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促的首义
10月6日中秋节到了。在这个历朝历代造反者钟情的起义日子里，武昌城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不过还是安静地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变故。但是在暗地里，革命力量和清朝双方都开足马力进行布置，犹如两匹烈马相向飞驰，眼看就要迎头撞上了。到底会谁胜谁负呢？
武昌起义是由湖北新军发动的。编练新军是晚清新政的重要内容。清廷原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但各地进度相差悬殊。其中最成功的是袁世凯在直隶编练的北洋新军，紧随其后的是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上编练的南洋新军，其他各省新军相去甚远，有的省份甚至毫无新军可言。部分南洋新军后来调往山东，归入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其余南洋新军随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而移驻湖北，发展成为了湖北新军。
新军的编制从上到下依次为镇、协、标、营、队、排、棚，相当于师、旅、团、营、连、排、班，长官分别叫统制、协统、标统、管带、队长、排长和棚目。北洋新军一共有六个镇，相当于后来的六个师；湖北新军只有一个镇和一个混成协（相当于独立旅），番号分别是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驻扎在武昌。此外武昌还有若干辅助部队和军校。张之洞创建这支部队的时候，怀着报国之心，征兵时多挑选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具有爱国创新思想的青年入伍。所以湖北新军官兵们思想活跃，气氛相对宽松，掺杂进来不少革命党人。而袁世凯创建北洋新军时，则一心想把它变为私家军。除了少数军官之外，北洋新军都挑选身强体壮、憨厚木讷、只知服从的农家子弟入伍，不利于革命思想的渗透。结果，湖北新军在大变革时期倾向革命，北洋新军退化为袁世凯的私家军。总之，这两支被清廷寄予厚望的新军都没有像原本设想的那样忠君报国，而是先后把枪口对准了朝廷，成了清王朝的送葬者。
新军反叛是清朝统治失败的表现之一。南方新军中弥漫着浓郁的不满和躁动情绪。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大多是缺乏出路而投军的知识分子，在黑暗体制中看不到自身的前途；士兵几乎全是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子弟，从小就目睹社会不公，容易产生反抗情绪。因此，新军的不满是整个社会不满的组成部分，新军的躁动是社会不公的后果。他们成了武装起义的潜在基础。
早在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预测：“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继承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的奋斗，经历了广州起义和保路运动的准备酝酿，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预测的星星之火，终于由湖北新军在武昌点燃了！
仓促的首义
武昌的革命基础良好。随着整个地区开埠和近代事业的发展，新兴社会力量对清王朝日益失望，倒向革命阵营。1906年初，一批年轻人在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所设的日知会阅报室批评现状，谋划推翻朝廷，演变为了日知会组织。日知会原本计划响应同盟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事泄，湖广总督张之洞逮捕日知会成员，酿成轰动全国的“日知会谋反案”。日知会被取缔后，会员化整为零，分化组合成为更多的革命组织。
1907年，一批湖北、湖南籍的年轻同盟会员在东京组织共进会，发起人有刘公、孙武、居正、焦达峰等人。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比如刘公，当时26岁，湖北襄阳人，家境富裕，在日本求学期间，资助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刊物的出版印刷，参与同盟会的创立，为革命事业慷慨解囊。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刘公曾经骗家里说要买官上任，拿到银两后全部充作共进会经费。孙武，27岁，湖北夏口人，接受过军校教育，是前日知会会员，后到日本学习军事，还真刀真枪地参加过起义。这些人成立共进会后，目标非常明确：在长江中游发动武装起义！
第二年，孙武和湖南的焦达峰分别返回国内，于1909年在武汉和长沙成立了共进会湖北分会和湖南分会，积极准备武装力量。孙武把新军士兵当做重点争取对象，认为只有运动军队，把清军一队一队、一营一营、一标一标地争取过来，才能以固有的组织和现成的武力，执行有力的武装行动。这一行动方针被称为“抬营主义”。共进会在各部队中确定骨干，各营队都设立了召集人，有条不紊地发展同志。
新兵入伍，总有老兵用投军报国相互激励，刺激新兵的爱国心。过后，老兵再挑选其中的可靠分子，陈述朝廷腐朽、国家危亡的事实，激发新兵的救国意识。最后，老兵才宣传革命道理。如此水到渠成，一批批新兵倾向革命，被吸收为革命党人。
当时在湖北新军中发展成员的还有一个革命团体，这便是文学社。文学社和文学根本不搭界，原名群治学社，后来改为振武学社，又再次改名为文学社。改名的原因是革命活动屡被发现，为掩人耳目而取了个毫无政治色彩的名字。
文学社的骨干蒋翊武、刘复基等人，也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比如蒋翊武，1884年生，湖南澧州（今澧县）人，读书后有了革命思想，不事科举，曾因参加长沙起义被学校开除。刘复基，1883年生，湖南武陵（今常德）人，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归国后积极从事革命宣传。两人曾联系两湖的会党参加革命，后来为了在新军中发展同志双双亲自加入新军。蒋翊武于1909年入新军41标当兵，刘复基在1910年投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当兵。他俩是文学社的老骨干，到1911年，蒋翊武是社长，主持文学社事务，刘复基是评议部长。为了集中精力做好社务工作，刘复基从军队请长假，当起了文学社的职业革命家——这也可见当时湖北新军的宽松气氛。文学社除了蒋翊武和刘复基外，文书部长詹大悲是另一位骨干。詹大悲，1887年生，湖北省蕲春县人，长期从事报纸出版，倡言革命。文学社的机关报《大江报》就由他主编。1911年7月26日《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号召激烈改革，遭湖北官府查禁，詹大悲因此被捕关押，是为“大江报案”。
文学社也大力在新军中发展成员，默默地耕耘了好多年，到1911年回过头来看看，他们在新军中发展了3000多人。这个数据比共进会要多出一倍。湖北新军总额约为15000人，而其中将近三分之一的官兵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革命者。
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新军中发展同志，并没有相互拆台，而是走上了合作道路，共谋大事。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湖北的革命形势既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方面是反清舆论高涨，为革命做了准备，同时清廷的注意力都被四川局势吸引住了，忽视了武汉地区。不利的一方面的是湖北新军的两个标被调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有不少革命同志被调走了，革命力量遭到削弱。共进会和文学社决定起义，利用有利的一面，同时抢在清廷继续抽调湖北新军前起事。9月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联合大会，商议起义方案。和广州起义一样，大家也将起义时间定在10月6日，也就是农历中秋节那天，届时武昌的新军和长沙的焦达峰同时发动起义。大会确定了军事领导小组，推举30岁的刘公（共进会）为总理，27岁的蒋翊武（文学社）为军事总指挥，31岁的孙武（共进会）为军务部长，决定由三人共同指挥起义。
确定起义计划后，革命同志们和同情革命的人们都很兴奋，议论纷纷。这就导致了一个老问题：泄密。很快，“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在武汉三镇不胫而走。当地一份小报甚至公开报道革命党要在中秋节起事。
消息传开后，清朝官府十分惊恐，赶紧布置应对。
武昌是湖广总督驻地和湖北的省会，清朝统治力量很强。时任湖广总督是47岁的瑞澂，他也算是晚清的一个能吏，并非庸碌泛泛之辈。瑞澂，满洲正黄旗人，鸦片战争时期主持外交的大臣琦善之孙。他走的是干实事、逐步升迁的道路，从刑部笔帖式起步，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坚守在北京收拾残局，之后在上海道和江苏布政使的任上推动新政，处理洋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后世对瑞澂有许多不好的描述，比如说他是靠拉关系发达起来的，又比如说他如何贪腐堕落，其实瑞澂在当时的名声还不错，做了不少实事，而且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在腐败成风的官场上做到不贪不占，很难得。但是，瑞澂性格优柔寡断。可能是信佛的关系，他行事风格温柔乏力，遇到重大决策常常犹豫不决。这对于手握湖南湖北两省军政大权、需要在乱世处理种种突发事件的湖广总督来说，不是个好性格。
可能是考虑到瑞澂的柔弱性格，清廷让性格强硬、51岁的老将张彪和他“搭班子”，担任湖北提督。张彪的崛起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他是山西榆次的农民，幼年丧父，少年丧母，家境赤贫，成年后以推车运煤挣钱糊口，后来到太原当兵扛枪吃军饷。张之洞担任山西巡抚时，发现张彪身体健壮、踏实可靠，提拔为随身侍卫，还将贴身丫鬟嫁给他（张彪因此被戏称为“丫姑爷”）。张之洞对张彪一再擢拔，后来又带到湖北。张彪参与创办湖北新军，除了担任湖北提督外还兼任第八镇统制，并统领湖北巡防营。
以上就是革命力量和清朝双方的对阵主角：刘公、蒋翊武、孙武、刘复基对瑞澂、张彪。
话说瑞澂、张彪听说革命党将在中秋起义后，判断出起义的主力就是新军，认为新军不可靠。于是，瑞澂以调防为名，将新军分调各处，企图打乱新军内部的革命组织，破坏起义计划。蒋翊武所在的军队就奉命从武昌调防到了岳州，起义指挥系统因此受到破坏，由孙武接替指挥。瑞澂还不放心，专门召集了文官知县以上、武官队长以上参加的防务会议，做出几项决策：首先是中秋节期间军队实行戒严，士兵不得外出，军官从排长到标统，必须每日在营地歇宿、不得擅离。营房里经常紧急集合，按册点名。军官不在营者，就地撤职，并永停差委；士兵不在营者，严加惩处，上级军官也连带受罚。其次，收缴军队武器，各营枪炮的机钮要卸下，连同子弹一起送缴军械局。第三，在武汉三镇的旅馆、学社进行筛网式盘查，遇到形迹可疑的人可以当场捉拿。如此严密的防范措施给革命党造成了措手不及的打击。
湖北革命党人手忙脚乱的时候，9月28日焦达峰从长沙发来电报，说明湖南方面准备不足，请求延缓十日起义。武昌的孙武等人也需要时间重新部署，同意将起义推迟十日，也就是10月16日再发动。
中秋节一天天临近了，10月2日和3日两天，端澂连续召开大范围的文武官员会议，商议对策。会议主题是瑞澂提出的：“党人将在中秋起事，应该如何防范部署？”已有的应对措施已经很严密了，大小官员就开始查漏补缺。有人提出武昌城内的楚望台军械库最为紧要，如果失守，革命党人将获得枪炮子弹，后果不堪设想。楚望台军械库是清朝第二大储存武器的基地。里面藏有从德国、日本购买的枪支25000多支，汉阳兵工厂自造的新枪数万支，子弹数万箱，以及野炮、山炮、要塞炮上百门。同时，楚望台还是武昌城内的制高点，军事价值显而易见。
端澂问：“何部守卫楚望台？”
守卫楚望台的是第八镇工程八营。当时工程八营管带出缺，由队长阮荣发代理管带。阮荣发也参加了会议，这时候站出来报告说：“职部守备楚望台。据卑职了解，工程八营中党人众多；楚望台能否守得住，卑职没有把握。”
督练公所（负责新军编练的部门）总办、满族人铁忠提议说：“31标第一营都是八旗士兵，可以依靠，让他们换守楚望台军械所可保万无一失。”
混成二十一协的协统黎元洪闻言反对说：“我们汉族人素来轻信谣言，在如今的敏感时刻用满族人的军队换防汉族人的军队，可能会在军民当中挑起种族误会。本来汉族人和满族人就有种族矛盾，如果再被革命党人从中蛊惑煽动，后果不堪设想。”黎元洪说工程八营的官兵多数是武昌、黄陂子弟，父母家人都在附近，应该可靠。他建议让该营继续镇守楚望台，同时派前任管带李克果带几个军官去加强监视。
黎元洪的分析得到了张彪的认可。工程八营隶属张彪的第八镇，他当然不愿意承认属下多是革命党人，以免授人把柄。因此，会议采纳了黎元洪的建议，对楚望台的守备不加更换和补充，只是加派李克果前去监视而已。
10月6日中秋节到了。在这个历朝历代造反者钟情的起义日子里，武昌城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不过还是安静地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变故。但是在暗地里，革命力量和清朝双方都开足马力进行布署，犹如两匹烈马相向飞驰，眼看就要迎头撞上了。到底会谁胜谁负呢？
10月9日下午，汉口俄国租界宝善里14号的起义筹备处，革命同志们正忙碌地做着起义准备工作。刘公与孙武先点验了党员名册，之后孙武在房间里配置起炸药来，其他有人印制革命钞票，有人整理起义文告。1时左右，刘公的胞弟、16岁的刘同进来了。刘同看大家都在忙碌着，插不上手，就东看看西看看。他对孙武正在配置的炸药感到好奇，就停留在他身边观看。刘同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小小年纪学会了抽烟。只见他一边抽烟，一边漫不经心地把燃烧着的烟灰一弹，落入了炸药中。顿时，房间里浓烟腾起，四处翻滚。孙武的脸部、眼睛和右手被烧伤。同志李作栋赶紧用长衫蒙住孙武的头，扶着他从后门跑出去，前往法国租界的同仁医院救治。其他人急忙摸索着去找那个装着革命党人名册和起义文件的柜子，企图打开柜子取走重要资料。无奈屋内火势凶猛，烟雾太大，大家找不到柜子钥匙，只有空手而逃。
房屋起火，浓烟冲天，很快聚拢来一圈圈围观的群众，也引来了沙俄巡捕队。起义筹备处暴露了！
当天下午，共进会员邓玉麟也在宝善里14号的机关中。邓玉麟原是新军士兵，1908年由孙武介绍秘密加入共进会。1911年，邓玉麟在武昌新军营地附近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作为革命活动的联络站，专门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做起了职业革命家。爆炸前几分钟，他正好外出购物。等他回到机关，看到房子冒着浓烟，发现门前围满了巡捕和旁观者，知道出大乱子了，就赶紧往周围的里弄里跑，路上巧遇了刘公、刘同和李作栋等人。李作栋此时安置好了孙武，告诉邓玉麟，孙武在同仁医院救治，很想和你谈一下。邓玉麟赶紧向同仁医院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