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萍也许多少有他的大哥身上的某些东西。关于鲁贵，他曾说：“我家有个叫陈贵的，他会画菩萨，他画画时，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让别人看见。他还能做一手好菜：烧羊肉胡萝卜。这个人很斯文，他就是鲁贵的模特儿。”但是，要一一说出剧本中的每个人物的模特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或是他听人说的，或是从他的回忆中来的，也十分可能是他从什么书本上读到的，当然更有他想象出来的，这一切都化为他每个人物的血肉。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又是非真实的，那是难以像做化学实验把各种因素都能分析出来的。但有一点，他平时接触的人物，他对他们的观察和感受，是相当细致入微的。
曹禺接触的就是这样一些人物，他觉得这些人很可笑，也很令人厌恶。谁能准确判断，曹禺从这些人身上又取了什么东西，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他给他的人物都写过小传。说是小传，而实际上，他对每个人物都写了很多札记。这也许是笨功夫，但可以看出他多么重视人物的塑造。在《雷雨》中，我们看到每个人物出场时，都有一段精彩的人物介绍，这不能不说是曹禺的发明，在他以前还没有人像他这样做过。
看看他笔下的蘩漪：
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的脸色苍白，只有嘴唇微红，她的大而灰暗的眼睛同高鼻梁令人觉得有些可怕。但是眉目间看出来她是忧郁的，在那静静的长的睫毛的下面，有时为心中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的眼光会充满了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她的嘴角向后略弯，显出一个受抑制的女人在管制着自己。她那雪白细长的手，时常在她轻轻咳嗽的时候，按着自己瘦弱的胸。直等自己喘出一口气来，她才摸摸自己胀得红红的面颊，喘出一口气。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整个地来看她，她似乎是一个水晶，只能给男人精神的安慰，她的明亮的前额表现出深沉的理解，像只是可以供清谈的；但是当她陷于情感的冥想中，忽然愉快地笑着；当着她见着她所爱的红晕的颜色快乐散布在脸上，两颊的笑涡也显露出来的时节，你才觉得出她是能被人爱的，应当被人爱的。
你才知道她到底是一个女人，跟一切年轻的女人一样。她会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她恨起你来也会像恶狗狺狺地，不，会不声不响地恨恨地吃了你的。然而她的外形是沉静的，忧烦的，她会如秋天傍晚的树叶轻轻落在你的身旁，她觉得自己的夏天已经过去，西天的晚露早暗下来了。
他的人物介绍写得很美也很传神，特别是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能给人以启示。
在编织《雷雨》的故事上，他费的功夫最多。他受了希腊悲剧、易卜生戏剧，甚至佳构剧的影响。由周朴园和鲁侍萍而繁衍下来的两个家庭的血缘纠葛和命运的巧合而结成的戏剧故事，是十分紧张而激动人心的。在《雷雨》之前，白薇的《打出幽灵塔》也有过这样血缘纠葛的故事。如曹禺所说：“其实偷人家一点故事，几段穿插，并不寒伧。同一件传述，经过古今多少大手笔的揉搓塑抹，演为种种诗歌、戏剧、小说、传奇也很有些显著的先例。”曹禺的独创之处，在于他在这些纠缠着血缘关系和令人惊奇的命运巧合中，深刻地反映着现实的社会内容，以及斗争的残酷性和必然性。周朴园明知鲁大海是自己的儿子，但却不以亲子关系而放弃开除鲁大海的念头，残酷的阶级关系把骨肉之情抛之九霄云外。侍萍明知周萍是自己的儿子，却不能相认，而且她也深知周萍不会认她是母亲。当时的曹禺并不是阶级论者，但这种真实的描写，是把严酷的人生真实相当深刻地描绘出来。
希腊悲剧中的命运巧合，深刻地反映着在那人类童年时代对命运的神秘感。而《雷雨》中命运的巧合性，从表面看来好像是“命运”在捉弄人。30年前鲁侍萍被周朴园糟踏了，30年后，她的女儿四凤又重蹈着她的命运。四凤为周朴园的儿子周萍玩弄着，而这个周萍不是别人，恰恰又是侍萍的儿子。这种命运的高度巧合性，都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物命运的残酷性，他把日常生活中阶级压迫的残忍和冷酷戏剧化了。“命运”在《雷雨》中不再是希腊悲剧中那种不可知的神秘，也不是易卜生《群鬼》中“父亲造的孽，要在儿女身上遭到报应”的“自然法则”，而是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的东西。
即使有人觉得，曹禺写过的这些巧合的故事，是过去就有过的，并非他的独创。但是，就戏剧的结构来说，他较之他的前辈和同代剧作家也要高明得多。对写过剧本的人来说，大概体验最深也觉得最困难的是剧本的结构。特别是一出多幕剧的结构，真是谈何容易。《雷雨》那么复杂的人物关系，纠集着那么多矛盾，集聚着那么多内在的容量，一部《雷雨》都是巧合，没有多少拖泥带水的东西，一切又都是顺乎自然的。看看“五四”以来的剧本创作，还没有一个人像曹禺写出这样一部杰出的多幕剧，在戏剧结构上这样高超，这样妙手天成。一幕看完，让观众瞪大了惊奇的眼睛巴望着第二幕、第三幕。他把几条线索交织起来，错综地推进，一环套着一环，环环相扣，并非完全没有丝毫雕饰的痕迹，但就其严谨完整来说，在中国话剧史上也堪称典范。故事发生在不到24小时之内，时间集中，地点也集中，为了这个结构，他费了好大的劲儿，不是把一切都能想个明白，想个透彻，是搞不起来的。
如果说他在戏剧结构上，显示了他已经熟谙戏剧艺术的奥秘，那么，在人物塑造上，更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他一上手写剧本，就醉心于人物性格的刻画。这点，也是他较之他的前辈和同代人高明的地方。《雷雨》中8个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地站在人们面前。打开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像蘩漪这样的典型，应当是属于曹禺的。无论你喜欢她还是不喜欢她，却不得不承认她的深厚丰满，她的特异的性格光彩。她的形象像雕塑家手下的塑像，最明晰最细致的纹理，都显示着鲜明的性格。而更重要的，是她的复杂的心理，交织着错综矛盾的情感，都被他天才地刻画出来。在她的具有魅力的却未免有些阴鸷可怖的性格中，折射出封建专制环境的沉重的压力，那种把一个女人心灵——美丽的心灵，扭曲得令人震惊的精神虐杀。她像是一把利刀，她的爱和恨都带着一道道的血痕和深重的创伤。她又是那么软弱无力，她对自由的渴望真像大旱之年盼着几滴雨露。但是，她终于逃不出那漆黑的残酷的井。
周朴园也是一个写得极好的典型。一个浸透着封建思想的资本家，最深刻反映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文化意识形态的深刻联系。
这点，是新文学作品中还少有人发现的一个方面。作家写作时可能还未曾自觉到这点，但是，在周朴园的资产阶级家庭里，却看到周朴园所要求的正是封建的“秩序”。他的不觉虚伪的虚伪，他的不觉自私的自私，都写得真实而又令人信服。他不是从观念出发，性格的逻辑同真实的逻辑本来就是一致的。侍萍未来之前，他把她的一切都保留着，真诚地纪念着，一旦侍萍又出现在眼前，陡然变脸，恰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曹禺熟悉这样的人物，他始终信守着真实，因之，就可信，就产生艺术的魅力。其他诸如侍萍、四凤、周萍，哪怕连鲁贵这个串场人物，都写得无可挑剔。这要费怎样的心思，才不致在人物上走了样，才能个个写出特色来！周冲和鲁大海是两个有着特殊使命的角色。周冲是作家的一个视角，是带着浪漫主义气质的一个角色。作家的憧憬、理想、希望，作家的欢乐、痛苦、失望，都透过周冲去观察那个“雷雨”的世界。的确，“有了他，才衬出《雷雨》的明暗”，他显示着现实的残忍和不公。鲁大海是时代亮色的化身，也是时代脉搏中跳动的强音。他的性格塑造，未免粗糙，但少了他，《雷雨》就失去了时代的支撑点，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旧的故事。鲁大海，同样是作家的一个视角，一个朦胧的视角，和侍萍、四凤结合在一起，把奴隶的声音呼喊出来，这就使《雷雨》的现实主义带着一个新时代的辉煌曙色。
在倾心于人物创造上，他虽初出茅庐，却走到了前列。他带着宝贵的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走到新兴的话剧阵地上。他也带着新兴话剧艺术的经验，更避开教训，闯着他的新路。他的艺术视野是开阔的，正在涌起的世界戏剧创新浪潮，他尽收眼底。他没有机械地模仿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派戏剧的东西，他循着易卜生所开拓的近代戏剧潮流，寻找着使中国观众能够接受的东西，从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再回到希腊悲剧、莎士比亚，他看到，或者说领悟到世界戏剧发展的本质趋势，即如美国戏剧理论家约翰·加斯纳所概括的：“现代剧作家试图使现实与诗这两种可能的境界，都能够达到美的极致，或都力图使这两者能够浑然一致或相互迭替。”①易卜生的剧作追求“写出诗意来”，契诃夫追求戏剧的“情调”，他的剧作的“内在戏剧性”，实际上是把诗意的抒情性同戏剧性融合起来。奥尼尔也强调戏剧的诗，他说，“诗的想象力能照亮生活中最污秽的死胡同”。诗和现实的契合，是一种心灵的启示，是一种审美意识的点燃，或者说是一种审美思维的开拓。在这里，世界的潮流，时代的呼唤，生活的声音，在外来影响的启迪和深刻的领悟中，焕发起他革新的创造力，形成他的创新的戏剧观念。而在诗与现实的契合中，他追求的是对人的灵魂、人的精神世界的发掘，是对性格的倾心塑造。梅特林克、斯特林堡那时都是领导世界戏剧新潮流的人物，奥尼尔也是。但是，曹禺对梅氏和斯氏却不感兴趣，偏偏对奥尼尔发生兴趣，正如奥尼尔不赞成斯特林堡只写“抽象的人物”，曹禺也不欣赏那种未免抽象化了的戏剧。活生生的人物，才能抓牢观众的心灵，而中国观众所喜欢的是故事，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是热闹的场面，是有个性的人物。这些美学目标，在他的《雷雨》中得到最初的体现。
《雷雨》的戏剧语言是迷人的。曹禺创造了一种具有高度戏剧性的文学语言，而且是具有曹禺创作个性的戏剧语言。它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几乎都是通常的口语，但却具有一种逗人的诱惑力。他从来不用那些华丽的辞藻，却让你感到它内在蕴蓄着丰富的潜台词，而且又是那么富于抒情性，它能把人物内心的隐秘都表现出来。他的每个人物说话的口气、身份、性格、分寸都刻画得细致入微。
当《雷雨》最后定稿时，曹禺的心情是格外愉快的：
我爱着《雷雨》如欢喜在溶冰后的春天，看一个活泼泼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跃，或如在野塘边偶然听得一声蛙鸣那样的欣悦。
我会呼出这些小生命交付我有多少灵感，给我若何的兴奋。
《雷雨》的问世，犹如真实的雷雨震撼着剧坛。它不但意味着一个伟大的剧作家的诞生，而且也标志着中国话剧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