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除了巡抚陆钟琦外，没有革命的新军协统谭振德也被当场击毙，太原宣告光复。随后，山西各界代表在谘议局开会，公推新军标统、同盟会员阎锡山为山西都督。阎锡山就此开始了对山西三十多年的统治。
山西起义的第二天，10月30日，云南新军也起义了。
云南新军的革命基础非常好，协统蔡锷等都是革命党人，新军各个学堂暗地教的都是反清革命的道理。在北方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云南革命党人焉有不起义的道理？云贵总督李经羲忧心忡忡，依靠新军也不是，防范新军也不是，只能停止给士兵发子弹。这一招一点用都没有，当兵的谁手里没有偷偷藏几颗子弹啊？30日，新军在蔡锷的指挥下，整齐划一地参加起义。讲武堂学生们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入昆明。骑兵团、炮团，都倒戈，加入起义队伍，向总督衙门冲去。总督卫队见到起义军后，自动缴械投降，李经羲成了俘虏，被送离云南。整个行动相对平和，只在争夺五华山和军械库时发生了战斗。拒绝革命的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击毙。11月1日，云南军政府成立，蔡锷被推举为都督。昆明以外各地的巡防军相继被肃清，云南全省不久宣告光复。
与云南紧密联接的贵州，革命力量薄弱。在云南光复的刺激下，贵州革命党人谋划起义。立宪派势力也四出活动，希望清朝巡抚沈瑜庆宣布独立，企图在贵州建立立宪派的政权。沈瑜庆拒绝独立。11月3日，一群十八九岁的新军士兵、学员自发起义，打进贵阳城来。沈瑜庆控制不了局面，干脆撒手不管，宣布下台。立宪派、革命派接手宣布贵州独立，但相互之间争吵不休，加上派系林立，很快爆发了内讧，影响社会稳定。最后，云南方面派唐继尧率滇军进入贵州，才控制了局面。唐继尧当上了贵州都督。
在10月底11月初的这段时间里，安徽的独立一波三折，最为复杂。
安徽当时的省会在安庆，新军中革命力量也很强大，收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欢欣鼓舞，商议呼应。巡抚朱家宝惊恐万状，召集文武官员开会，磋商防范革命党起义的办法。最大的问题还是老问题：新军不可靠，旧军又依靠不了，怎么办？好在安庆离南京近，南京驻扎有清军重兵，朱家宝便急电两江总督张人骏，调来驻扎在浦口的江防营到安庆。同时，朱家宝又提前发饷，希望稳定新军军心。
安徽新军缺乏统一有力的领导者，各部在起义指挥上协调不一，迟迟发动不起来。10月31日，新军某排单独发难，袭击安庆城失败。不过，省内各州县民军风起云涌，寿州、合肥、芜湖陆续宣布独立，朱家宝的命令已经出不了安庆城门了。在此情况下，立宪派就想上台摄取政权。各社会团体于11月7日在谘议局开会，决定次日由谘议局自行宣布独立。朱家宝见势不妙，觉得与其被动让别人宣布独立，不如自己宣布独立，争取主动。于是，他在第二天（11月8日）抢先宣布安徽独立，自己任命自己为安徽都督。朱家宝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是袁党人物。起初，他拒绝独立，扬言：“家宝食清之禄，死清之事，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诸君勿复多言。”据说袁世凯密电朱家宝“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垫书生成见，贻误大局”，朱家宝顿时领会袁世凯的意思，幡然改变，借独立来谋取将来的发展。
革命党人自然激烈反对朱家宝此举，根本不承认他这个都督。11日，革命党人召集各界代表开会，再次宣布独立，推举王天培为都督。这样，安徽就出现了两个都督。王天培和朱家宝争位。前者年轻，依靠部分同样年轻的新军官兵，实力有限，又因为强行剪辫而激起民众反对。朱家宝乘机煽动巡防营以反对剪发辫为名哄闹。王天培只当了几天都督，旋即离去。安庆很快陷入旧势力、立宪派和革命党人群雄争霸的局面。安徽其他地区自行独立的都督也各行其是，不服从安庆指挥。中间，江西九江军政分府两次派军入安庆，协助稳定政局。第一次驱逐了朱家宝，迫使后者翻墙而逃。但九江军队军纪实在败坏，一入城就劫掠百姓，遭到安徽军民的反对；第二次九江军队参谋长李烈钧亲自前来，还是控制不了安徽群雄，不久率部去武汉参加会战，得以脱身。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革命党人柏文蔚出任安徽都督，中央又派军队消灭了地方割据都督，这才稳定了安徽局面。
以上七省相继宣布独立，都距离武昌起义爆发不到一个月，其势汹汹、其情迫切，可见人心向背。
东南易帜
革命爆发，社会动荡不安。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沪宁杭三地的走向，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浙江、江苏二省的沪宁杭地区，聚集着中国最密集的人口、最发达的经济和最杰出的文人。这里有虎踞龙盘的汉族古都江宁（今南京），被清朝推翻的明朝当年就是在此开朝建国的；有享有“人间天堂”美誉的鱼米之乡苏州、杭州；还有最先开埠、极速膨胀起来的远东大都市上海，生机勃勃的十里洋场吸纳着来自五湖四海的轻狂梦想和冒险精神。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扬州二十四桥的明月夜，姑苏城外寒山寺的夜半钟声，点缀着桃花、鳜鱼、白鹭的西塞山和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新安江，都是从启蒙时起就注入血液的记忆。这里是所有中国人的文化故乡，是中华文明皇冠上的明珠。
从唐宋开始，长江三角洲就是朝廷的赋税重地。南宋年间，“苏湖熟、天下足”，太湖流域成为整个中国的粮仓。而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在此生根，再未移动。苏州城内外那些一步一景、美轮美奂的园林，默默向人宣示着，所谓的文化是长年累月的沉淀和积累，是建立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基础之上的。发展到清朝，不仅朝廷的赋税仰仗东南，北京城里百万亲贵、官民、兵将的衣食都仰仗于东南地区一点一滴的漕运输送。因此，东南沪宁杭地区的归属，不仅关系到中央王朝的生死，更意味着一个政权能否在思想文化上为中国人所接受。
正因为如此，清朝在沪宁杭地区的统治力量，仅次于京畿重地，非常强大。在江苏，两江总督张人骏驻扎在南京，江苏巡抚程德全驻扎在苏州，统帅有强大的巡防营和军警。南京还有江宁将军铁良率领的八旗驻屯军、江南提督张勋率领的江防营和徐绍祯统制的新军第九镇。在浙江，浙江巡抚增韫统帅巡防营和新军一协，杭州将军德济辖有八旗驻屯军。三座重镇，清军兵力各自数以万计。上海因为行政级别较低，除旧巡防营外没有驻扎大批清军，但清朝在此机构重重，各部门都有各自的武装力量。海军会有军舰不定期停泊，江南制造局不仅生产军火而且自身防守力量也很强大，水警、商团等新兴的武装也受官府控制。
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各地官吏，神经高度紧张，密切防范本地革命党人的动向。江南制造局加快军火生产，装备清军，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当富庶之地面临战火威胁，东南地区的立宪派坐不住了。和经济实力 一样，东南地区的立宪势力也在全国居首，他们横跨传统的儒商、士绅和近代资本家、社会活动家多重身份，拥有丰厚的产业。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都是国内立宪派的领袖。他们和传统体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防止战火破坏经济，立宪派在武昌起义爆发初期是反对革命的。比如张謇就担心“秩序一破，不可回复”，劝说两江总督张人骏出兵协助镇压武昌起义。张人骏可能是觉得东南地区比武昌更加重要，按兵不动，把眼睛盯死在自己的辖区。10月底11月初，多个省份宣告独立，革命形势席卷全国，张謇等人倾向革命的因素盖过了保守的一面，趋向起义。和谭延闿等独立省份的立宪同志一样，张謇等人有能力、有声望，更有意愿参与新的政权。江苏巡抚程德全和立宪派走得很近，张謇等人就密切联系他，希望他能够反正。浙江的立宪派在参加巡抚增韫召开的官绅会议时，也公开呼吁巡抚大人带头“独立”，争取主动，免得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对大家都不好。程德全、增韫两人都连连摇头，不愿意宣布独立。立宪派们也没有更深一步的行动，只能摇头散开，静候局势发展。这是1911年11月初的情况。
旧体制的力量有多强大，革命的力量就相应有多强大。别忘了，沪宁杭地区是开风气之先、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新兴社会力量最为强盛的地区，这里的革命力量相应也是国内最强大的。
光复会是东南地区历史最长的革命组织，成员众多。光复会的徐锡麟、秋瑾等人就曾想发动浙皖联合起义，不幸失败。1910年初，陶成章、章太炎在东京重建光复会，李燮和担任南部执行员，重新在东南地区发展光复会组织。李燮和，湖南安化人，先后加入华兴会、光复会和同盟会，一人具有华兴、光复、同盟三会会员的身份。广州起义失败后，陶成章和李燮和等人回到上海，集中精力组织光复会上海支会，组建光复军。他们的主要做法是争取清军巡防营、水警等既有武装力量。
同盟会在沪宁杭也拥有许多会员。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内部痛心于广东革命力量的削弱，同时深感在南方边陲起义对全局影响不大，很多人谋划在长江流域壮大力量，伺机起义。1910年，宋教仁来到上海，与陈其美等人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陈其美，浙江吴兴人，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陈其美这个人，侠义豪爽，喜爱冒险，在上海这口大染缸里浸染多年，人脉广关系硬，黑白两道都熟。他本人经商多年，在新兴工商业群体中尤其吃得开。后人记住陈其美，可能是记得他是陈立夫、陈果夫的叔叔，更记得他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是他把蒋介石引荐给了孙中山，仿佛他是站在蒋介石和两个侄子背后的模糊影像。其实，在1911年前后的沪宁杭，陈其美是响当当的名字，是同盟会在东南的中流砥柱。如果说其他奔走呼吁革命的同志也有响亮的名气的话，那么有一样事情是他们不能和陈其美相比的：陈其美在上海地区积累多年的实力。
武昌起义的捷报传到上海，陈其美感到的除了喜悦，更多的是紧迫感。他召集亲信，说：“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满清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一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所以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武汉的共进会、文学社虽然是从同盟会分化而来的，但其独立性很强，而且和光复会关系密切，领导人之间交流频繁。如今，光复会又在策划东南起义。陈其美马上意识到同盟会已经落于人后，担心革命成功后各地为其他革命党人控制，同盟会不能掌握政权。争强好胜的陈其美急于要为同盟会正名，要为同盟会掌握一方政权。
陈其美投入了紧张的准备：他联络各报馆，及时传达起义消息，悉力鼓吹革命。他又与李燮和联络，谋划共同起义。李燮和向上海水陆各处军警摊牌，后者纷纷表示赞同革命，很快就组织了光复军。陈其美还通过富豪李平书做通了上海城内外商团的工作，商团答应参与起义。短短十几天时间里，上海地区气氛转向，人心倾向革命。清朝官员看在眼中，慑于革命威势，不敢干涉，也不做预备，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陈其美胸中的目标非常远大，又跑到杭州联络同志、会党，约定11月6日上海、杭州共同起事。他希望先占据上海、杭州，以此为基础夺取整个东南地区。
此时，身无寸金又外债内需缠身的清廷为了支付到期的赔款筹措现银，竟然在10月底下令上海官吏搜罗市面上的银两。此举引起上海市场恐慌，激起了上海金融业和富豪们的愤慨。人心更加背离朝廷，倾向革命。清廷下了一招“臭棋”。
当时，青年蒋介石正在日本军队中担任候补士官生。国内革命的热火让这些远在异国他乡的年轻革命党人按捺不住，急于归国革命。蒋介石向师团长请假遭到拒绝，又和联队长商洽。联队长在职权范围内，给了蒋介石最大时限的假期：48小时。蒋介石迫切需要一个离开军队的机会。和他一同请假的军校同学，还有张群等。暗地里，军中上下都知道蒋介石等人要逃回国参加起义，都睁只眼闭只眼而已。军中悄悄地为他们设宴惜别。主持欢送会的日本军官高举着酒杯，为蒋介石等人送行。蒋介石一行人抓紧时间，先乘火车到了东京，分别向本省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取旅费，再前往长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为了掩蔽身份，他们脱下军装，寄回联队，同时准备了毒药，预备在遭到缉捕时自杀。所幸，蒋介石、张群等人顺利抵达上海。当时是10月末，蒋介石24周岁生日前夕。
回到上海，蒋介石等人首先去拜访陈其美。后者正忙于组织上海和杭州同时举义，就指示浙江籍的蒋介石前往杭州，参加当地起义。蒋介石不顾旅途劳顿，立刻和同志奔往杭州。他的老家奉化县溪口镇离杭州不过130公里，蒋介石非但没有回乡看望母亲和兄长，还寄去绝命家书，表示要杀身成仁为革命殉命。按照起义计划，蒋介石负责指挥敢死队。敢死队员除了血气方刚的年轻革命者外，还有秋瑾的余部、绍兴王金发带来的会党成员。
11月2日，情况发生了突变。吴淞口出现了五艘清军军舰，停泊在那准备装运江南制造局的枪炮弹药。据说这五艘军舰是从武汉方面来的，准备装足军火返回武汉镇压起义。陈其美得到紧急情报后，立即约李燮和商议提前攻打江南制造局。李燮和说：“要光复上海必须攻克制造局。但制造局守备强大，不经过死战啃不下来。一旦僵持不下，苏州的程德全就可能派所部水陆军警增援，半天时间就能到达上海。”因此，李燮和觉得提前攻打制造局太冒险，不同意。陈其美将清军军舰停泊吴淞口的情报告诉了李燮和，说：“清廷方以军舰运制造局械弹，上驶汉口济冯国璋，倘不先事定上海以伐其谋，武昌且危。”两人都觉得不能让上海的军火去屠杀武汉起义军，决定提前到明天（3日）午后4点起义。
11月3日，闸北巡警率先发难，光复闸北。商团武装紧接着在南市起事。上海道台、知县保命要紧，仓皇逃往租界。陈其美不等各路起义军汇集，就率领敢死队和部分商团进攻江南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