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隆真,女,回族,1894年出生于河北省大名县。年幼从父读私塾,1913年入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她与邓颖超等人领导直隶女师学生起而响应,被推选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评议委员,并担任讲演队队长,奔走于天津大街小巷,进行爱国宣传。同年9月,参加创立天津觉悟社。曾参加过天津学生三次赴京请愿活动,两次被扣押。1920年1月,同周恩来等代表天津学生请愿,被省警察厅逮捕,在狱中同反动当局进行了坚决斗争,迫使当局于7月释放。同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7月,成立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参与领导旅法华人的爱国斗争,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离法赴苏,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到北景,任缦云女校主持人,并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市党部妇女部任职,主办《妇女之友》杂志。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积极发展党员,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1927年4月被捕,被判十二年徒刑。在狱中严守机密,坚持斗争。1928年底经营救被释放。1929年春,被党派到东北从事职工运动,曾任哈尔滨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工厂党支部书记,领导工人开展革命斗争。1930年3月,调到沈阳,任中共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6月,被党中央调到山东,任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8月,参与领导工人罢工游行。11月被捕,后转押到济南监狱,受尽敌人残酷刑讯,始终未暴露真实姓名和身分。1931年4月5日,于济南千佛山下的刑场英勇就义。
冲破旧礼教
郭隆真原名郭淑善,1894年4月出生于河北省大名县金滩镇一户回民家庭里。她家在金滩镇上是个很有名望的乡绅之家,父亲郭荣桂是个比较开明的读书人。在郭隆真七八岁时,父亲就教她读书、识字,开始只让她读些《三字经》、《百家姓》、《女儿经》之类的书籍。
郭隆真读完了《女儿经》之后,曾向父亲问道:《女儿经》上让我们女儿们"早早起,出闺门","烧菜汤,敬双亲",尽要女儿干这干那,为什么没有一部男儿经,也写上要男儿干这干那呢?父亲解释说:我国历代相传的规矩是以男为主,男儿要念四书五经,男治外,女治内,因为内外有别,学的东西也就不同。可惜淑善是个女儿,要是男儿就好了。
郭隆真争辩说:女儿又怎么样,男儿能干的事儿,女儿也能干,木兰从军还不是如男儿一样吗?为什么现在不让我和哥哥一样去读书?
父亲喜欢女儿的聪颖和倔强,更赏识她有一种男儿般的气慨,便让她和哥哥一起读书。
郭隆真的母亲是一位恪守封建道德的女性,笃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经常用《女儿经》中的条文教训和督促女儿们学习做针线活和烹饪之事,并要求她们深居简出,行动稳当,有大家闺秀的风范。
母亲的做法,使郭隆真对旧礼教的束缚更加反感,她经常躲着母亲,跑出去和穷人家的孩子一起玩耍。母亲按传统习惯让她裹小脚,她不肯。当母亲说服无效,便强行把她的脚裹起来后,她不吃不喝,大哭大闹,撕掉裹脚布。最后母亲实在对她没办法,索牲不再爱她,这才使郭隆真保往天足。后来她为了宣传放足,不仅在本家族中登门串户动员,还走向社会,甚至跑到集市、庙会上去宣传。为宣传放足,郭隆真编了一首"七十二糊涂"的歌谣让妇女们唱,开头的几句是:"大姐绣房常啼哭,妈妈你好糊涂,双脚缠的麻苏苏,妈妈你好糊涂"在郭隆真的宣传带动下,一部分妇女放了足。但是,有钱人家的妇女却接受不了。她们看到郭隆真反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劲头,便在暗地里七嘴八舌议论着,有的甚至编了些顺口溜讽刺她。郭隆真听到后,只当耳旁风,根本不去理采,继续宣传不停。
在新思潮影响下,许多地方兴办了新学,但大名县仍然沿袭老一套,私塾中教的是"四书"、"五经"。郭隆真的父亲对各地兴办新学的消息很感兴趣,他认为光办新学还不够,还必须创办女学,让女孩子也有上学的机会。1909年,郭隆真十五岁时,在父亲的主持下,以郭淑善的名义在金滩镇破天荒的办起了一所女学,定名为元城县(后并入大名县)第一女子小学堂。办校一切经费开支由郭隆真家自备。讲堂设在西屋,自习室设在南屋。郭隆真担任义务教员,免费招收了二多名女孩子来读书。她除了教学生学习新课本外,还教给她们反对封建礼教的歌谣。女子小学堂成立之初,遭到社会上一些人的讥笑和讽刺。郭隆真不但不泄气,反而决心更大,干脆到大街、路口张贴广告,上面写着"中华民国告成,强迫教育实行,男女一律平等,女子上学光荣,咱镇成立女学,专为女子启蒙,无论回汉学生,入学一律欢迎。"由于郭隆真的不断努力,到校学生越来越多,人们看法也逐渐改变,这所女学日益得到人们的称赞。
人们敬仰它的创办人的思想先进,佩服它的创办人的毅力和勇气。
1921年5月,一位较开明的直隶省学台到元城县视察教育,发现了金滩镇办起的这所女子新学堂。他嘉奖郭家父女,并在县里立案,不久又把这所小学搬到元城县城里,命名为红石桥女子高小。由于办女子学堂有成绩,1913年郭隆真十九岁时被选送到天津直隶女师上学。
1917年,郭隆真抗婚的事,也曾轰动了大名。原来在郭隆真十三岁的时候,父母便给她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婆家。婆家是一个田产房屋很多的地主,只有一个独生儿子,急于给儿子完婚。郭隆真的母亲认为,闺女家只要能治家就行了,书读多了没有必要。这件事使郭隆真十分恼怒。她以不能中途辍学为理由,要求解除婚约。为了躲婚,郭隆真长期住校,假期也不回家。他父亲去世后,婆家一再扬言,如果不结婚,就要让郭家吃官司。
这年暑假,郭隆真的哥哥和侄女发出几封"母亲病危"的急信骗她回了家。男方催着过门,家里人逼她完婚,郭隆真为了给家庭减少麻烦,暂时将愤怒埋在心底,勉强答应了。结婚那天,这位新娘子与众不同,不去梳妆打扮,仍穿那套月白色的衫衣、黑裙子的学生装。老人们起初不许她那样装束,但深知她性格刚强,最后只好依顺了。大伙叫她坐轿,她偏要走着去。经大家再三规劝,才答应乘船去。到了男方村头落脚换坐花轿时,又出了麻烦。那时坐花轿必须把轿帘下,不能露面,她却不管那一套,自己硬轿帘掀开,让新鲜空气透进来。
到了男家,她推开前来扶新娘的人,自己大大方方地走进去,面向前来贺喜的人演讲起来。她控诉了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婚姻,宣传了婚姻应该自由,并表示不愿意嫁给这个男人。在场的客人被郭隆真的演讲惊呆了,有些人嘲笑说:"杨家娶来个洋学生,象个疯子。"有的还骂她"破坏了杨家的门风"。娘家来送亲的感到很尴尬,便偷偷地溜走了。郭隆真不管这些,她把心里话倾诉完之后,便回到天津女师去了。从此,她决定与封建家庭决裂。
郭隆真抗婚回到天津后,她又带头剪了发。当时,在天津的大街上,几乎还看不到剪发的妇女,所以当她偶尔走到街上时,竟招来围观,她仍是泰然处置,感到自己挣脱了一道道封建枷锁,精神上轻松愉快。
五四运动中的闯将
郭隆真在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先入简易师范班,再入预料,以后又考入师范本科第八级。这所学校是当年直隶女子的最高学府。她于1919年暑期毕业。
在校期间,郭隆真与同学们相处得很好,对人和蔼可亲,衣着朴素,爽朗大方,同学们都喜欢接近她。特别是她反抗封建礼教和向黑暗社会的斗争精神,深受同学们的钦佩。
五四前夕,直隶女师清规戒律很多,不准学生与外界来往。几次爱国浪潮几乎都没有冲进女师的校园,这里的女学生仍然过着修道院式的生活。郭隆真对此非常厌恶并忿忿不平。她曾对妹妹郭淑文说:"现在我才懂得,从家到天津,如同一个深渊到另一个深渊。如今国难临头,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我们无聊地生活着干什么?不是当亡国奴,就是舍身取义,我宁愿舍身取义,也不当亡国奴。"。短短的几句话,真实地表达了郭隆真以拯救民族为己任的抱负和决心。为了探求真理,她认真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使她产生了新的觉醒,她开始探索革命真理和救国途径。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郭隆真和周恩来、马骏、刘情扬。邓颖超等一起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天津学生的五四运动。5月5日,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天津,郭隆真和天津女师的同学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了这个伟大的爱国运动。当晚,郭隆真主持召开了各班同学代表会议。她在会上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罪行,并列举了一些国家当亡国奴的惨痛教训,郑重地说:"国难当头,妇女应当从深渊中跳出来,冲破封建束缚,救国救民,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她的话激励着每个同学,使历来平静的校园沸腾起来了。
5月14日,天津成立了学生联合会,领导天津学生运动。但这个联合会开始不包括各女校学生。为了把天津各女校学生组织起来,参加爱国运动,郭隆真和刘清扬、邓颖超等,积极到备校联络,筹备建立妇女组织。经过她们的紧张工作,5月25日正式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选出女师毕业生刘清扬为会长,张若名为评议部长,郭隆真、邓颖超为讲演队长,会员达六百多人。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后,郭隆真率领讲演队日夜奔波在天津的大街小巷,她们张贴标语、检查日货、参加示威游行。郭隆真平时不爱讲话,可是当她带着同学到街上去宣传讲演时,却滔滔不绝地向群众讲解反帝国主义的道理,宣传争取妇女解放、男女自由平等、反对包办婚姻、保护妇女儿童等等。郭隆真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与群众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同学们都亲热地称她"郭大姐"。
在爱国学生和全国各界人民的斗争下,北京政府于6月上旬罢免了曹、章、陆三个卖国贼。6月中旬全国学联成立后,立即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运动,各地学联纷纷通电响应,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推选了马骏、刘清扬、郭隆真等十人为代表,与北京学联等一起到总统府请愿。这是郭隆真第一次进京参加请愿活动。在全国人民和在巴黎的中国工人、学生的坚决斗争下,终于迫使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1919年8月,山东省军方负责人、回奸马良,为镇压爱国运动,杀害了一些爱国学生和平民,其中有回教救国后援会长马云亭和其他两位领导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天津反动当局见对爱国学生施行高压手段不灵,就变换手法,诬蔑参加学生运动的回族积极分子是叛教徒,在回民中极力散布"开下教友是一家",回汉青年在一起是什么"回汉混杂",妄图挑拨回汉学生的团结。郭隆真和刘清扬等回族青年商量,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教育回族人民。他们动员回族群众集会,向大家指出:"什么天下教友是一家?为什么身披"教友"外衣的马良要下毒手杀害了回民马云亭?这分明是欺骗人民的迷魂药,是挑拨回汉团结的阴谋。"回民们看清了马良卖国贼的丑恶嘴脸,众怒难平。郭隆真和刘清扬等带领回民们到清真寺,砸掉了由回奸马良题字的"其主独一"匾额,使回民们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
8月23日,天津学联推选出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以及男学生代表共十人,又一次参加了进京请愿活动。到北京后,她们又联合了北京学生代表十五人,组织了二十五人的请愿团,到总统府前请愿,要求惩办刽子手马良。要求爱国自由。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