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历史人物常常加以分门别类，例如说甲是政治家，乙是军事家，丙是文学家，丁是艺术家等等。这种习惯，由来已久，司马迁在《史记》里就有 “循吏列传”、“酷吏列传”、“儒林列传”、“游侠列传”等分类法。其实，人的一生非常复杂，一个人既可能有多种才能，又可能有多种事业，苟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对于复杂的历史人物先加以简单化的分类，再人为地加以拔高或者贬低，就会使得其人面目全非，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对于某些成就非凡，一生事业又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我们就很难用简单的分类法来加以概括。例如汉代的张衡，他创制的候风地动仪是全世界最早测定地震的仪器，自然是不折不扣的天文学家；但是他的《两京赋》、《四愁诗》脍炙人口，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文学家。又如北宋的范仲淹，他既是主持庆历变法的政治家，又是捍卫西北边疆的军事家，更因《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传诵千古，而成为后世长期仰慕的志士仁人。
首先以清廉与敢言而出名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两岁时就死了父亲，母亲改嫁长山朱氏，他就以朱为姓，名叫朱说。在渐渐长大之后，他知道了自己的家世，就涕泣辞母，外出发愤求学。他先往山东长白山醴泉寺中读书，后复往睢阳就读于应天书院。在读书时，生活极为艰苦，即所谓“断薤画粥”，每天煮粥一大碗，划为几块，进食时断薤数茎和盐而食。读书疲倦了，他就以冷水洗脸，提提精神。后来他中了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就迎养母亲。到改任集庆军节度推官时，他才改回原姓，更名仲淹。他并不以母亲改嫁为耻，一生中与朱氏异父兄弟友好相处，经常往还，足见他的为人很有人情味，不是一个读死书的道学先生。
他先后担任过学官与东南的一些地方官，以为官清廉与敢言而出名。宋仁宗初即位，刘太后临朝听政。仁宗曾经率百官向太后上寿。范仲淹大胆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不应拉百官同列，并且上疏请太后归政于皇帝。大家都为他的敢言捏一把汗，幸而宋仁宗对人宽厚，范仲淹并未因此获罪。太后去世后，他被召进京，担任右司谏（言官）。
有一次，江、淮大旱，又受蝗灾，百姓流离失所。范仲淹上书请派员前往安抚救济。朝廷没有及时批答，他很不客气地急奏：“如宫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宋仁宗并没有因此而不高兴，立即指派他前去安抚救济。他所到之处，开仓放粮，并且豁免一些苛捐杂税，使得灾区百姓得以度过困难时期。在完成救灾任务回到京城时，他特意把当时灾民所吃的一种名叫“乌味草”的野草运回几大捆，献给宋仁宗，请传示给六宫贵戚，要大家知道民间疾苦，劝戒奢侈浪费之风。
范仲淹担任言官，对任人唯亲、官官相护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随时发现，随时揭发，这不仅得罪了一大批贪官，而且得罪了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因为吕夷简就是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的总后台。吕夷简派人劝他“不要妄议军国大事”，名为劝说，实为威胁。他无所畏惧，坚决抵制，表示宁可丢官丢命，也不愿姑息养奸。吕夷简知道他不好对付，就用调虎离山之计，把他“迁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也就是让他去担任“首都市长”。因为当时的开封是京城，皇亲国戚、勋臣贵族大都住在这里，倚官仗势横行不法的事情太多，地方官管不胜管，穷于应付。吕夷简以为他陷入一团乱麻似的繁琐的事务之中，也就无暇他顾了。范仲淹心中有数，抱着既不怕丢官也不怕丢命的决心，走马上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对于任何案件，他都秉公执法，追查到底，对于有罪的人一律上奏朝廷予以严惩。在奏请处理几件大案之前，范仲淹作好了思想准备，先将“家藏之书有言兵者悉焚之”，并且告诫子女说：“我为国家除奸，必然得罪权贵，可能遭到杀身之祸。我死后，你们勿再走上仕途，只以耕读传家，教书为业。”范仲淹怀着必死的决心与那些不法的权贵较量，居然得到朝廷和一些正直官员的支持，一再获胜。仅仅几个月，他就处理了几件大案，使得素称难治的开封“肃然称治”，出现一片新气象。当时京城内外有民谣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城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他对开封的治理，给20年后的开封府尹包拯做了榜样。
为了除恶务尽，彻底揭开吕夷简任人唯亲，朋比为奸的真相，范仲淹亲自绘制了一幅《百官图》，献给宋仁宗。图中一一注明，哪些官员是循序升迁，其官职是合法得来；哪些官员不次提拔，其官职是非法得来。并且建议：“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这样一来，他和吕夷简的矛盾就趋于白热化，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最后是两败俱伤，范仲淹外调，吕夷简亦罢相。由于西北边疆军情吃紧，许多城寨失守，范仲淹自请到前方效力，于是进龙图阁直学士，出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文臣出身的范仲淹从此脱离了与官场腐败现象作战的无声的战场，慷慨地走向保卫祖国边疆与入侵者作战的有声的战场，开始进入军旅生活。
“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军旅生活
自1038年起，西夏开始兴兵犯边，宋廷损兵折将，连失数城，重镇延州（今延安）成为孤城一座。1040年，范仲淹自请出镇延州，防御西夏军队，保卫祖国边疆，前后历时4年。
古语曰“兵不厌诈”，民谚云“慈不掌兵”，这些话并不可靠。范仲淹镇守西北边疆前后4年，始终保持着一种仁者胸怀。他对自己人号令严明，爱抚士卒，被士兵们视为慈父；对于敌人，他也很讲诚信，他打胜仗靠的是自己的实力，并不是欺诈的手段。在他镇守延州之时，加紧训练，更番出击，西夏人很畏惧他，相诫说：“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原先当地的羌人常为西夏所用，范仲淹先后招抚羌酋600余人，皆以诚信相待，从此羌人十分敬爱范仲淹，称为“龙图老子”（因为仲淹曾任龙图阁学士）。西夏最后被迫请和，与羌人助宋大有关系。从来善用兵者，并不希望能杀多少人，占多少地，而是希望达到作战的目的（以战促和）。1043年，西夏终于请和，正是范仲淹以诚信治军得到的成功。西夏请和之后，宋仁宗召回范仲淹，任为枢密副使（管理全国军事的副长官），就是充分肯定他治军的功绩。
范仲淹在前线4年，以军旅生活入词，作了几首《渔家傲》，但是流传下来的只有一首，即《渔家傲·秋思》。词曰：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写得苍凉悲壮，使得从晚唐五代以来多写“绮罗香泽”的词风为之一变，成为词坛上苏轼、辛弃疾一派豪放词的先驱。后人多推苏词为豪放派之祖。其实，苏东坡在1075年作《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时所说的“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以天狼星借指自西北入侵的西夏）”不过是写写自己的豪情壮志，希望朝廷有一天能派自己到西北边疆去对抗西夏，杀敌立功而已，他并没有军旅生活的实践。而在30多年前，范仲淹却以文人领兵，真正奋战在西北边城，为保卫祖国经历了三四年的军旅生活。范词的写景、抒情都比苏词要真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