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水的凤凰不如鸡
对于光绪与慈禧在两天内相继病逝，袁世凯也感到十分蹊跷。他是个聪明人，对晚清政局了如指掌，知道谁的屁股一翘就会拉出什么样的屎，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出哪一张牌，但是对这次突然而至的变故还是百思不得其解。太后病危之际，他不无担忧，害怕光绪执政后报戊戌政变中那一箭之仇，哪知道光绪竟在太后死的前一天走了。宫廷中有各式各样的传闻，认为光绪之死与太后有关。往深一层想，御医对光绪的病早已有预言，大限恐怕就在这几日。既然如此，疑问又来了，太后何必非得提前几天把皇帝弄死？思来想去，袁世凯只能用一句话来解释：一切皆是天命。
但是隐患依然存在，危险来自监国的摄政王载沣。
袁世凯被免官既有远因，也有近因，归纳起来如下：远因起于戊戌年光绪的冤情。载沣是光绪胞弟，报仇雪恨理所当然。近因极其复杂，一是袁世凯手握重兵，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已对朝廷构成了威胁；二是御史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麟（史称“台谏三霖”）因为杨翠喜的一桩案子先后参劾庆王与段芝贵，牵涉到袁世凯；第三个原因属于高层内部机密，据说两宫归天后，杨士骧从驻屯马厂的军队拨出二百名士兵潜赴北京，保护庆王和袁世凯邸宅。此时步军统领衙门系那桐管辖，他察觉到有擅自调兵入京之事立即进行了盘问。那桐是个特别会做官的人，发现并无异常也就没有声张，倒是邮传部某尚书侦知此事后乘隙禀报了摄政王。载沣嘴上虽说当此多事之时不必深究，但心里头埋下的警惕却又多了一分。
载沣摄政后的那段日子袁世凯尤为苦闷，他一生经历过风波无数，不管如何困难，最后总能够顺利过关，唯独这一次让他一筹莫展。
该来的风暴到底还是来了。免官诏书下来时袁世凯尚在朝房（大臣们等候朝见的专用大厅），已经听说了消息，好似不仅免官，恐怕还有更大的灾祸。袁世凯正在忐忑之时，内阁值日官捧诏宣读：皇上有旨！
未及宣读，袁骤然色变。正好张之洞从宫中出来看到了这一幕，赶紧趋前几步说道：“皇上以袁公足疾，命回籍养疴。”袁世凯心里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宣读诏书完毕，一直跪在地上的袁世凯不敢起身，连声呼道：
“天恩高厚！天恩高厚！”
在杀袁与保袁之间，确实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当载沣拿这事询问庆王奕匡时，奕匡的回答是：“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资格最老的大学士孙家鼐，满蒙大学士那桐、荣庆以及汉人大学士鹿传霖等，都与袁世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极力反对除袁。出力最多的是张之洞和世续，当天朝堂散了之后，载沣又复召张、世二人入内廷，出示罢撤袁的诏旨。张之洞反复陈说，为朝局计，务宜镇静宽大，放袁世凯一马。世续也表示赞同张之洞的主张。
这才迫使载沣把含藏杀机的诏书内容改为了“开缺回籍”。
说到“足疾”也是确有其事。从这年秋天开始，袁世凯忽然得了一种奇怪的腿病，无缘无故地疼痛，严重时竟至不能走路。曾经请假治疗过，但身为军机大臣事务繁多，只好销假，带病坚持工作。每次上朝还得要人搀扶，到了腊月间，腿部的疼痛更厉害了。
在上谕下发之前，袁世凯曾经乘快车去过一趟天津。据一位正好同车的英国目击者海鲁说，袁世凯穿一身素衣，神情严肃，目光炯炯有神，进入头等车厢内，找一近暖气处坐定。从京城到天津的两个多小时，他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起身走动，仆人小心翼翼地给他倒茶，也未见他吭声。下午4时30分，车到老龙头车站，在随从的护送下乘一辆华丽马车西行而去（参见《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第109页）。
有一种说法，认为袁世凯到天津是想通过直隶总督杨士骧斡旋，乘坐海轮逃往日本进行政治避难。不过在此特殊敏感时期，袁又是特殊敏感人物，杨士骧不敢露面，而是派儿子出面向袁说明利害，劝其迅速回京。杨士骧是袁世凯一手提拔上来的，他现在的直隶总督位置也是靠袁的保荐，没想到如此忘恩负义，绝情到不肯见一面。落水的凤凰不如鸡，袁世凯感到心灰意冷，赶紧在银行支取了一大笔存款，惶惶不安地返回了京城。
诏书下达后，袁世凯心情稍微平稳了些，他迅速安排家人，悄然离京，免得节外生枝。按照清朝历代处置大臣的惯例，在革职、开缺的谕旨之后，往往还会层层加码，抄家、流放及至杀头。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送行的人寥寥无几，只有严修、杨度等伫立在寒风之中，和往昔前呼后拥的场面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关于严修，在此多提几笔。严修（1860～1929）字范孙，祖籍浙江慈溪，清光绪进士，授翰林编修，世业盐商，近代着名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通过徐世昌的引见，严修进入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幕中，促成了直隶教育的蓬勃兴起。据袁世凯自述：一生事功乃练兵、兴学二项。练兵不消说，袁自任之，兴学则以严修功劳最大。
由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名奏请废除科举之后，清廷成立学部，统管全国学务，名义上的领衔人是荣庆，但他事务繁多，只是个挂名尚书。
严修被委以左侍郎之职，实际上主持日常部中事务。
严修离开学部，与袁世凯“落难”有直接关联。朝廷对袁世凯“开缺回籍”的诏书下发后，老友旧识避之唯恐不及，独有严先生不识时务，给朝廷上书一封，公开表达不满。袁世凯出京，他又赶到天津火车站相送。摄政王对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放过，此后不久，即以严修引见廷试留学生“奏对错误，殊乖体制”为由，给予他“罚俸半年”的处分。等到张之洞病逝后，严先生痛感学部已无所作为，遂请假归里，结束了几年的京官生涯，赋闲津门。
严修与袁世凯感情深厚，有这么一件事足以证明：有人前往津门游说，拟请他担任宣统皇帝溥仪的老师，严先生只是摇头一笑，并不应允。而落魄人物袁世凯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解决子弟求学问题，严先生慷慨允之，没有半点推诿。
此人一生不爱做官。他有句名言：“北洋旧僚惟我和言敦源不爱官。”民国肇始，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权势如日中天，屡次三番以度支大臣（相当于财政部长）、直隶总督、教育总长等职请他出仕襄助，严先生不为所动。民国元年（1912）暑期，严先生携妻带子第三次举家东游。
返国后不久，又劝说袁世凯送子弟出洋留学，并亲自陪送到欧洲逗留一年多。这类举动看似闲适无忧，实则意在缓解和摆脱来自权力核心的纠缠。
袁世凯筹谋帝制，严修是个铁杆反对派，其好友赵元礼的《蟫香馆别记》中记述得很详细：“力阻项城称帝无效，遂断袍绝交，不复通问。”
袁世凯死后，严先生入京吊唁，长叹一声道：“项城此去，可谓大解脱。”
话中可听出严修知袁深矣。
隐不住的“隐士”
袁世凯对老家项城有着复杂的感情，简而言之：既爱又恨。尤其是为生母办葬事，二哥袁世敦蛮横无理，伤透了袁老四的心。“开缺回籍”，袁世凯无论如何也不想回项城。
在巡抚、总督和军机大臣这些位置上溜达了一圈，即使袁世凯不是敛财自肥的人，腰包里也有几分“暖和”了，要找个安顿的居所，并非难事。其实这事老袁私下早有安排，小站练兵时，他手下有个粮饷委员叫何棪，为人处事极其灵活，是块办经济的料子。何棪在新建陆军中干了一阵，有一天忽然来找袁世凯，提出要回老家办实业。袁世凯很奇怪，问他办什么实业。何棪搔搔后脑皮，回答得也有意思：现在也说不清办什么实业，回去干几年就知道了。袁世凯平生都喜欢这种务实的人，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还帮他弄了顶候补知县的官帽。何棪改名何兰芬，回到老家河南卫辉，贩粮食、布匹，也做盐业生意，没干几年果真发达起来，成了卫辉府小有名气的富绅。
就在何兰芬财富迅速积累的这几年，袁世凯交给他一笔银子，托他在卫辉府汲县代购了几十间房屋。老袁曾去看过一次，房屋位于西关马市街，规模宏大又宽敞，由东、中、西三座院落组成，每院有五进小院，前后穿堂相通。院子后边还有个大花园，占地四五亩，开满了海棠、桂花、腊梅、紫薇，幽香扑鼻，绿意袭人。
“开缺回籍”后的立足之地，袁世凯选择在卫辉府汲县。像任何一位贬官回乡的高官一样，这一大家人抵达汲县时丝毫不敢声张，邻居们看见一些随从忙前忙后地搬运箱子，不知道这座大宅院新住进的究竟是什么人。宣统元年（1909）春节，袁世凯一家是在小心谨慎中度过的，只有两三声鞭炮，给寂静冷清的春节添上一点热闹的气氛。但是让袁世凯感到欣慰的是，这年春节刚过，拜年的人就来了，地方绅士的热情让他想起离京时的凄凉场景，不由得对世态炎凉感叹万分。
正月初四，汲县袁府来了几位特殊客人。打头的是何兰芬，跟在他后边的一个是王锡彤，一个是李时灿。何兰芬介绍说，王、李二位是汲县地方名绅，对袁世凯仰慕已久，以前袁在高官位置上，为避趋炎附势嫌疑不便结交，而今见袁折翅而归，二位极愿尽地主之谊云云。一番话说得袁世凯心热了，吩咐门人赶紧倒茶，宾客间攀谈起来。
从交谈中袁世凯得知，王与李是同学挚友，如今一个是实业圈新星，一个是教育界巨擘。袁世凯兴致盎然，几句寒暄过后，便大谈特谈兴办实业。当天在座的除了上述何兰芬、王锡彤、李时灿外，还有袁的幕宾谢愃（字仲琴）、袁的长子袁克定等人。据王锡彤《抑斋自述》中记述，他和袁世凯第一次见面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袁世凯51岁，看上去却“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人”，但“两目炯炯，精光射人，英雄气概自不能掩”。
李时灿（1866～1943）字敏修，在家乡汲县首倡新式教育及讲学，是清末民初着名教育家之一，曾有“北严南李”一说。“北严”指河北严修，“南李”即是河南李时灿，可见影响之大。此人民国初年担任过河南省教育总会会长，着有《中州学系考》《两河携砚集》等。
王锡彤（1866～1938），字筱汀，号悔斋，晚号抑斋行一，其父王宝卿是个盐业商人，王锡彤16岁时即丧父。早年王锡彤主要和李时灿一起在河南从事教育活动。光绪三十一年（1905），王受禹州知府曹广权聘请，担任禹州三峰煤矿公司经理，从此开始了他的实业救国生涯。在商务活动中，王锡彤显示出杰出的才能和实干精神。禹州三峰煤矿公司在20世纪初开办，土法开采，虽说出煤但利润微薄，且当地矿业公司林立，相互间明争暗斗，难以正常生产。王锡彤到任后，着手大力整顿矿务，并到天津考察，购买机器设备，经数年努力，煤矿公司渐有起色，股东逐年分到了红利。有段时间，王锡彤在天津担任自来水公司协理，为扭转连年亏损的被动局面，一方面加强管理，裁员减薪，并且为节约开支，自己带头不拿薪金；另一方面，吸收天津银号为大股东，缓解资金短缺的压力，很快使局面大为改观。除主持禹州煤矿公司事务和出任天津自来水公司协理一职外，王锡彤还曾参与洛潼铁路、河南铁矿等工程的策划，成为河南实业界的一颗当红明星。
对这样的人才，袁世凯自然不会放过。他先是进行感情投资，让长子袁克定与王锡彤结拜兄弟，心里谋划着，找个时候要把王锡彤推到办实业的第一线。没过多久，终于让他逮住了个机会。
原来，袁世凯在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任上时，对实业救国一直投以关注的目光，并且委派周学熙办了许多企业。此时周学熙丁忧在籍，专程前来卫辉府汲县，与袁世凯商量实业经营接替人的问题。真是天赐良缘，袁世凯提出让王锡彤出山，接替北京自来水公司董事、天津华新纺织公司董事、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协理等职。即使后来周学熙丁忧结束复任后，王锡彤也成了周的得力助手，在周学熙两度出任财政部长期间，也还是由王锡彤代理总理。
此后王锡彤便成了袁世凯幕府中的一名重要成员，负责掌管袁私人经济方面的事务。袁世凯去世前一个月，感觉自己来日无多，曾将袁府的家产向王作了交待，召见王锡彤时案头置一单，所有存款、股票、借据等共约二百万元，指给王锡彤说：“余之家产尽在于斯。”
这件事使已成富豪的王锡彤感慨不已：“袁公自从担任大总统以来，家产实际上未曾再增加一钱，其为国忘家之情，实在是不可以冤枉污蔑他的。世间所传袁公有数千万资产，污蔑之言也。”（参见《抑斋自述》）袁世凯留下的妻妾子女共计有三十多人，区区二百万元留给他们，无论如何，可以断言，十年以后袁家必定会有贫穷者。
王锡彤生前着述多种，印行传世的有《抑斋自述》《抑斋诗文集》和《清鉴》等。其中《抑斋自述》是一部类似自叙年谱性质的着作，53万字，分作七个部分，逐年记录了王锡彤一生言行、见闻、经历以及家庭琐事，尤其是清末民初他所亲历的一些重要事件，书中都有丰富详实且真实可靠的资料，史料价值颇高。
过完这年端午节，袁世凯开始考虑迁居问题，起因是七姨太张氏的缘故。张氏是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新娶的一房娇妾，年轻貌美，风情万种，让50岁的老袁大动春心，对她十分宠爱。无奈红颜薄命，刚被娶进总督府不久就遇到袁世凯贬职罢官。张氏体质文弱，加之连日惊吓，还没从京城动身就病倒了。仓皇跟随南下，一路旅途劳累，又受了风寒，住进汲县袁府新居后病情加重。请来医生治疗，也没能救得她的性命，死时年仅20岁。张氏年纪轻轻，还没来得及生育子女就去世了，按照旧时习俗，只可称做姑娘，不能叫姨太太，袁世凯甚为怜惜，以侧室之礼葬于汲县西郊。后来袁克文为她向朝廷奏请得了夫人封典，并以庶母之礼题写了墓碣。
刚住进新房子，就遭遇了这么一门丧事，袁世凯情绪更加低落。
袁府临近街坊，每天人来人往繁杂异常，不宜养病。加之这一年久旱无雨，气温居高不下，袁家儿女中不少人都生了病。袁世凯一生迷信风水之说，极讲究屋宅的朝向、位置等，正好其时儿女亲家何炳莹来访，提及这件烦心的事，何炳莹说他在彰德北门外洹上村有一处宅第，总面积二百多亩，可供袁家居住。袁世凯闻讯大喜，立马将其买下，当月中旬即携全家迁居到了彰德洹上。
袁世凯迁居彰德后，在这幢宅第旧址上大兴土木，重新进行了修建。府邸四周砌有高围墙，拐角处建有炮楼，依稀可见项城袁寨的痕迹。袁府建筑风格独特，门扇柱枋全是黑色，气氛森严。整个大院由九个独立的小院组成，分别住着袁的九个妻妾，如果把房屋后面的黑门打开，九间房子又成了一个彼此相通的大院。这种别出心裁的设计，既有东方古典余韵，又有西方欧式风味，非常适合袁的多妻妾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