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种十分奇妙的联想，每当他走到大礼堂前，就想起天津的法国教堂，好像巴赫的弥撒曲又响在耳边。他又总是把辉煌的建筑和音乐联在一起，清华的大礼堂较之天津的法国教堂更令人赏心悦目，闪闪发光的金色的大门，耸立着高大的圆柱，半个球形的圆顶，显得格外庄重。门前的草坪一片葱绿，更显得它巍然静穆，似乎它本身就是一首乐曲。偏偏这里又经常传出动听的音乐声，他就成为到这里欣赏乐曲的常客。他陶醉在贝多芬的乐曲中，他特别喜欢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它的和谐、明朗、纯朴、愉快的旋律，好像使他置身在鸟语花香的田野里，呼吸着清新的沁人心脾的空气，沐浴着温煦的阳光，陶醉在人与大自然交往而引起的丰富的心灵感受之中。他欣赏音乐，从不去理会什么是乐曲的主题。他喜欢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那“命运的敲门声”他能心领神会，强烈感受到那种挣脱黑暗的艰难和赢得光明的喜悦，那富于进取搏斗的旋律震撼着他的心灵。再有就是莫扎特的乐曲，莫扎特一生的遭遇，使他对这位音乐家肃然起敬。他惊叹他的天才，他同情他，他愤恨那个摧残压制天才的时代。他特别喜欢莫扎特的第四十一交响曲，那是一种不可言状的情感交流，也许是它那雄伟的史诗般的风格和对希腊悲剧的感受交融起来，而它那种具有强烈探求的主题音乐，唤起他当时内心探求的激情。特别是它的第二乐章，时而愤怒咆哮，时而沉思静想，那种带有悲壮的戏剧性，诱发起他感情的激荡。对巴赫的作品接触更多了，无论是他的《受难曲》，还是《b小调弥撒曲》等，都能引起他对人生的思索。曹禺更进一层领会到巴赫作品中的哲理意味。其他如海顿、舒伯特、肖邦的乐曲，他都有所领略。古典音乐的庄严肃穆，常常把他带进一种不可言喻的冥想之中，是美好的憧憬，是人生的思索。而对交响乐，它那严整而复杂的结构，更使他感受到高度的和谐和完整，是整体的把握，是境界的感悟。曹禺说：
不知我怎么就又迷上音乐了。那时清华大学有军乐队，我跟一位老师（王龙升）学巴松管，但是很难吹，吹了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坚持下去。学校里有很多唱片，我接触交响乐就是在清华开始的，我很喜欢莫扎特的作品，很抒情。听巴赫，听贝多芬的唱片，就慢慢地渗透进来了。我对西洋音乐很感兴趣，像著名的意大利歌唱家葛利多兹，花腔女高音，也是听得入迷的。记得是德国的古诺夫，在北京饭店演出歌剧《浮士德》，那是最有名的歌剧，从清华赶到城里去看。我既不会拉，也不会唱，但音乐的影响对我很深，也说不清是怎样的一种影响。
音乐对曹禺的影响是潜在的，对音乐的感受都渗透在他的艺术细胞之中。他自己说，这种音乐影响说不清楚，其实音乐对他的艺术的和谐感、节奏感、结构感都有着潜在的陶冶。可能，人们会想到他的《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不仅可以看到希腊悲剧中合唱队的影响和启示，还特意安排了巴赫的High
Mass in BMiuor Benedietusg Gui Venait Domini
Nomini，大风琴伴着合唱颂主歌，教堂外边的钟声从远处传来，使序幕具有浓郁的肃穆的氛围，把观众引入剧情之中。后来的《日出》中的打夯号子，也是把音乐插入戏剧的尝试。但曹禺的音乐感是更深邃地渗透在他的戏剧情境、戏剧结构、戏剧节奏和戏剧语言之中。这些，倒是只能意会而不好言传的。
当曹禺正在尽情享受着读书的欢乐时，他怎知道，清华园也并非是一座“世外桃源”。这座闻名于世的大学，历来就充满着斗争。国内政局的变化总是在清华反映出来。单是1911年到1928年的17年间，校长就十易其人。军阀政府每改组一次，就要更换一次校长，而师生同当局的斗争，也加速了校长的更迭。曹禺还未进校之前，1930年5月，清华师生曾掀起“驱罗”运动。校长罗家伦在国民党支持下推行党化教育，独断专行，视教授为草芥，激起师生愤怒。趁当时各派军阀“中原大战”正酣之际，阎锡山、汪精卫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北方一时失势，便发动了“驱罗”运动。清华学生代表大会提出“请罗家伦自动辞职”议案，罗家伦悻悻而走。紧接着又有师生抗议阎锡山派乔万迭出任清华校长的事件发生，乔万迭未能上任便被清华人赶出清华。1931年，蒋介石利用奉系军阀驱散了阎锡山、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便把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副教务主任吴南轩派做清华校长。他口口声声说“受命党国”，一到校便施展为清华人所深恶痛绝的个人专横手段，于是又展开了一场“驱吴”斗争。在这次驱吴运动中，曹禺也参加到师生斗争的行列里。他参加开会，参加罢课和请愿活动，直到把吴南轩赶走。这使他第一次尝到民主的胜利和欢乐，也感受到学生自己的力量，他觉得清华人热爱自由和民主，对独裁专制，对所谓“党国”统治是决不能容忍的。
对曹禺震动更大的是“九·一八”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整个清华园都震动了。
全校同学几乎都跌入一个空前灾难的悲愤之中。就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清华学生就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开展了各种抗日救国活动。同时，建议北平各大学召开学生代表大会，成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随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十分恼火，于9月21日召开了北平军警宪和各校负责人会议，通过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四项决议：禁止学生罢课；不许学生结队游行；学生讲演应以三五人为限；学生开会得经校当局批准，并由警察参加“保护”等，这更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学生代表组织代表团到南京请愿。
在这震惊中外的流血事件中，曹禺的爱国热情也越烧越旺。他对当时少数右派学生破坏抗日救亡运动深为痛恨。特别是对尚某某，他憎恶透了。他说：“我当时对刘某某、尚某某这些人很反感，国民党不是个东西，大家抗日热情那么高，少数败类就唱反调，就是那个尚某某，他混在请愿团里，孙浩然等同学从南京回来，说尚某某对蒋介石百依百顺，把大家都气坏了。”
曹禺、孙毓棠、孙浩然、蒋恩钿等同学还办起《救亡日报》。经费是他们自己筹划来的，印刷请清华印刷厂的工人印刷，说干就干，很快就同清华师生见面了。曹禺回忆说：我记得我写了第一篇社论，但我一写东西就文学味很浓。第二篇社论就由袁震来写，他写得很好，文章漂亮。可惜这个报纸出了几期就停办了。
《救亡日报》发社论、消息，也登杂文、小说、漫画，蒋恩钿每天还写一段小说，袁震很有才气的。他们又编又写。据孙浩然说，曹禺也写了不少文章，只是，现在找不到《救亡日报》了。孙浩然虽然是学理工科的，但他那时对美术很感兴趣，报纸的刊头美术都是他搞的。
那时，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非常之高，同仇敌忾，为了民族的尊严，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多年后有一次，孙浩然伴着曹禺到清华大学去，就坐在当年那个大礼堂里，历史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了：
就是在这个礼堂里，“九·一八”之后，有个美国牧师从东北来这里讲演，他说：“我从东北来，中国的军队是不行的，日本军队很厉害，中国人不能抵抗，他们一来，嘟嘟嘟嘟……，就把你扫射光了，消灭了。”他鼓吹中国应该向日本投降。台下的同学早已骚动起来。这时，中文系的一个学生叫王香玉，山东人，大个头，长得挺魁梧，突然从座位站起来质问这个牧师：
“是谁叫你来讲的，叫你来这里放屁，你他妈的和日本人穿连裆裤，你给我滚下去。”这时，同学们都站起来喊着叫着，硬是把他轰跑了。当时我也在场，也是其中一个。
我们的热情很高，都组织起来了。到保定去宣传，我是小队长，还闹了一次笑话。本来该后天出发，而我记成是第二天出发了。我通知大家第二天集合。清晨，同学都来了，队伍整理好。
我站在队前讲话，很严肃的：“同学们，我们就要出发了……”
但是等了好久，也不见汽车来接。一去问，才知道把出发日期搞错了，热情得昏了头。这次宣传，先到涿县，再去保定，最后一站是定县。那时很怪，兴演讲，到哪里都碰到有人讲演，我们也讲演，大家讲起来都挺带劲的。那些岁月，真是令人难忘呵！
就在这次去保定的宣传活动中，在火车上曹禺同一位工人坐在一起，于是便交谈起来。虽然是一次偶然的会面，却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这样回忆说：“我们看见一个工人，年纪约三十岁左右，神色非常沉静、亲切。他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到哪里去？他对我们侃侃而谈，谈得又痛快又中肯。他的知识丰富得惊人，简直像个大教授一样。但他谈得平易浅显，像说家常一样对我们讲了很多时事道理。最后说：‘好好干吧！你们学生做得对！’他的一席话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断定他大概是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工人。这个陌生的朋友，激起我一些思想情感，使我开始知道，在受苦、受压迫的劳苦大众中，有一种有头脑的了不起的人，这种人叫‘产业工人’。这些模糊却又深深印入脑内的认识和印象，在后来写《雷雨》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这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在曹禺亲历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之中，使他本是不能冷静的个性，又更加鼓荡起满腔的热忱。黑暗的现实，又往往抑压着这热情的迸发。于是，他内心所郁积的愤懑便越来越强烈了。这愤懑犹如积蓄着能量的火山，当这能量积蓄到一定的时候，它便会冲破岩壳，喷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