬，以至于北洋六镇的官兵“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
这么一来势必惹火烧身。有人弹劾袁世凯，奏了一本，平地里又起了风波。
写奏折的是监察御史胡景桂。此人字月舫，北平人。据说，他上这个奏折是出自于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的指使。袁在练兵草创时期，无意中得罪了天津绅商，他们认为袁世凯办事急躁鲁莽，专横跋扈。
这些手眼通天的人物将意见捅到京城，被李鸿藻知道了。李是当初保荐袁的大人物之一，他担心落个“滥保非人”的恶名，也担心清流名声受损，于是派其手下胡景桂去搜集袁世凯的材料，以脱掉干系。
胡景桂弹劾袁世凯的理由有这么几条：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性情谬妄，扰害地方。袁世凯得到被人参劾的消息，又听说背后指使者是大人物李鸿藻，心情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他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说：“两旬来心神恍惚，志气昏堕，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
军事实无心详述。
奏折引起了光绪皇帝的关注，派兵部尚书荣禄前往天津调查“被参各节是否属实”，顺便也实地考察一下袁世凯的能力。荣禄携在兵部供职的陈夔龙同往。他们到了小站，看到了练兵情况，步、马、炮兵全以西法操练，整齐划一。荣禄对此清末，曾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极为满意，他私下里决定要放这个特殊人才一马。胡景桂参劾的几条罪状，都还能想法子搪塞，唯独其中“诛戮无辜”一条很是难办。
原来，小站练兵之初，袁世凯发布了几条禁令，为了防止兵丁与商贩发生纠纷，不允许商贩进入兵营内做生意。可是商贩不把禁令当回事，依然摆摊设位，照常营业。情况报告到袁世凯那里，他下令抓几个商贩杀鸡儆猴。有个菜贩子也在被抓之列，心里愤懑不过，操起扁担朝兵丁砍过去，造成了一桩流血事件。袁世凯听了这个消息，发话叫手下将那个菜贩子“处理”了。这桩命案可大可小，说大，毕竟死了一条人命，“诛戮无辜”的帽子正好合适；说小，在军营内违犯禁令，按军法处置也说得过去，顶多担个“执法过严”的责任。荣禄和陈夔龙商量，倘若据实奏报，上头必定要追究，袁世凯必然会遭到撤职处分，新军刚刚开练，再找个生手接办不易。
按照荣禄的主意，给光绪皇帝写了份调查报告，复奏所参各节，均查无实据，请从宽议处，仍严令认真督练新军，以资鼓励。
在荣禄的庇护下，袁世凯总算安全度过了这一关。
不是冤家不聚头。事情过了几年之后，命运给袁世凯安排了个报仇的良机。光绪二十五年（1899），袁世凯擢升山东巡抚，胡景桂是山东按察使，正好是袁的直接下属。一想起当年满肚子的委屈，袁世凯恨得牙发痒。出人意料的是，袁世凯并没有乘机打击报复，甚至没有给胡景桂穿小鞋，反而任命胡兼任武卫右军先锋营务处，参与新建陆军事务。在向朝廷写的秘密考评中，袁世凯给予胡景桂优良的评语：“该员诚朴亮直，能任劳任怨。讲求刑名捕务，均能实事求是。”后来义和团发生“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向清政府提出的惩办“祸首”的名单中有胡景桂。按理说袁世凯正好顺水推舟，借外国人的刀砍下胡景桂的脑袋，可是他并没有那么做，而是向德国驻烟台领事诉说胡的冤情，敦请德国领事到北京说情，救了胡景桂一命。
袁的这番举动让胡景桂大受感动，从此对袁忠心耿耿，竭诚效命，成为袁世凯棋盘上的又一颗棋子。
官系网中的穿针引线功夫
从朝鲜回国后，有段时间袁世凯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嵩云草堂，与官居翰林院编修的徐世昌来往甚密。出炸子桥胡同不远，就是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和浏阳会馆，维新派的几个着名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经常在那里碰头聚会。袁世凯当时还笼罩在甲午战争惨败的阴影中，最初听到那些维新派的声音，犹如一阵清新的空气吹过，心头为之一振。
“公车上书”事件发生后，康有为成了万众瞩目的政界新星。维新派以他为旗帜，骑墙派向其靠拢，连平常人们认为是守旧派的那些人也伸出了橄榄枝。因为谁都知道，在康有为背后，有个铁了心支持他的光绪皇帝。
“强学会”在北京创立，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当红高官纷纷解囊捐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各捐了二千两银子，张、刘二位的银子收了，李鸿章的银子却被维新派严词拒收，这使得李中堂很没面子。袁世凯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宣布成立的那天，他当场报捐了五百两银子，等于在光绪皇帝的新党名单上挂了个号。
袁世凯尤其善于搞关系，对用得着的人（即便现在用不着，将来能有用的人），不惜花血本去结交，对康有为自然也不例外。康有为官品太低，奏折不能直接送到光绪皇帝手上，往往要通过其他人代呈，而守旧派的都察院、工部故意刁难，不肯代递。袁世凯得知消息后，主动帮助康有为向督办军务处转呈。通过这件事，康、袁二人建立了合作关系。袁世凯奉旨被派到小站练兵，康有为专门为袁设酒饯行，还特意安排了一场京剧。当舞台上演到“十二道金牌召还岳武穆”一节时，不知袁世凯在激昂的锣鼓声中想到了什么，多年以后，康有为在给袁的一封信中还这么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