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去五台山。他们乘火车到达太原，在那里住下来观光。这座古城是太破败了，肮脏的街道，到处都是乞讨的人们，纯真宫的吕祖殿虽然还可算得上壮观，但传说里“嚣尘不到处，碧洞可栖霞，白鹤时临水，青猿独卧沙”的秀美景色，是再也看不见了。清真古寺也使他失望，只有木壁上刻的《可兰经》、左右碑亨内碑刻的黄庭坚和赵子昂的书法，还少许引起曹禺的兴趣。这些古迹的破旧，增添了他的凄凉之感。太原给曹禺留下的最深印象是那些站在门口招揽嫖客的妓女，一个个都是蜡黄、惨白的脸色，瘦削的身躯，老鸨就躲在她们后面监视着，她们拼命在那里拉客，那卖身的价钱是很低廉的。也许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人生惨象，心里难过极了。对于他这个书生来说，亲眼看到这种悲惨的人生社会相，他心里如同刀割一样。他看她们有的被关在笼子里，就好像牲畜一样，嫖客看中哪个，老鸨就把她从笼里拉出来，逼着她去接客。此时此刻，他真是义愤填膺，难以忍受。他说：我在太原看到的妓院，那些妓女是被圈起来的，她们的脸从洞口露出，招徕嫖客。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副惨象。在北京西直门一带，天津三不管、南市都有这样的妓院。像太原的这种妓院是最低级的，整天接客。那样，不到几个月就会死的。这是我最早见到的妓院惨状，那种惨象真是叫人难过极了。我后来写《日出》中的第三幕，那不是最低级的。后来，我到了四川，最惨的是重庆的花街，十字的街道，每个街口都有流氓把守着，每个街口进去都是卖淫的地方。十字街里有许多水坑，妓女得了花柳病，快死的时候，喝着水坑的水死去，实在是叫人目不忍睹。就是这次太原之行，看到妓女的惨状，才激我去写《日出》，是情感上逼得你不得不写。
从五台县去五台山只有步行了。夏天的五台山凉爽宜人，尽管已累得疲惫不堪，但一路上清流潺潺，满眼里都是绿水青山。加之寺庙林立，风景秀丽，早使他们目不暇接，忘却了疲劳。五台山是我国著名的四大佛山之一，曹禺早就听说过关于它的种种传闻，甚至心中还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如今来到这里，果然名不虚传，亲眼看到这么多寺庙依然香火不断，可以想见历史上佛事兴盛的年代，又该是怎样一个香火缭绕、钟声不绝的兴旺景象。这里的寺庙建筑，自东汉以来，经魏、齐、隋、唐直到清末，不断地修建，听说有将近50座。各式各样的建筑风格，各式各样的佛的塑像，真让人眼花缭乱了。两名外国教师不住地赞叹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
从五台山回到北平，稍事休整又开始了内蒙之行。先去张家口。
火车在山岭中蜿蜒行进，几乎没有可供欣赏的风光。爬山穿洞，穿洞爬山。只有詹天佑所设计修筑的这条铁路，使曹禺感到骄傲，成为他同外国教师谈话的主题。到了张家口，已是一派塞外的风光了。周围都是光秃秃的山，大街上的行人和骆驼，以及饭铺飘出的牛羊肉的膻味，的确是同内地不同了。他们旅行的目标是百灵庙，搭乘货车去的。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要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百灵庙因当地盛产百灵鸟而得名。康熙年间，赐名广福寺。这儿穷得很，既看不到漂亮的蒙古包，更看不见成群的牛羊。物价昂贵，三个鸡蛋就得花一块钱。他们住在蒙族人家里。广福寺重修过了，但比起五台山上的庙宇，显得寒酸多了。在这次旅行中，他们险些被洪水吞去生命。
有一次，他们涉过一条小溪，回来时山洪暴发，小溪变成卷着狂涛的巨流，汇成一条大河。不过去，没有可住宿的地方，而且山上野兽很多，那是相当危险的。过河吧，齐腰深的水，水流很急。两位外国老师都很胖，行动不利落，让她们淌水过河，那是十分困难的。那位男同学看到这种情况未免有些胆怯。不知曹禺哪来的胆量，也许觉得在外国人面前不能表现懦弱吧。他虽然也学过游泳，并不熟练，但他果断地担起向导的任务，带着她们渡河。水越来越大，忽然，他一脚踏到深处，大水几乎淹没了他，险些被水冲走，真是好险啊！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股水流又把他涌上来，脚才踩到实处。就这样，他在前面探路，渡过河来。在那两位外国老师心目中，此刻曹禺已是一位英雄人物了。曹禺曾这样回忆说：“为什么我能写《原野》、《王昭君》，同这次百灵庙之行有些关系。虽然说有点风险，但内蒙的草原，那时就把我迷住了，真是‘天苍苍，野茫茫’！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景却没有看到过。夏天，平原上的云彩真是好看极了，湛蓝的天空，朵朵白云飘过，时如朵朵雪莲，时如座座雪山，时如海浪激起千堆雪；而傍晚的云彩更是变幻无穷，其色彩之艳，转换之快，真是诡谲神奇，美得不得了。草原上的气候，一日之间变化很大，中午还要脱光上身，晚间就得睡进皮口袋里。百灵庙之行是很辛苦的，有时住到骡马店里，有时就睡到老百姓的土炕上，有时日行百里，各种滋味都体验了一番。这对我后来写《原野》、《王昭君》是有启示的。”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是太重要了。他总是把那些不可磨灭的生活印象和感受加以生发想象，最后编织出他的艺术花朵来。
曹禺在清华的生活交织着宁静和不宁静，在宁静时，也有着起伏的思想探索，常常掀起情感的波涛；不宁静时，就更是思绪万千了。
他那浪漫的憧憬，总是为激荡的现实所冲击，民族的灾难打破了他的迷梦，使他变得躁动不安。即将毕业的1933年上半年，不断传来令人焦虑的消息：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2月，占领朝阳，大举进攻热河；3月，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弃城南逃，日寇不战而轻取承德。紧接着便进占古北口等地，战火已烧到北平的大门口了。此刻传来二十九路军在喜峰口还击进犯的日本侵略军的消息。这胜利的消息，使得清华园又沸腾起来，同学们组织慰问团前往古北口慰问抗敌将士，曹禺也参加到慰问团中去。在古北口，他亲眼看到士兵们同仇敌忾、英勇抗敌的高昂士气。有一天，他在道旁看到迎面抬来的一个年轻的伤兵，胸前满是黑红色的血迹。伤兵的牙紧咬着，紧皱着眉头，看上去十分痛苦。他忍耐着，不敢喘气，因为偶尔深深喘一口气，便压出更多的血从衣服上渗出来。他的脸几乎为泥沙涂满，看不清他的脸色，他只望着学生，不哼一声。曹禺回忆说：“我们扶他起来，为他裹好伤口，倒水给他喝。虽然我们都没有学过看护，但同学们的殷勤和诚恳感动了他，他的眼里逐渐露出和善的光彩，但是他没有说话。这时，有一个医官过来了，我们请他给伤兵诊视，他诊视过后，低低告诉我们说：‘流血过多，恐怕没有希望了！’伤兵紧握着拳头，已经感觉到生命就要离开他了，手在空中摇摆着，忽然挣出几句最亲切的山东话：‘洋学生，我不成了……你们待我太……太好了，我……’这时他手摸着腰，困难地从破口袋里掏出一张破烂的票子，带着惭愧的神色，仿佛觉得拿不出的样子，说：‘我这里就……就剩下两角钱了，洋学生你们拿去洗个澡吧！’说完，就死了。”那沾满胸前的血迹，那在空中摇着的手，那颗善良的心，使他一时沉浸在一个永恒的悲恸之中。这个伤兵的形象深深地镌刻在他的心中。他把这些难以磨灭的印象和感受都融入他后来写的《蜕变》之中。
最后一个春假来了。那时，清华毕业班的同学可享受公费资助去国外旅行。学校安排本届毕业同学去日本旅行，由钱稻孙先生带队。
钱稻孙先生曾经在日本住过，显然他是熟悉日本的。他的意大利文更好，译过但丁的《神曲》，那是用文言文翻译的。曹禺在《东方杂志》上读过，颇有屈原《离骚》的味道。由钱先生带着，大家都感到放心，因为谁也不懂日文，由钱先生带领，自然一切都会安排得很好。
他们乘坐的是日本的一艘千吨小轮船，由天津出发。一出大沽口，眼前便是波涛汹涌的海洋了。此刻，曹禺的内心交织着复杂的矛盾：一面是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在践踏着祖国大地，一面又去这侵略者的国家游览，真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但出于到异域求知的诱惑，也曾梦想过海天白帆的情景，这样的机会就不忍割舍。第一次在大海上航行，心情是不平静的，即将到达的日本又是怎样一幅情景呢？其实，在船上就开始领略着日本的风情了。船上的酱汤、黄萝卜、白米饭、海带和一点点鱼，完全是日本的风味，曹禺心里已经有了一种异国的新鲜感。
钱稻孙不愧是个日本通，他父亲曾做过驻日大使，一切都由他联络，到了日本住宿交通都不用同学们操心。原来想语言不通，困难不少，但像他们一样的日本大学生都懂得汉语，可以用笔来交谈，这样，就方便了许多。
在日本参观游览，虽然分明感到是异国的情调，但却有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曾见过，而一切又未曾见过似的，譬如日本的建筑、日本人的衣着、日本人的风俗。对曹禺来说，最能引起这种似曾相识感觉的，就是日本的歌舞伎了。他第一次观赏到菊五郎演出，他扮着一个怀春的少年，在春雨如丝的日子里，在樱花树下，遇到一位长得非常美的少女，一见钟情，思恋不已。他是这样的神往，未免惘然若有所失，那抒情的味道浓郁极了。菊五郎从花道上撑着雨伞，低回婉转地舞着走过来，那舒缓的舞姿令人陶醉。那种凝炼的美、传神的态，使曹禺顿时联想起《诗经》中的诗句：“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正是在这演出中，他看到日本的歌舞伎和中国艺术的相通之处。其实，歌舞伎就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后来他才知道，他在日本看到的歌舞伎，正是在中国失传了的东西。
曹禺回忆当时的印象说：“但是，它的舞台和中国不一样，有一条花道通向舞台，演员从观众中间通过花道走上舞台，主角是这样上场的。菊五郎演的是一出戏的片断，当时我似乎觉得是在看杨小楼的戏，演得准确，有很强的分寸感。看歌舞伎中间还吃一顿饭，吃完了饭再看。我当时被它迷住了，是这样好的艺术。”在观剧中，他一时间忘却了中日语言的隔阂，也似乎忘却了战争的仇恨，融入中日民族艺术的神似的梦幻之中。
他早就知道日本新剧的发达了，也曾看到日本小剧场运动兴起的消息。到东京第三天，天正下着雨，他和孙浩然便跑到筑地小剧场去看演出。不顾细雨霏霏，两个人边打听路，边摸着去了，自然，在暗夜中看不清剧场的造型。舞台和一个大讲台一样，简朴极了，远不如瑞廷礼堂。剧场里只有五六十个观众，正演出一出北欧的戏，可能叫《好望号》，是讲航海的戏。曹禺说：
我们听不懂日语，却被演员们真实、诚挚、干净的表演紧紧抓住。戏演完后，我们和日本观众一起为他们鼓掌。当时我似乎有一个印象，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还要多；这是一场多么庄严动人的演出。回旅馆的路上，我和孙浩然十分兴奋，春寒阵阵袭来，我们却一点也不觉得。日本话剧的深刻的现实主义传统，从那时起一直使我萦怀不止。
京都一行，更留下美好印象的是阳光明媚、满眼盛开的樱花，每株樱花树下都有正在团聚的人们的野宴，席地而坐，弹着琴，唱着歌，好像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情景出现在眼前似的：“茂林修竹，群贤毕至。”樱花犹如桃色的云，一堆一堆的，一丛一丛的，开得绚烂；年轻人在那里唱啊，唱啊！举起杯来，喝啊！喝啊！清华同学们不会唱也跟着唱起来，整个世界都好像沉醉在梦一样的春光里。
曹禺恍惚觉得又回到历史的情景之中去，好像生活在唐代的古风里。
奈良也给他以很深的记忆。也正是春雨丝丝，两层的楼，古朴的风俗，扩音器里播着日本的歌曲，是一种悲凉凄怆的调子，缠绵绵的。
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跑了7个城市，东京的繁华，横滨的喧嚣，神户的港湾，大阪的工厂，固然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更难忘怀的是京都和奈良：京都的庙宇，奈良的山水，古朴的遗风，秀丽的风景。一衣带水，中日两国的文化有那么深的联系，日本的人民是那样善良纯朴。特别是，他同日本青年用笔交谈的情景，是亲切的会面，是友谊的温暖。但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地上又在进行着生和死、火和血的搏斗呢？
一回到祖国，那令人心碎的消息又灌入耳中。日军已进到通县北运河边上，国民党政府和冈村宁次签定了出卖华北的塘沽停战协议。
不久，日寇又侵入察哈尔省。这不禁又使曹禺陷入冥眩不安的困惑之中。他的愤懑积郁得更深更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