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当是一切艺术追求最本质的核心。天才对于自身幸福的牵挂，往往非常拙劣，不为自身打算的精神是伟大的，反之，处处为自己着想的人，是卑微的。叔本华说：“而天才则多半陷于困境，一生潦倒落魄，因为天才常为客观目的而牺牲自身幸福。凡人的渺小，天才的伟大，其分际在此。”所以天才的作品具有永恒的价值，但他们所承认的事情，在后世才能被发现，而平庸的人只是和时代共生和共死。
耄耋之年，李琼久仍勇猛开拓，顽强拼搏，壮心不已。此间他尤喜画牛，并多次在《笨牛图》中题记：“余写笨牛一条，乃我也。”八十年代自号“九躬”，笔者曾讨教其意，他说：“我是向人民九躬大拜，鞠躬尽瘁。”他把自己一生的不幸化作光明、把苦难化作财富，奉献给他永远热爱着的人民。
人间难留是真情。李琼久离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他的家乡本土，许多见其人、得其书画，以及那些更多是未见其人、未收藏他书画的父老乡亲，依然深深地怀念着他，津津乐道传颂着他那些动人故事。李琼久将自己的生命建立在坚定的人性之上，闪烁着普世价值光辉。如果没有他身上这种人文关怀，决然不会像天上的星辰那样灿烂。这便是为什么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后，他的家乡人民依然引以自豪，深切地怀念，传颂这位人民艺术家的原因。
藏舟于壑
生生死死，这是历来一直困扰众生的生命大课题。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圣人参悟出生死乃人生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倡导珍惜生命，求道不止。在海德格尔那里，亡故相当于“向终极的存在”，提出“向死而生”的命题，虽然持积极的人生态度，却显得悲壮了些。“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拒，攸然而往，攸然而来已矣。”到底还是庄子能参得透生死。
李琼久大起大落，一生充满悲剧色彩，面壁寻道，感悟人生，岁月悠悠一路走来。当年少青春，抱着美好的憧憬冲出穷山沟，只身来到牛华镇历练二十年；当马草湾死里脱生，惊魂未定接着断子绝孙，又把他推向生不如死的黑暗中；而后受断粮绝炊之苦，被逼四处逃亡、赶来赶去。在求生不得，藏身无处之际，问道峨眉，饱含深情挥写下《藏舟于壑》山水画，抒发了艺术家在苦难中的挣扎。
峨眉山下沟壑中溪水潺潺，“普贤船”浮动于峨眉河上（龙门洞峨眉河上，有一长35米、宽2米、高2.5米，石如船形，俗称“石船子”）。此景引发了艺术家的千般思绪万般惆怅，念古人先贤何以参得透这“生死”二字。
“藏舟于壑，藏山于泽”应该是可靠的了，但也不牢固，可能丢失，唯有“藏天下于天下”才是最牢固最经久的。生与死，苦与乐，这些都是人们无法回避的自然法则，只有忘掉那些因苦乐、生死带来的烦恼纠结，彻底抛弃“成心”，用虚静之心契合万物，哪还有荣辱、贫贱、生死之别呢 一旦明了这些道理，便可包容万物而心境豁达，放任悠然而生、淡然而死。如庄子所言，把金子埋进深山、珠宝沉入深渊，与万物融为一体，不为命苦、命短而悲哀，也不为得荣称贵而逞能，便可乘天地、御六气而游乎四海。
山水画《藏舟于壑》的大境界，是艺术家在峨眉山感悟先贤大智慧，反省人生，思考生死之道，超尘出世，回归自然，与万物融为一体，从而走出苦难，回归本心，追求生命的终极真理。
若说李琼久在《藏舟于壑》中，不是把人放在现存着的关联中，而是持守在心物交融相契那种原初的混沌境域内，那么晚年他在所书唐代诗僧清江诗集联中，却有另一番感怀。
经过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人生，历尽时代沧桑，饱尝人世辛酸，回望坎坷历程，李琼久不禁百感交集。1988年他八十一岁时，在病房中为救命的医院院长马敢明先生即兴挥写下“卷帘花雨滴，扫石竹阴移”一联。
此联集自唐代诗僧清江《长安卧病》一诗：
身世足堪悲，空房卧病时。
卷帘花雨滴，扫石竹阴移。
已完生如梦，堪嗟寿不知。
未能通法性，讵可免支离。
诗人感叹生命的渺小脆弱，如来去匆匆之旅，抒发了一生求道而不可得的遗憾。
庄子云：“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提出“外生死”的生死观。诗人清江把人生看做天地间如阳光掠过的间隙，“扫石”之阴，一瞬即逝。世上万物从无至有，从有到无，无不蓬蓬勃勃而生，萧萧条条而死，面对这永恒变化着的自然法则，只有“安时而顺处”才能悟本得道。庄子没有对人生之苦短的叹息，正是这种“生死同一”，“薪尽而火传”的精神永恒观念，完全了彻底的美的关照。
此时的李琼久年逾八旬，眼疾加重，精力衰竭，心血管病变恶化，几经抢救，几度死里脱生，对死亡日益来临的恐惧也悄然而至。寂寞与孤独中的艺术家书写此联，大有李白“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之惆怅。人生易逝，感慨万千，虽无“痛饮三百杯”之悲壮，倒有“天生我材必有用” 而生不逢时之放怀，仰天直言“总有一天，我的画要为我说话”之豪情。艺术家追求永恒，向死而生，悲而不伤，愁而能壮。在这种达观中完成了一种永恒的存在，这不仅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计较、愁烦、纠结，同时也超越了生死。
大隐于市
“自古圣贤皆寂寞”，因为天才原本就是极少数，必然一生始终与孤独、寂寞为伴。纵情高歌的李太白，在寂寞中成就了千古“诗仙”的美名；在风雨飘摇的流放孤独苦旅中成就了一代文坛巨子的苏子瞻。与贫困苦难相伴一生的李琼久在艺术上大器晚成，独得辉煌。垂暮之年，依然过着贫病交加，居无定所的生活。虽已半盲，疾病缠身，还怀揣“翻天覆地大干一场”的雄心，顽强地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天才虽然可以无拘无束地倾注于写作之际，也可享有无上乐趣，但他们的一生并不幸福，不，应该说是坎坷落魄。”（《叔本华文集》）回顾李琼久的前世今生，这种“坎坷落魄”一直延续至今。
君不见，昔日被人们冠以“国宝”、“活文物”的一代天才艺术家李琼久，历尽辛风苦雨，饱尝人世冷暖炎凉，死后仍然无法摆脱孤独寂寥，凄凉地被遗弃在荒山中一抔小土堆下。他似乎与我们这个世界从未发生过什么关系。终被隐没于历史红尘之中，在中国近代画史上消失得无踪无影。难怪一代名流何海霞先生愤然疾呼：“美术界对李琼久是不公平的。早就该宣传他了，他是你们四川人的骄傲，要是他住在北京就不一样了。”时代为何导演出这样的历史悲剧 如果将我们的讨论继续追问下去，便可作出以下详解。
其一，时代错位。天才的创造能力或理解能力为常人所不及，也不是常人能直接理解和认识的，只有等到他们的后代子孙才能发现。正如一位叫威兰的外国人说的那样：“平常人对于最高的道德，毫无所觉，而只赞美那些平庸、低级的东西！”总之，世间充满了平凡、庸俗。天才的思考和作用大都与时代相矛盾，甚至与时代相抗争，曲高和寡，为世之不容，所以时代常常与天才失之交臂。
其二，伯乐不常有。平常人感兴趣的，都是那些平庸、低级的东西，他们看不见最高的道德和真正的艺术。又因天才站得太高，离人们太远，一般人看不到，也触摸不到，只有识别英才的慧眼，才能看到平常人看不到，一般人发现不了的。歌德在其《教训书简》中说：“模仿是人的天性，虽然人们不承认自己的模仿。世界很难得到识英才的慧眼，够资格评价英才的也不多。”这便是我们常说的：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在的道理。李琼久生前，身不逢时，死后默默无闻，只有寄希望于来者。
其三，天才的宿命。古代隐士避世归隐，是在有条件入世而选择的主动逃离。孔子曰：“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义，不谋其利。”李琼久以仁存心，以德存心，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与民由之，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追求自由，担当患难，无私奉献，逃遁出世，取另类积极人生姿态。这种高风亮节的崇高人生取向，成就了他一世的艺术辉煌，同时也注定了被隐没的宿命。
其四，时代的悲哀。智慧所用之处，只有在一定的自然场合，天才只有在被理解的客观环境中，才有可能被接纳。他们追求绝对自由，在无拘无束地倾注全力创造之际，可以尽享无上乐趣。然而，因他们的作品已超越世俗，投向遥远的未来，不容易为时代所理解，不能获得世俗的奖赏，这便是时代的悲哀。
当下是一个充满各种诱惑的浮燥时代，芸芸众生皆神驰于名利之端，心鹜于得失之极，道德、崇高被踩在脚下。艺术已成为谋求钱财的美丽幌子，真诚蒙羞，良知被吞噬，真理、天才必湮没在这场名利争夺厮杀的滚滚红尘中。如此，一个天才被抛弃，被埋没，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道隐没，斯人已去。
一个声音依然在寂寥的时空中回荡：“我的画总有一天会为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