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陈铁军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委员。当时,邓颖超也在广东区委。在邓颖超的领导下,陈铁军的工作更加出色了。陈铁军不仅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还把部分女工组织到国民党中妇女部和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下属的一些鞋厂、缝纫厂工作,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胜利进展时,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的反动派也突然解除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这天凌晨,熟睡中的陈铁军突然被一阵吵闹声惊醒。当时,中山大学的学生宿舍已经被反动军警包围了。他们端着枪,似狼似虎,任意闯进女生宿舍,搜捕学生,情况十分危急。
陈铁军刚穿好衣服,一名女工推门进来,说:反动派要抓人,你装扮一下,起快离开学校。陈铁军经过简单装扮,从从容容地脱离了敌人的搜捕圈。离开学校,陈铁军刚刚松了一口气,突然想到邓颖超正在一家医院,不知是否得知敌人搜捕共产党人的消息。邓颖超当时是中共广东区委妇委会的负责人,一旦敌人到医院搜查,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里,陈铁军马上戴上耳环,穿上旗袍,在一名"佣人"的陪同下,急匆匆赶往长寿路的一家医院。
医院门口,反动派已经派了岗哨。陈铁军走进医院时,哨兵对这位"贵妇人"不敢得罪,盘问两句后就让陈铁军进去了。
陈铁军走进病房,来到邓颖超身旁,悄悄地把反动分子搜捕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的情况向邓颖超报告,并通知她赶快离开广州。
陈铁军从医院出来后,又去买了一张从广州到香港的船票,在同志们的协助下,把邓颖超送上轮船,使邓颖超顺利抵达香港。
那一天,广州有二千多人被捕,其中一百多人被反动派枪杀。多年以后,邓颖超回忆当时的斗争情景时,深有感慨地说:当时若不是陈铁军冒着极大危险及时通知并送她走,那将是不堪设想的。
在广州起义中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后,又组织力量举行了广州起义。周文雍和陈铁军是广州起义的领导者和积极参加者。
1927年8月,周文雍和陈铁军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安排,假扮夫妻,开展革命工作。当时,周文雍担任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广州市委工委书记。为了建立党的秘密机关,积蓄力量,陈铁军不畏风险,经常打扮成不同身份的人,协助周文雍建立秘密联络点和交通线,为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作准备。
那时候,广州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张发奎等人经常叫嚣要"肃清共产党"。周文雍和陈铁军的每一次行动,都有被捕乃至杀身的危险,但是,他们为了党的事业,早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俩人互相配合,日夜为革命工作忙碌,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在一次群众集会中,当周文雍受伤被捕后,陈铁军为营救周文雍费尽心机。
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周文雍被捕后,为了不使广州起义受影响,广东省委及时组织营救小组,要把周文雍从敌人看守森严的监狱中抢救出来。陈铁军参加营救小组以后,马上到监狱附近去侦察。一天,监狱的看守外出,陈铁军派人同这些看守们一起逛街,上茶馆喝茶。看守们无意中说出,这座监狱看守很严,周文雍受刑后伤势很重。陈铁军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很快同营救小组的同志们一起制定了营救计划。
那几天,陈铁军派一名洋务工人冒充周文雍的家属,经常给周文雍送饭,这饭是故意用生姜炒过的,还放了一些辣椒排骨之类的东西,让周文雍吃后"发烧",讲"胡话",造成"伤寒病"的假象。陈铁军还通过群众的关系,认识了这座监狱的一名医生,并送给他一张大新公司的一百元礼单。那时候,一百元可不是一个小数。这名狱医收礼后,证明周文雍得了"传染病",必须尽快治疗。这就为营救周文雍出狱扫除了障碍。
周文雍被营救出狱以后,依然同陈铁军假扮夫妻,为举行武装起义作准备。当时,周文雍的伤势很重,但他仍然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陈铁军一面细心护理周文雍,一面协助周文雍工作。
1927年11月17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了《对广东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提出了发动广东全省总暴动的计划。要求广东省委发表宣言,号召全省工农暴动,建立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政权。不久,广东省委在广州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问题,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号召暴动宣言》,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周文雍当时担任广州市委工委书记。根据组织安排,不仅要同省委书记张太雷一起起草广州武装起义的政纲和口号,还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工人赤卫队是参加暴动斗争的骨干,为了集中力量,周文雍把前一个时期分散的剑仔队、工人自救队、工人利益维持队等秘密武装组织统一编组,集中领导。陈铁军除协助周文雍工作外,还经常同工人联系,印刷和散发传单,同妇女们一起缝制起义用的红领带、红袖章、红旗等物资。有时候,陈铁军还参加运送武器弹药等工作。
在白色恐怖的广州市举行武装起义,武器弹药十分缺乏。周文雍根据起义总指挥部的要求,在市区的一些商业铺户里和郊区树林中开设简陋的兵工厂,工人群众自己动手赶制炸药、手榴弹等武器。为了对工人赤卫队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周文雍建议起义总指挥部派遣徐向前等一些军事人才到赤卫队的各联队担任联队长和大队政治指导员,传授军事技能。
12月7日,广州秘密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选出了广州市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
根据广州暴动的决议案,广州起义原定于12月12日晚上举行。但是由于情况变化,发动起义的时间提前了。
11日凌晨3时半,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人的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当驻在广州市东郊的教导团枪毙一名反动军官,高举义旗,宣布正式起义以后,身为工人赤卫队总指挥的周文雍按照原定部署,指挥三千多名赤卫队员分头袭击反动军警驻地和政府机关。
那天,夜空漆黑。北风呼呼地吹。周文雍指挥赤卫队第一联队从广州的太邱书院出发,一路从四牌楼(今解放中路)向惠爱路(今中山路)、维新路(今起义路)进发,另一路从四牌楼向南,经惠福路到维新路,两面包围广州市公安局。
盘踞在广州市公安局内的反动军队听到广州起义的枪声和呐喊声,慌忙架起机关枪,向赤卫队员扫射,一辆铁甲车也开出来抵抗起义队伍。数名赤卫队员被子弹击中,周文雍急忙指挥赤卫队员们向明星戏院(今新星戏院)附近分散隐蔽。正当赤卫队员进攻受阻时,叶剑英率领教导团赶来,炸毁了反动军队的铁甲车,压制了敌人的机枪火力。周文雍即刻指挥赤卫队员同教导团的士兵一起向公安局冲去。
突然,敌人的机枪又嘎嘎嘎地扫射起来,雨点般的子弹再一次压制了起义勇士们冲锋的步伐。周文雍冷静观察片刻,立刻让一部分敢死队员绕到公安局后侧墙下,搭起人梯,攀上围墙,从背后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
随着几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的机枪哑了。教导团的士兵和赤卫队员迅速冲进公安局。公安局长如丧家之犬,在数名卫兵的保护下爬墙逃命。
战斗结束后,周文雍让赤卫队员打开公安局内的军械库,把三千多支枪分发给参加起义的工人。
反动军队被打垮了。激烈的战斗仅仅进行了两小时,起义队伍就占领了广州市的大部分地区。
太阳缓缓地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一面绣有铁锤、镰刀的红旗在起义总指挥部的楼顶上高高飘扬。大门楼上,挂上了一幅红布横额,红布上是周文雍写的七个大字:广州苏维埃政府。
陈铁军来到广州苏维埃政府院内,看到高高飘扬的红旗和周文雍书写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横幅,异常兴奋,异常激动。
上午,广州苏维埃政府选举出十六名政府委员。周文雍任人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长。
中午,举行了万人群众大会。广州市内,到处是欢呼声。陈铁军在苏维埃政府院内,时而为新战士分发枪支,时而同女同志一起为起义军赤卫队送饭,时而又去护理伤员,散发《广州苏维埃宣言》、《纪念死难烈士宣言》、《苏维埃政府告民众》等文告、传单。这一天,她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
刑场上的婚礼广州起义的第三天,反动军队大量增兵,向起义军进行反扑。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起义军总指挥部紧急命令撤离广州。周文雍同赤卫队员们为保卫广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一直战斗到13日下午3时,才冲出敌阵,撤离广州。
陈铁军在广州市里迅速转移和烧毁了带不走的机要文件,坚持守在党的秘密机关内。广东省委命令陈铁军和其他同志马上撤退和隐蔽后,陈铁军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党的秘密机关。
广州起义的部队突围以后,在花县召开了党的会议,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部队转入海陆丰根据地,与当地农民结合开展斗争。周文雍随部队到达东江以后,又根据组织的安排,到香港工作。
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处于十分严重的白色恐怖状态,市内的共产党组织遭到非常严重的摧残。为了重新恢复党组织,广东省委决定派一批得力干部回广州市恢复党组织,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在选派领导干部时,周文雍不畏风险,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回广州工作的使命。决定周文雍回广州以后,广东省委考虑到陈铁军也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以往在工作上同周文雍也配合得很好,决定派陈铁军也回广州,再次以"夫妻"的身份同周文雍一起开展地下工作。
1928年初,陈铁军回到广州,在拱日路以"金山少奶奶"的身份租下一间洋房,作为共产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点。
一天,陈铁军来到西濠口码头,接一位从南洋归来的"华侨商人"回家。这位华侨商人就是周文雍,公开身份是"金山阔少"。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周文雍和陈铁军又以"夫妻"名义作掩护,互相配合,同反动派作斗争。
他们时而化装成干苦力的工人,同工人们谈心,发展党的力量。有时候,周文雍是腰缠万贯的华侨富商,出入名门大家,了解情况,观察敌情。有时候,陈铁军是女佣人,是中学生,或提篮子,或背书包,把印好的传单悄悄地送到一个又一个秘密联络点。
一天,周文雍和陈铁军来到玉华坊,准备参加共产党的一次秘密会议。刚要进会场,忽见一个人急匆匆地跑过来,同周文雍耳语几句。周文雍马上对陈铁军说:"这个地点暴露了,我们必须立刻离开。"陈铁军扫了来人一眼,立刻警觉起来。"他是自己人。"周文雍说。
陈铁军听后,不慌不忙地撤去了开秘密会议的信号,同周文雍一起离开了玉华坊。
当反动分子来到玉华坊时,没有找到任何共产党员活动的线索。
转眼之间,1928年春节到了。广东省委决定在广州发动一次"春季骚动"的攻势,春节期间在广州的马路、街道和公共场所散发革命传单,唤起大家继续同反动分子战斗的激情,号召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团结在共产党周围。
陈铁军为了协助周文雍组织好"春季骚动",冒着被反动分子察觉真实身份的风险,在春节前夕回到佛山老家,开展筹款和联络工作。当时,陈铁军三哥家中经济并不宽裕,但在陈铁军的劝说和启发下尽力凑了200多元钱支援革命活动。拿到这笔钱,陈铁军就于大年初二返回广州了。
正当周文雍和陈铁军按照党组织的要求积极组织"春季骚动"活动时,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由于叛徒告密,反动分子掌握了周文雍和陈铁军的居住地点和活动情况。
正月初五那天,周文雍早早就外出了。陈铁军与妹妹铁儿在家里。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忙乱的脚步声。富有白区斗争经验的陈铁军立刻觉察到了敌人的出现,马上帮助妹妹铁儿从凉台上进入邻居家隐蔽起来。当她正转身要摆出"危险信号"时,反动警察已经冲进来。陈铁军被捕了。
这时候,陈铁军多么希望周文雍安全转移呀!谁知她被捕不久,周文雍就推门进来了。
反动军警阴险地一笑,说:你们夫妻到齐了,局长有请。
陈铁军不慌不忙地换了件衣服,披上一条大围巾,又把屋里的东西检查一遍,才同周文雍一起走出屋。
两位革命志士落入了敌人的虎口。
周文雍上次被捕后,曾经被陈铁军等人机智地营救出去。现在,反动派害怕周文雍再次被党组织营救出去,竟然给周文雍加上了沉重的脚镣手铐,又用一条粗大的铁链把他锁起来,周围日夜有军警监视。陈铁军同周文雍也被隔离开了。
在监狱里,反动分子为了从周文雍嘴里了解情况,采用了"放飞机"、"坐老虎登"、"插指心"等许多种酷刑,把周文雍折磨得死去活来。
当严刑拷打没有使周文雍和陈铁军屈服时,反动分子又以官禄和金钱进行引诱收买,周文雍和陈铁军不但严词拒绝,周文雍还用敌人强迫他写"自首书"的笔墨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革命精神不可灭"的不朽诗句。
反动分子万般无奈,就判处周文雍和陈铁军的"死刑"。
听到法官的"宣判",周文雍和陈铁军脸上露出蔑视的一笑,他们俩人提出,要合照一幅照片。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周文雍与陈铁军互相配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共同战斗,虽然是公开的"夫妻",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现在,他们要把埋藏在心里的爱情用合影照公开,向党组织作最后的汇报,向反动派显示共产党人的崇高情操。他们要用这种特殊形式举行刑场上的婚礼。
反动派把摄影师带到监狱。
周文雍和陈铁军并肩站在牢房的一处窗口旁,留下了临刑前的合影。这是多么崇高的爱情!是多么辉煌的婚礼!1928年2月6日下午,天气阴沉沉的。周文雍和陈铁军被分别押往红花岗刑场。
广州的群众得知消息后,纷纷赶来。街道两旁站满了人。反动分子害怕共产党组织力量劫刑场,异常紧张。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押往刑场时,前面是骑警开路,后面大批警察荷枪实弹。街道两旁,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设下了从未有过的森严戒备。
周文雍和陈铁军神态自若,他们利用最后的机会向道路两旁的群众发表演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群众泣不成声,一直跟随着周文雍和陈铁军。刑场上,周文雍与陈铁军视死如归,并肩屹立。临终前,他们用最后的力气高声呼喊:同志们,革命到底!牺牲时,周文雍年仅二十三岁,陈铁军年仅二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