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就业问题开始显现并逐渐突出。在整个“九五”期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都在3%左右。但从2001年开始，失业率突然升高到3.6%，“十五”期间，基本都维持在4%以上。需要明确的是，这种登记失业率并未反映出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许多隐性失业并未包括在内，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近5年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累计有1031万人（其中研究生60万人），其中，2005年就达到326万人（其中研究生19万人），对于大学生的实际就业率目前没有一个权威数据，教育部颁布的新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中的“就业”为70%，如果按照70%就业率（实际上许多高校没有达到）来测算，2005年就将近有100万高校毕业生不能就业；另外，以上失业率也没有反映农村失业情况，据统计，目前尚有1.5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可以肯定，随着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的加速，这种转移在未来几年中将呈现加速趋势。关于中国的实际失业率有种种不同说法，有人认为已经达到7%以上，有人甚至提出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12%的警戒线达到14%，等等。这里无需评价哪种说法准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是冰山一角，我国在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居高不下（目前约1000万人）、城镇新增劳动力势头不减（每年1000万人左右）和农村富余劳动力急需转移（每年有4000万人）的三面夹击下，每年仅仅解决800万～100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显然是杯水车薪，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正在威胁着中国经济安全。
社会保障与失业紧密相连。在失业率较高情况下如果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也会降低。然而，中国近年来城市中的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虽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然存在着覆盖面不足、水平低、不平衡、矛盾突出等问题；社会保障在广大农村中更为薄弱，在一些地方甚至是空白。少数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农村，在包括优抚救济、养老、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等方面虽然已经起步，但总体水平仍然很低，其费用仅占GDP的0.5%左右，其中2/3是来自乡镇企业和农民自筹，基本上是农民自我保障。农村的社会保障覆盖率只有4%，人均社会保险费的城乡比例是24：1；在养老保险方面，只在一些沿海地区约有100万老人领取养老金，占农村约7000万老年人的比例极小；农村中还有1/3的五保户得不到供养；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一些地方病和传染病防治形势严峻，如艾滋病的蔓延、血吸虫病的死灰复燃，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农民基本还没有医疗保险，个别发达地区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不具有代表意义，广大农民承受不了高昂的医疗费，据卫生部的抽样调查，在贫困地区患病未就诊的占72%，应住院而未住院的达89%，因病致贫和返贫的达50%。城市的社保问题非常重要，但无论是从现实还是从长远来看，农村的社保问题更加重要、更加迫切和更加严峻。
贫富差距过大，也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国际上一般使用“基尼系数”衡量贫富差距。我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为能更客观、更全面地反映我国收入分配关系的实际状况，研究出一套针对中国国情的“居民收入分配预警系统”，试图取代过去一直借用的基尼系数。
“居民收入分配预警系统”将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从城镇、农村、城乡、行业、地区几个方面，从安全到失衡分别划分了“蓝灯”、“绿灯”、“黄灯”、“红灯”四个阶段和相应的警戒值。“黄灯”表示收入分配关系进入警戒状态；“红灯”表示收入分配差距完全处在不合理的状态，容易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现象。预警系统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首次测算出，2003年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已进入值得警惕的“黄灯”区。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10年后将进入“红灯”范围。
按照传统的基尼系数测算，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已经达到国际警戒线。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普遍贫穷，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社会阶层差距尽管存在但远未威胁到国家经济的安全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1978年以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2以下，80年代初为0.28，根据世界银行《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中数据显示：到199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38，2000年飙升到0.417，2005年更是达到0.447。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达到0.4就说明贫富差距过大，中国目前已经超过日本和欧洲，与美国相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从历史上看，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比为1：2.36，1984年缩小到1：2.19，1985年以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曾连续9年超过农民收入的增长，使农村改革初始阶段一度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又重新扩大。
1994年扩大为1：2.93。从2001年到2005年，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1：3.22。
资料来源：根据2001～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这种差距目前仍在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2006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74元，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586元，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1：3.39。按国际上的一般情况，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阶段，这一差距大体上是1.6倍，我国是3.2倍，高于这一差距的1倍。农业再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再生产，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制约。可以预见，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仍然较弱、自然灾害频繁的情况下，农民收入状况处在明显的不利地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改变。
（3）金融风险（含储备风险）。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中非常薄弱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上容易导致不安全的因素主要有证券和期货风险、金融机构违规经营风险、国有银行呆账坏账风险、金融体系与国际接轨风险、汇率风险、国外金融机构（炒家）在中国炒作带来的风险等等。
目前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积累了数量巨大的不良资产，成为困扰我国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根据国际经验，如果不良资产率达到15%，就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我国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这一比率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农业银行高达30%。之所以我国国有银行还能继续经营，主要依赖于国家信用支持，一旦这种信用发生危机，后果不可设想。一些中小金融机构也普遍存在违规拆借和集资等问题，其支付风险正在不断攀升。按照我国人世承诺，2006年底以前我国银行业要彻底向外资开放，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对我国的影响将加大，国内银行业竞争也将加剧，国家对金融业的监管也将更加困难。
（4）信息风险。信息安全问题之所以能够构成风险，是因为随着中国信息化的发展，中国经济中最发达的地区和最先进的部门，正在迅速与国际信息体系接轨。这些地区和部门的发展和增长都建立在这个信息体系基础上，信息体系正在迅速成为中国经济的基础设施。
如果它遭到破坏，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来自信息安全方面的风险正在增加、不可忽视。
首先，中国与世界迅速实现信息一体化，可能使中国面临西方政治和社会意识等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网络传播是难以控制的，如果因此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经济稳定也必然受到威胁，“法轮功”通过因特网传播反动邪说就是例证。其次，中国信息技术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这会更加威胁我国信息体系安全。中国信息体系中的许多关键技术和设备是引进的，我国的信息安全软件和管理技术比较落后，存在许多漏洞，一旦发生冲突对抗和恐怖袭击等事件，脆弱的信息系统必将首先遭到攻击和破坏。第三，我国经济运行中公共信息特别是传导机制存在严重的信息披露制度缺失、信息失真和不对称现象，不仅大大降低了社会对经济快速增长的承受力，造成经济忽冷忽热的波动，而且，由于决策者不能及时掌握各方面信息，就增大了决策风险，影响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
2.发达国家防范经济风险和政府危机管理的经验。西方发达国家经过近300年的实践与探索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对防范经济风险和危机管理积累了丰富经验，值得我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