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罗森菲尔德深夜睡不着。他披了件已经很旧了的呢子大衣，从拥挤狭窄的上下三层、左右一大溜的硬木板大通铺中小心翼翼地悄悄起身，因为他身旁上下左右全都挤满了人，一不小心，就会碰着别人。
他来到窗户底下，窗户很高，是这间排房中少有的几个勉强供通风换气用的小窗户的其中之一。虽然雅各布·罗森菲尔德觉得这么多的人在一间大屋中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但是，心中的愤懑和憋闷更令他时不时有一种几近窒息的压迫感。
他这是站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内。
透过那个小小的窗户，他看见一轮清月，就挂在天上。月冷星稀，稀疏的清幽幽的几缕光线透窗而入，照射在大通铺上几个集中营的“难友”的身上脸上，有人咬着牙，有人发出呓语。如果按照同样也是奥地利人的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那一定是白天隐忍着的“被侮辱与被损坏”了的人的尊严被迫害的残酷现实，形成了在夜深人静之时下意识或者潜意识里难以抑制的释放了的“噩梦”，在折磨着难友们的大脑与神经。现在他自己也每天都经历着这样的噩梦！他是一名医生，虽然不是一名心理或者神经科医生！
从小小的窗口刮进来的凉飕飕的冬夜的寒风，使他冷静下来，胸口好像不那么憋闷了，但是，冷暖不等于平静，他的思绪与情绪，却似乎穿越眼前这个小小的窗口，飞翔在黑暗的苍穹中……
他思念奥地利加利齐恩的莱姆贝格，那是他的家乡，1903年他就出生在那里；他思念维也纳大学，1923年他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1928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他还思念纳粹势力刚刚在德国与奥地利抬头不久时，他与他的同志们同纳粹进行斗争的日日夜夜。那时，为反对纳粹法西斯，他毅然加入了社会民主党。1933年4月，在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从而开始执掌大权之后仅仅三个月，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人陶尔斐斯发动政变，接管了国家政权，社会民主党被取缔。1934年，他被捕入狱。释放后，在以色列文化医院当医生。1938年，希特勒德国将奥地利吞并，并大肆捕杀社会民主党人和犹太人，他再次被关入德国西北部的“皮乐菲尔特集中营”，代号是“9615”。
他此刻已在集中营中被关押了一年多，雅各布·罗森菲尔德除了心中的愤懑与憋屈，现在，也生出了一种新的希望。他陆续地看到身边有人从集中营中活着走了出去，据说，他们手里都拿到了一张小小的“签证”，这不起眼的小小的纸头，却成为了他们从充满恐怖与充斥着死亡的“皮乐菲尔特集中营”重归人间社会的桥梁。但是，他也忐忑不安，他知道有人在帮他想办法办理离境签证，但是，他对像自己这样的既是犹太人又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尤其令纳粹仇恨的“双料身份”的人，是否能够，是否有机会脱离牢笼，他不敢肯定！
虽然雅各布·罗森菲尔德身为医学博士，具有丰富的临床诊断经验，但是，他也只能同成百上千的犹太同胞一样，向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向任可求助办理签证。虽然此时不仅仅是犹太人，就是各个国家的人，进入中国上海都无需办理“入境签证”，因为上海本来就是座“自由港”，有各国人可以自由往来的“租界”，如法租界、公共租界等，何况此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国民政府对上海已经丧失了一个主权国家对那方土地的“管辖权”，但是，纳粹规定，离开奥地利，离开维也纳必须要有去往国家的“接收证明”，也就是必须要有使领馆在奥地利或者维也纳办理的“离境签证”才可以。在当时火烧眉毛的危急时刻，却只有中国这个同样正在遭受侵略的弱国表现出了宽阔的胸襟、宽容的态度与包容的心态，也只有任可总领事以人道与同情弱者的人性来夜以继日地为犹太人办理能够令他们尽快登上“生命方舟”的“生命签证”！
经过一番周折，雅各布·罗森菲尔德终于拿到了中国总领事馆的签证。雅布·罗森菲尔德和他的三弟约瑟夫以及集中营的难友威廉·戴克，同乘“埃尼阿斯”号轮船，从汉堡出发，远渡重洋，赶赴上海。
雅各布·罗森菲尔德赶赴中国上海后，改名为“罗生特”，化装成德国传教士，身穿黑色长袍，胸前挂着十字架，在交通员的护送下，来到盐城，成为第一位加入新四军的国际人士，也成为被中国总领事馆救助而拿到“生命签证”的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但是，已经被德国纳粹盯上的任可，却再也不能继续在维也纳为犹太人发放签证了！在为李薇办理完后事的当天，他收到了外交部专门拍发来的电报，那是一纸调令，请他立即回国，有重要任务等着他。
他想起了神通广大的维也纳艺术界人士的“算命”，也想起了李薇交代他以后再看的那份“口红”。他打开那似乎还带着李薇体温的“口红”，里面藏着一个纸卷，慢慢摊开，竟然是一份“云南计划”，是国民政府打算在当时还远离战火的中国云南安置犹太人的完整计划。他同时也想起了当年李薇帮助将自己的女儿任伊曼送回国那天，在车上自己公文包里藏着当时刚刚得到的三个秘密线索的情报，还有就是他自己的一份委任状。第一个秘密情报，是中国外交部等政府部门正在秘密研究在云南安置犹太人，另一个是德国纳粹正打算秘密寻找犹太人的“圣经古卷”，第三个是希特勒和希姆莱为了鼓舞德军的士气，凝聚“雅利安精神”，正在派人四处寻找“圣杯”。
就是在离开维也纳的最后一个晚上，任可也一刻未停。除了一个雕花楠木的长方形盒子，那是装满了在维也纳为保护自己而牺牲了的李薇的骨灰盒，他要把它当做远涉重洋回到自己祖国而须臾不可或离的宝贝，其他并没有多少贵重物品或者行李需要收拾。直到此时，总领事馆仍然蜗存于一隅，南京政府居然以国内正处于抗战期间、资金困难为理由，没有拨付租住民居的总领事馆租金，那租金，仍然是任可总领事自掏腰包交付的，因此，原本拮据的任可早已是捉襟见肘，所剩无余，何来很多的行李？他只不过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和为人处事的信念，还在抓紧这最后的一点时间，再尽量多签发几张签证罢了！
当他完成了他在任上的最后一个签证，在签证上亲笔写下自己的名字，维也纳的黎明已经到来。
来为他送行的下属已经在轻轻地敲着他的房门，他们的手里拎着任可的简简单单的行装。
任博士本想悄悄离开，凌晨推开房门，却发现门前挤满了犹太人，他们手里举着点点蜡烛，为的是照亮黑夜，好为任博士送行，也照亮自己内心的希望。虽然，他们也知道，任博士一走，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再也别想从这里，或是从别的地方拿到早已被犹太人称作“生命方舟”的离开奥地利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但是，他们仍然愿意以这种方式，来送别他们心中的上帝和守护神。他们中的有些人，即便自己走不了，但是，通过任博士之手，通过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通过领事馆内许多善良勇敢好心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庭、亲属中已经有人拿到了“生命签证”，一些人已经在上海开始新的生活，一些人在前往上海的路上，一些人正准备动身，这样，即便因为任博士的离去，他们自己走不了，但是，生命与生命的种子已经通过以任博士为代表的中国人那高贵善良的手，洒向了“新大陆”，洒向了远方的中国上海，其中不少人，还将再次以上海为起点，启程前往巴勒斯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等国家，虽然彼时的中国也正处在战争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中，但是，生命与人的尊严的种子，毕竟从奥地利维也纳，从任博士，从中国上海洒向了全世界。他们感激的不仅仅是自己得到了帮助，自己的亲人得到了帮助，他们感激的是有了任博士这样的人，他们的民族就不会在灭绝人性的战争中彻底灭亡，作为世界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的民族还会顽强存在，而不管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来消灭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一个种群的生命的企图最终都将难以实现。
我们难以确切地知晓此时任可的心情与心境，更无法知道他在从1938年起，直到1940年的5月，这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冒着风险，顶着困难毫不停顿地为犹太人脱离死亡、逃离苦海颁发了至少数千份签证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与心境，因为，即便是在他的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对那段被后来人视为英雄壮举的惊心动魄的经历，都只有一点点蛛丝马迹和寥寥数笔。而“辛德勒”这个名字，早已随着美国犹太人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所导演的、获得奥斯卡大奖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而名扬四海。稍加了解，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在对犹太人开始救助的时间，还是救助的人员数量上，任可都远远早于、远远大于辛德勒！
通过他的救助和被救助者的行动，我们能够确信：人的生命与生存权利高于一切；人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高于一切。正义、善良与同情弱小是人类的基本准则，帮助被压迫、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个人、国家、民族是永恒的事业，它远远要高于一时的所谓现实的政治的需要。对于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学习、工作和生活在西方的任可博士，“自由之思想，民主之精神，独立之意志”贯穿其思想，而“仁者爱人”之人本、人道、人性、人文的中国儒家传统，也是其一以贯之的秉承。东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所具有的，尤其是在面临巨大灾难时所能够激发出的巨大的精神和人格力量，在任可博士身上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正像《圣经》上说，拯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整个世界；
正像小说《辛德勒名单》中文译者冯涛所说：“我想，也正因此，历史才不至于仅仅成为一部政府和压榨史，不论在多么黑暗的时刻，不论邪恶的力量何等强大，也多有人性的光辉在闪耀，也总有人类的灵魂在成长。我想起老托尔斯泰总结《战争与和平》的那段话：“那些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往往是极其朴素的。我的全部思想无非是：如果那些不道德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形成一股力量的话，那么正直的人也应该这样去做，道理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