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生
李琼久的艺术道路一路走来，前有吴成之、梁鼎铭引路，后受冯建吴、石鲁兄弟影响。
上世纪三十年代，李琼久在四川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冯建吴门下深造，自此结下师生情缘。之后，冯先生凡回乐山老家探亲，必邀李琼久和乐山画家聚会，两人一直保持长期亲密接触。尤其上世纪六十年代，李琼久陪同冯建吴峨眉山写生，经点化，让他彻底摆脱传统八股画法，终于找到自己的路。后来，又受其弟石鲁启示，经数年探索终成大器。李琼久常说：“冯先生小我三岁。‘年相长，道高长’，这是冯先生写给我的一副对联，是对我的鼓励。我叫他冯先生，他是我的老师。”
1974年，笔者赴四川美院深造，临别，李老师赠我1972年所作的六尺金口河山水画一幅，并说：“你带这幅画到重庆，请冯先生点评一下。”
敲开校园宿舍楼冯老师房门，他见同乡学生造访不胜之喜。我转达了李老师的问候，继而展开李琼久画作，冯先生细细端详。我接着说：“李老师让我带来请您评点。”冯先生显得有点激动，一边看一边道：“画得好，有笔墨，有气势，这几年琼久长进不小。”稍后说：“构图倒还饱满，似乎还欠点什么。”由于平时对冯老师比较熟悉，笔者便直言：“欠点什么你添上去不就更完善了吗 ”审视良久，取下画来，冯先生在画的左边大树旁，谨慎地略加几笔小树，复挂墙上，顿觉丰富了许多。搁笔稍息，冯先生余兴未尽，在躺椅上斟酌良久，突然挥笔题词：“琼久此幅笔酣墨饱，气势磅礴，非草率之作也。杜甫诗‘元气淋漓障犹湿’笈此为赞。志全以为如何 时年七四年十一月冯建吴题于重庆。”并在左下角钤上大大一枚“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压角章。
先生意殷，学生欣然，冯李师生情深，成就画坛一段佳话。
“峨眉太高，我何小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以石鲁为旗帜的长安画派系列作品面世，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给李琼久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说李琼久从传统中蜕变出来，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与冯建吴、石鲁兄弟有直接关联。
说到李琼久与石鲁的交往还得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说起。
“文革”动乱中，怀着对艺术神圣和对石鲁的仰慕，1973年笔者利用出差之机，携李琼久先生的一批画作图片以及好不容易才弄来的两瓶泸州老窖特曲，赴西安拜望被折磨得半疯半癫的石鲁。
在陕西省文联家属院低矮的小土屋中，笔者见到石鲁时，他满面蜡黄憔悴，胡须散乱，躺在病榻上。见四川老乡前来拜望，显得有些欣喜，立即坐起，欠了欠他那骨瘦如柴的身子说：“谢谢，谢谢。”我一边奉上礼品，一边说：“这是老家的特产，带来你品尝一下。我们都很崇拜你的艺术，这次是代表老家的画家和我们老师来看你，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早日康复。”一番安慰，老人兴奋起来，深情地说：“我没有什么表示，给你画一张画带回去吧 ”笔者当然求之不得，然而看到老人已病入膏肓，这般光景，十分不忍，便道：“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目前还是少操劳，保重身体最重要，等你康复以后，我一定前来讨要。”接着取出李琼久的画照奉上，“这是李琼久老师的画，要我带来请教你，并转达对你的问候。”他坐在床上仔细翻看，眼睛突然有神，用他那带着浓重川腔的陕西话说：“画得很新，有气象。”接着追问，“他有多大岁数了 ”答：“六十几了，是你哥的学生，比冯老师大三岁。”石先生有些惊异：“我还以为是年轻人画的呢。都六十几的人了，还能画出这样年轻的画，有创意，不简单！”又反复细观，说：“你说是我哥的学生，我看没有哪一笔像他……”临别，石先生再三叮嘱，一定要向李琼久问好。这便是两位艺术家第一次的神交。
1975年苏国超携李琼久一批画作到西安拜访石鲁。苏国超回忆道：“‘文革’中，我带了些李老师的作品到西安拜望石鲁先生，他看了十分高兴，并特别要留下来让他好好看看。一段时间后，我重访，想取回李老师的画，他没有还我。于是，我一定要收回挂在他家墙上的那张《八十四盘》。临别时，他要我向李老师表示敬意和感谢，我说，带话不如带字，最好你给李老师的画上题几个字。于是，石鲁便题了‘横绝峨眉巅’五个字，下款为：‘石鲁欣题于长安，为青风而书。’关于‘青风’的解释，石鲁告诉我，说他感受李老师画中有一派青春的风尚。他赞扬李老师的作品有生气，有笔墨，有生活。1977年他们在西安初次相遇时，李老师画了一幅《峨眉金顶》，在画面四分之一的空白处石鲁题了‘峨眉太高，我何小也’。这也许是大师的自谦，但也说明李老师的画作曾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知足者长乐》，苏国超著）
但是，真正促成李、石二人亲密接触的还是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郭琦先生。原来此公也是四川乐山牛华镇人，早年出川参加革命，在西安工作，由于一生酷好书画收藏，与家乡人石鲁过从甚密。久闻家乡出了个书画大家李琼久，十分仰慕，千方百计托人打听，后经往返西安至成都列车工作的凌琦引荐，结识了苏国超，终于寻访到李琼久的踪迹。通过郭琦热心从中穿针引线，在一段往来中加深了石、李二人的友谊。1975年11月24日，在李琼久写给苏国超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叙述：“郭琦收到我的画后，立即给石鲁看了，并说在四川画家中是比较能创新的。郭说，《八十四盘》不及国超那幅好。石鲁说，不然，两幅画是用不同笔法画的，给你画得很认真。给你（苏国超）的画上题字，石鲁同意日后写。”
1977年，李琼久赴京参加中国画创作组时，未见石鲁便怏怏不快，放心不下，一直惦念着病榻上的老友。次年1月终于盼到石鲁来京的消息，兴奋得像过节一样，急匆匆地亲自到车站迎接，并满怀深情地将心中喜悦提笔告诉给在川的朋友们：“今天23日，星期一，石鲁夫妻和儿子已安抵北京，住友谊宾馆（我原住的那间屋子4204号），看起来他精神还好，因为风驰劳顿略有倦意。今天去接他的有老丁、老夏、画院的人，也有饭店的老刘、郑乃珖先生、老岑和我。……如冯老（冯建吴）在成都，你可以告诉他：他（石鲁）来北京还有陪来的陕西省委斗批改办公室两位同志（继续监视石鲁的行动——笔者注）一道。多年来受‘四人帮’迫害，今天真算是把他抢救出来了。他来京震动极大，不但北京而且全国画坛为之震动，充分体现了党对一个干部是何等的重视。虽然多年的苦难，今天也算出头了。这也是全国人民以及全国艺术界一件大喜事。今天他能来京，也是他艺术生命的重生。原来‘四人帮’准备把他搞死，刚派人到西安时首先抢救人，几乎（中央）一天一个电话问他的病情，原来十分危险。大家都非常担心，后来一天天逐渐好转，才稍平静一点。昨天回到宾馆，听说他今天乘136次列车16时34分来京，大家都十分高兴，我和老岑乘车到车站迎接……后来总算见到了他。他已经坐上来接他的小车，身着呢子衣服，形象枯瘦，面色发黄，山羊胡须已剪短了，但显得花白得太厉害了。见到我他说：‘你身体还好吗 吃得消吗 真比我强多了。’大家都希望看他一眼，和他拉拉手……”（1978年1月13日给苏国超的信）
几月后，在给苏国超的信中又写道：“据说闵老师（石鲁夫人）有报告给文化部，文化部准备转邓副主席，先抢救人然后再说，马上到西安了解……”几经折腾，不久石鲁终于落实政策，当能过上平静日子时，身体健康已受到严重伤害。
1980年李琼久在乐山成立嘉州画院时，石鲁率长安画派李世南、李梓盛、康师尧、修军等发来贺电，热烈祝贺鼓励。次年6月李琼久专程赴西安看望病中石鲁，二人相见促膝畅谈，岂知就此竟成最后诀别，所幸还留下一张合影追念。其间谈话内容旁人不得而知。不过从近十年二人交往沟通中，可以鉴证他们秉性相投、个性相合的亲密友谊。
石鲁曾多次题词，十分敬重李琼久的才华气质，正如郭琦在《画坛怪杰石鲁绝笔之作》一文中所述：“有次他题词赠友人的书法，写的是‘惜墨如命，动笔为魂’。我了解他对这个朋友的称许，很尊重的。”（友人指李琼久）
石鲁为李琼久书画作品中渗透出的一派朝气蓬勃、充满生命活力的生气所打动，为这位蜀中狂士纵横潇洒、雄强刚大的作风所折服，欣然题写“横绝峨眉巅……为青风而书”。在“峨眉太高，我何小也”中，这位长安画派掌门人，一方面自谦不失君子之风，表达了对同窗学长的钦敬，同时也高度肯定和褒奖了李琼久艺术取得的杰出成就。
李琼久比石鲁年长十四，但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同窗小友却心怀敬意。早在六十年代初，当第一眼看到他的《转战陕北》《南泥湾》等画作时，就掩饰不住心中那份激动，反复研读，精心揣摩，不但命弟子们好好学习，甚至自己还心慕手追，认真临习。
一个大破大立、大刀阔斧、勇猛开拓，一个横冲直撞、大胆探索、不断创新；一个慷慨激昂、愤世嫉俗、冷峻悲怆，一个纵情高歌、达观潇洒、游乎四海；一个笔底野怪乱黑、求冷峻惨烈之凄美，一个雄奇险秀、夺热烈奔放之壮美；一个吞古化今、开辟天地为一代画坛怪杰，一个海纳百川、独步天下为一世丹青通才。继往开来二人紧紧携手，强烈的个性气质，惺惺相惜。两位杰出的天才艺术家至真至诚的友谊，成就了二十世纪一段画坛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