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致靖有个弟弟叫徐致愉，光绪年间曾任新泰知县，其人生平事迹默默无闻，却有两个不同凡响的儿子：一个叫徐仁锦，一个叫徐仁钰，两人均就读于济南山东高等学府。这是一所半新半旧的学堂，国学、外语、现代科学等知识并重，这所学堂毕业的学生被称为“洋举人”。兄弟俩先学土木工程设计，后来改行从文，给《大公报》《国闻周报》等报刊写专栏谋生，笔名分别是徐凌霄、徐一士，着作等身，影响不小。
（六）关于《戊戌日记》的并非多余的话
袁世凯一生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唯独留下这部《戊戌日记》。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部日记，只是以日记体形式写成的一篇回忆录。
全文三千二百字，前后记事十二天（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十日），记叙袁与戊戌政变有关的大体事略。文末注明，日记并非逐日所记，而是事后在八月十四日一天内补记于天津督署。由此可以看出，这部《戊戌日记》在写作之初，就是袁世凯存心为自己和后人留下的一篇辩诬文字。
《戊戌日记》写成后，十年秘不示人。据说只有袁的少数几个亲信弟子知道。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袁世凯被光绪的胞弟摄政王载沣罢官免职，几罹杀头之祸，门生散去，在其幕僚张一麐辞行南归之时，袁将这个小册子交付给他，嘱其伺机发表。
张一麐回到南方后，与袁世凯的另一位幕僚亲信费树蔚联手，将这部《戊戌日记》在江苏南通“翰墨林”书局刊印发表。既要选择发表，又要选择远离政治旋涡中心的南方一隅发表，从中可以看出袁世凯难言的苦衷。他身上背负的那口“黑锅”实在太重了，发表《戊戌日记》的目的主要是为自己洗刷罪名。需知此时袁世凯罢官回籍，性命几乎不保，他必须表明他并没有陷害光绪皇帝。在那种时候，一方是太后，一方是皇帝，告密与不告密都是“欺君之罪”，尽管这是个百口莫辩的尴尬，袁世凯还是要竭力为自己剖白。
《戊戌日记》刊印之初，即被当时的人们认为不可信。原因很简单，一个原因是对光绪皇帝强烈同情导致了对袁世凯的极度憎恶，普遍认为袁是奸雄，不会说真话；另一个原因是时隔十年之久，这部日记可能是后来袁世凯与张一麐炮制的伪作。其实这部日记写作的时间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其中的事是否真实。
袁世凯的两个亲信幕僚张一麐和费树蔚，在此也值得一说。
张一麐（1867～1943），字仲仁，江苏吴县人，是袁世凯早年亲手发掘出的一个人才。征战朝鲜时李鸿章交给袁一项政治任务，将大院君拘捕到保定软禁，负责看护大院君的总管是正定县知县张是彝。袁世凯与张是彝交往中发现其子张一麐是个人才，将他收罗入幕。起初是一般文案，做点抄抄写写的工作。但是张一麐勤奋自律，经常买书自修以补学力不足，月薪六十金未尝求加一文，一年之中没对幕主提任何要求。
往往别的幕僚都入睡了，唯独他还在灯下刻苦用功。这种任劳任怨的作风很被袁世凯看重，遂成为袁世凯的机要秘书。
袁世凯称帝，张一麐百般劝说，说到动情处几乎掉下眼泪。有一次，政事堂会议举行筹备大典，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兼政事堂机要局长的张一麐站起来大声发言，陈诉实行帝制的各种危害。在场有位武夫对他怒目相视，听着听着就拔出了手枪，要开火。幸亏人称“老狐狸”的北洋灵魂人物徐世昌扯了扯张一麐的衣角，将张一麐带出了会场，才躲过了一场灾难。此后张一麐辞去了他在北洋政府里的职务，与他跟随多年的幕主分道扬镳。晚年张老先生定居苏州，抗战期间曾出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素以持论公正着称，很受周恩来的尊敬。
张一麐有四子二女：长子张为宣幼殇。次子张为资是美国纽约大学的法学博士，民国时曾在外交部做过官。三子张为鼎是东吴大学理学士，任职中央信托局（这是民国时期中央银行的一个业务局，主要业务是采购军火和垄断进出口物资的收购，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军火采购部）。四子张为璧是辅仁大学理学士，幼年寄养在友人赵椿年家中。赵是进士出身，民国初年曾任财政部次长，所着《现代本草生药学》是我国第一部生药教科书，建国后在北京医学院任教，被誉为“中国生药学泰斗”和药材学奠基人。张一麐的长女张为珂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的经济学硕士；夫婿程忠阳一生致力于实业，在着名民族资本家卢作孚创办的重庆天府煤矿担任过矿长。次女张为璇，毕业于端方、郑孝胥等人创办的中国公学，建国后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文革”中被迫从北京城搬出，迁居老家苏州吴殿直巷；丈夫刘先生是个工程师，此时也被关进了“牛棚”审查，工资被扣，生活来源中断，每天等米下锅，却没有着落。张为璇自觉丧失了做人的最后一点尊严，和女儿刘小迁一起撕碎床单上吊自杀，仓促离开了人世。
张一麐有个弟弟叫张一鹏，曾任蔡锷的秘书，是苏州最富的士绅。张一鹏的长子叫张逸侯，笔名满涛，早年留学日本、美国，回国后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成为着名的翻译家。译着有《别林斯基选集》《果戈理选集》等。次子张伟如，留学美国，学化学专业，归国后与蔡元培之子蔡无忌共事于上海商检局。张伟如有女名叫张万芳，后改名张可，也是一名翻译家兼戏剧学者，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颇有建树。张可18岁时认识王元化，萌生爱情，直到10年后（1948年）两人才在上海慕尔教堂举行了基督教婚礼仪式，开始了一场历经劫难而美如钻石的婚姻。王元化后来先后担任过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是我国着名的文艺理论家。女作家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有个《张可女士》的专门章节，称张可是“优雅的，美丽的，从容的女子”。
他，成为袁大公子袁克定的连襟。正是有这么一层关系，费树蔚也进入了袁世凯的幕府，成为袁的亲信幕僚。
翰墨林印书局是清末状元张謇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家乡南通创办的中国近代早期的印刷出版机构。书局所选地址西园，原是一个几近荒芜的园子。张謇是清末立宪派领袖，为配合立宪运动的兴起，书局出版了不少有关宪政的书籍。费家与张謇交情很深，正好张謇此时也急于同袁世凯重新搭上关系，双方一拍即合，张謇一口答应出版《戊戌日记》，为后人研究袁世凯和戊戌政变留下了一份重要史料。费树蔚曾担任过北京政府肃政史、信孚银行董事长等职。袁世凯称帝时，费树蔚直言劝谏，未予采纳，遂辞官离去，隐居苏州，购买了曾为唐伯虎故居的桃花坞大街176号老宅，命名“桃坞别院”。与章太炎、张仲仁、金松岑等友人在园院里诗文酬唱，有《费韦斋集》存世。
其子费福熊，成年后改名费巩。1925年冬，费巩娶袁克定之女袁家第（后改名慧泉）为妻，在苏州桃坞别院完婚，结成了一桩亲上加亲的姻缘。婚后不久，费巩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又赴法国巴黎和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回国后被竺可桢校长聘为浙江大学训导长，主讲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历史，有《英国政治组织》《比较宪法》等多部着作问世。1945年，费巩为保护进步学生，被国民党军统局秘密绑架，关在渣滓洞中，后被投入硝镪池里杀害。
透过张、费两个家族史演变过程中的这些片断，多少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近代望族世家的文化底蕴、家教家风、复杂的姻亲关系以及不无神秘和传奇色彩的趣闻轶事。
在山东巡抚任上
在袁世凯上任山东巡抚之前，他的两位前任李秉衡、毓贤都主张对义和团“宜抚不宜剿”。这种做法无异于纵容，客观上促使山东义和团闹腾得更加热火。袁世凯对此不以为然。他在致徐世昌的信中说道：山东巡抚甚无用，把局势弄得一团糟！不久，他又上书朝廷，提出了整治山东时局的几条意见，实际上是袁世凯的自荐书，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是，只有他出任山东巡抚最为合适。
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四日，朝廷传令毓贤进京陛见，由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这一年袁世凯41岁，正当壮年。
对山东这块土地，他既熟悉又充满了浓厚的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讲，山东简直就是他的第二故乡。少年时跟随嗣父袁保庆到了济南，第一次见到老家项城以外的大世界，对他心灵的影响甚大。青年时投军吴长庆营中，从山东到朝鲜，迈出了他人生的重要一步。
袁世凯认为义和团是些装神弄鬼的把戏，是小儿科。一个国家的兴盛强大，岂是靠装扮玉皇大帝、孙悟空，烧几张草纸，喷几口神火糊弄来的？他在心里拿定主意，上任后要好好整治一番。可是此时慈禧太后正在气头上，把对维新派的刻骨仇恨迁怒到了光绪身上，准备将光绪废掉，就另外立了个大阿哥。外国公使好像串通了似的，不仅拒绝入宫祝贺，还试图进行干涉，这让慈禧很没面子。有人给她出主意：山东最近出了个义和团，打出的旗号是“扶清灭洋”，据说道行高深的大师兄能够上天入地，刀枪不入，不妨利用义和团去打那些洋鬼子。慈禧依计行事，接二连三传下谕旨，对义和团驱逐西教、焚烧教堂、杀戮洋人的举动大肆鼓励。
袁世凯接到诏令，心中很是犹豫。从情绪上讲他是抵制的，道理如上所述。但是毕竟刚刚经历过“戊戌政变”那场风波，朝廷对他是否真正信任，还是个未知数，这种时候不能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去冒险。经过一番周密地考虑，袁世凯决定将朝廷的诏令原文下发，并且附了个通知，要求全省各州、县遵旨办理。
有个候补道员叫徐抚辰，字绍五，湖北江夏人，此时正在袁世凯的幕府中担任洋务文案，听说了这个消息，马上来找袁世凯，力谏不可。袁是政治老手，柔声细语地对徐安抚了几句，并没有收回通知的意思，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哪知徐抚辰是个办事认真的人，见袁幕主是在应付他，当场也没多说，归家后便收拾行囊，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袁世凯灯下展读徐抚辰留下的信件，言辞恳切，句句中的，不觉为之汗颜。信中剖析义和团之荒谬：人人都说，外国有你的洋枪炮，中国有我的红灯照，口念咒语，不用枪炮，大刀一挥，洋人就倒……这种神魂颠倒的诳语有何道理？朝廷因戊戌政变，外国人保护康、梁，反对立大阿哥，触怒了太后，遂有依赖义和团对抗洋人的招数。如果洋人一旦打赢了这场战争，那时候太后也许才会清醒过来，你得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啊！如果随波逐流，不仅一生功名毁灭，恐怕还会殃及身家性命。袁世凯看完书信，立即下令八百里加急，火速追回已经下发各州县的通知，同时派人拦住正在途中的徐抚辰，将他重新请回了袁氏幕府。
袁世凯是擅长演戏的高手，常常能把一场平庸的戏演得活灵活现，精彩纷呈。即便在场观众笑得人仰马翻，他却能稳坐钓鱼台，丝毫不动声色，逼真的效果让人叹服，而“戏”中弥漫的血腥味道，又让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