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疾呼：“以吾四万万之同胞，脑量不减于人，强力不弱于人，文化不后于人，乃由人而降为奴，是稍有人血人性者所不甘，而谓我志士而忍受之耶？以此原因，睹外患之迫在燃眉，遂不能不赴汤蹈火，摩顶断脰，以谋于将死未死之时。”最终，西方势力进入中国既推动了社会进步，又因为压迫逼出了反抗。1903年，广东人温生才在南洋锡矿做工，一次遭到技师无理鞭打。他愤怒地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打人？瞧不起弱国国民吗？”温生才挥拳将那个技师打得血流满面而逃。这样的场面在国内外不胜枚举，都会令中国人热血沸腾、拍手叫好。
李达回忆自己1905年进入新式学堂读书时的情景说：“十五岁的时候，我考入一所享受公费待遇的中学，并开始接触一些新的知识，逐渐知道一些国家大事。如从看地图中，知道过去常常谈论的‘洋鬼子’国家就是英、美、德、法、意、日、俄、奥等国，他们都是侵略中国的；中国的贫穷落后是由于政治的黑暗，清廷的媚外……开始有了一点爱国观念，知道爱国了。”这种敌视、反抗情绪将伴随着中国人度过20世纪的前期。
没有根的反叛者们
说完洋人，那么新兴社会力量的政治倾向具体如何呢？
之前中国历史上是没有专门的工商业者群体的，即便是少数人通过工商业暴富了，也会选择将财富消耗在购买田地和建造园林豪宅方面，把自己改造为一个大地主。朝廷也将工商业视作“盆景”，赏玩而已，断然不会让“盆景”成长为参天大树。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朝廷镇压大工商业主的案子。但是如今，新兴的富裕群体是通过近代工商业致富的，要想转身去做地主，难度很大。同时，他们接受了新思潮，不愿意像祖辈那样做个地主。比如，江浙是鱼米之乡，自古盛产巨富。在光绪朝之前，江浙财阀闷头发财，不多说话，不过问政治，衙门吩咐什么事情就恭敬地听着。而成长于光绪朝的江浙财阀们就不同了，他们思想新潮，发现自己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不尽一致，感慨国事日非，开始小心翼翼地涉足政治。在戊戌变法、创办新式学堂等活动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参与的政治实践越多，他们对清朝的所作所为就越不满，胆子也就越大。比如出生在19世纪后期的张静江就是浙江南浔巨富子弟，资助孙中山起义。同是南浔巨富的长辈庞云镨望子成龙，向清廷献银十万两“报效”，给儿子庞青臣买来了朝廷的嘉奖和官职。庞青臣拒领奖赏，对顶戴花翎不屑一顾，还改名为“青城”表示不做清朝的臣民。后来，庞青城也走上了资助革命的道路。大革命发生的时候，上海周边的起义军军械和物资，多半是由江浙巨富们资助的。
如果说新兴富裕阶层还是偷偷摸摸、遮遮掩掩地“反叛”朝廷的话，那么年轻学生们的离经叛道就显得直白、激烈和沸腾得多了。
新政废除科举、鼓励留学后，中国的年轻人多数进入新式学堂，或者漂洋过海，去学习近代知识。新式学堂的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10万人增加到1912年的将近30万人；同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高峰时维持在七八千人的规模。他们是中国人数最多的新力量。这些洋学生们接受了西方思潮，不可能再按照朝廷所希望的忠君报国的条条框框生活了。国家的贫弱和危亡，使得反叛情绪和革命思想在年轻人中间半公开地传播——在官办的新式学堂中、在留学监督的眼皮底下传播。1910年前后，年轻学生们传阅的是《中国日报》（香港）、《国民报》（日本东京）、《苏报》（上海）、《警钟日报》（上海）、《湖北学生界》（东京）、《浙江潮》（东京）、《江苏》（东京）等报刊以及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鼓吹革命的小册子。一队队少年，满怀美好的憧憬进入学堂，毕业时大多是新锐激愤的反叛者了。
1900年，年仅13岁的福州少年林觉民在科举考卷上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7个大字，毅然决然地退场。进入全闽大学堂后，林觉民不止一次地声称：“中国非革命就不能自强。”有一天晚上，林觉民慷慨激昂地当众评述时局，说到沉痛之处拍案捶胸、声泪俱下，听众无不动容。该校的学监恰好听到，忧心忡忡地对人说：“亡大清者，必此辈也！”留学生们在国外，做得就更加明目张胆了。日本留学生监督姚某，拖着一条辫子对学生们颐指气使，管束很多。他的保守思想和留学生们格格不入。青年学生们就想寻机惩治他。一天，学生们堵住姚监督，邹容抱住他的腰，张继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剪下了姚监督的辫子。三个血气方刚的青年，顿时成了留学生们的英雄。
1903年的“拒俄事件”让留学生们对朝廷普遍失去了信心。事情的起因是：沙俄趁八国联军侵华，趁火打劫，出兵占领了东北地区，赖在那里迟迟不肯撤兵。1903年，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成了拒俄义勇队，抗议沙俄霸占中国领土，还选派代表回国运动。此时的留学生还对清政府多少抱有希望，希望政府能够支持他们的爱国举动。不想，上海的《苏报》刊载了一封密电以及清廷的一道密谕。在密电里，驻日公使蔡钧指称留学生“名为拒俄、实为造反”。那道密谕更电令两江总督严拿归国留学生，“即行正法”。官府对留学生组织这样的新生事物心怀疑虑，采取镇压态度，彻底冷了年轻学生的心。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因此，尽管清政府也意识到要笼络留学生，为朝廷所用，尤其是要拉拢留学生中的精英分子，所以每年举行考试，对通过考试的留学生授予等同翰林、进士、举人等的出身，但实际并没有招揽到什么人才。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拒绝进入王朝体制，不为朝廷所用。除了少数信奉“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而混入王朝体制中的革命者，比如徐锡麟、吴禄贞等人外，多数为清政府任用的留学生都是滥竽充数的平庸之才。北京曾闹出过“洋”翰林不识字的笑话。光绪末年，一位留学生归国被授予翰林职位，竟然将“秋辇”读为“秋辈”、“奸宄”读为“奸究”，真实学问如何可想而知。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留学国外的读书人也好，国内兴起的富裕阶层也好，几乎都没有对西方思想文化，尤其是西方政治有深入的了解，更谈不上研究了。留学欧美的中国人以学习理工科为主，留学日本的中国人虽然很多进入法政专业，但一来日本为了接收中国留学生专门设立的各类“速成学校”的教育质量很成问题，二来大多数留学生不是流连在勾栏酒肆和艺妓的怀中，就是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活动和激烈的批评中，没有沉下心来认真学习、思考和研究。国内依附西方势力富裕起来的群体，都是从直观的接触中认识到西方器物文化的好处，痛陈国内的黑暗与落后，但对中外制度的深层次利弊、对中国到底应该走向何方，并没有明确的认识。除了极少数人对西方政治真正有研究外，比如孙中山和宋教仁等，多数人只是接触了西方政治的皮毛而已。另一方面，近代工商业者也好、新式教育下的年轻人也好，都是近代的、西方的，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也非常有限。他们不像从土地中走出来又回归土地的祖、父辈们，也不像读着四书五经去考试做官最后回乡当绅士的前辈读书人们，这新一批的读书人旧学根底薄弱了许多，再加上年轻，谈不上有什么社会阅历。他们可能知道土壤的酸碱度问题，却不了解土地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他们可能知道京杭大运河的长度，却不明白有多少人（漕帮、盐商、水手、商贩等等）靠着这条河吃饭；他们可能同情干旱地区农民的极端贫困，却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排斥去帮助他们的神父和修女们。中国的实际情况错综复杂，身处其中几十年的聪明人，如李鸿章、张之洞之辈，都感叹没有真正了解实情。这些接触了几年洋人东西、读过几年洋学堂的新人们，就更不能说了解中国实情了。最后，这些新兴群体，游离在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之间，两边都不靠，成了没有根的人。而在这些人中恰恰产生了革命的领袖和精英。
对于一个体制来说，不能包容新出现的社会力量，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些新兴力量走到了旧体制的对立面去，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清王朝不能赢得新兴力量的效忠，社会也呼唤着一场大的变革。
体制内外的变革路径
中国社会不变是不行了。围绕着“变多变少”、“怎么变”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力量分化组合为四大派别。
摄政王载沣代表了满族亲贵和保守派官僚的利益。他们也承认国家出了问题，需要变革，但是只愿意在保证皇室绝对权力的前提下，进行可以控制的、有限的变革。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大权，指挥着灾难深重的中国蹒跚前行。
被载沣斥退的袁世凯则代表了王朝体制内寻求深度变革的开明势力。他们认为小修小补已经挽救不了危局了，因此要进行大规模的、深层次的变革。西方社会表现出来的软硬件的优势，值得中国学习。袁世凯掌权时期，就推动废除了科举制、鼓励民间办厂、改革官吏考核制度，还推动官制改革，企图废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在开明和保守两派势力的争斗权衡中，有些变革启动了，有些变革则夭折了，但阻止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开明势力的阵营。这其中有和袁世凯一样在仕途中摸爬滚打上来的实干人物，更包括了许多新兴的富裕阶层。国内工商业阶层多数支持开明势力。毕竟，旧体制进行改革更新，总比用暴力手段锻造一个新体制，对社会的损害要小得多，也符合工商业发展的利益。比如著名实业家张謇就支持袁世凯，属于开明势力的重要成员。
张謇，1853年出生于江苏南通一个普通人家，早年曾在吴长庆军中做幕僚，因此短期做过袁世凯的老师，后来离开军营回乡应试。他文名出众，科场却不得意。翁同龢、潘祖荫等人对张謇一心提携，多次想在科举考试中拔他为状元，不料都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的卷子，反而让张謇蹉跎了几年。1894年，张謇终于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甲午战争中，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萌发“实业救国”的念头，创办了大生纱厂。从此，他弃官经商，一口气创办了多家实业，兴建了港口，产业规划不断扩大。南通因此成为我国早期的工商业基地，城市面貌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张謇等新兴力量和袁世凯等实权人物相互结合，使得开明势力虽然不能掌权，但社会影响不降反升，始终是潜伏在体制内部的“暗流”。在他们看来，国家贫弱的根源在于“宪法未立”、“民权未伸”，而解决之道就是“立宪”，建立国会奉行宪法，让中国成为宪政国家。对于皇室，他们不反对，更不会推翻，因为当时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是君主国家。大多数君主国，尤其是富强的君主国家，比如日不落帝国英国和立宪成功的日本都是君主国家，所以张謇他们希望中国也朝着君主立宪的方向发展。这一派因此也可以被称为“立宪派”。
载沣、袁世凯两派都是提倡在体制内进行变革的力量。而在王朝体制之外，梁启超等人要求和平改良，孙中山则代表对清王朝完全失望、要求用革命推翻旧有体制的力量。他们两派因为和朝廷有直接冲突，在国内难以立足。1904年，清政府允诺在国内实行改革，以慈禧七旬万寿的名义下诏赦免了一大批人。诏书说：“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著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体开释。”
在三个“罪大恶极”的人物中，康有为和梁启超先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他们二人都是“半新不旧”的知识分子，都是从儒家经典转向西方政治的一代人。康有为，1858年生，广东南海人。他在20多岁后开始接触西方学说的中译文，又亲身游历了香港，有感于西方的强盛和优越，开始钻研西学，提倡变法图强。梁启超，生于1873年，广东新会人。梁家是耕读世家，梁启超从小聪明好学，有“神童”美誉，12岁就中了秀才。17岁又中了举人。因为仰慕康有为，中了举人后的梁启超不顾世俗偏见，拜还是秀才的康有为为师，跟随康有为鼓吹变法维新。从此，“康梁”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和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戊戌变法中，康梁和慈禧太后爆发了激烈的权力冲突，导致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就义。康梁难以在国内立足，不得不流亡海外。他们的政治主张其实与立宪派没有本质区别，但是比立宪派激进、高调，又被排斥到体制之外，所以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流亡后，康有为影响降低，梁启超后来居上，成为体制外立宪改良势力的领袖。
康有为此人恃才傲物，自信、自负到刚愎自用。康有为的文章、言行多有夸张，章士钊认为这是他的习性使然，又带有政治目的。他以为：“南海（康有为）诗文，向欠洗伐之功，笔端起处，即倾河倒峡而出；其勉强趁韵处，往往活剥生吞，无暇咀嚼，以诗律言，诚达不到一个细字。”变法失败流亡海外后，康有为对光绪皇帝感恩戴德，在海外组织保皇会，鼓吹保皇，又把自己包装成当代孔子、圣人，逐渐失去人心。梁启超不再热心保皇，和老师分道扬镳。他花大量精力研究西方政治，提倡君主立宪制。梁启超着眼于普通中国人素质的提高，认为国民文明程度的高低决定国家的兴亡。当时中国人智慧不开，缺乏现代意识，迫切需要进行教育提高。“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于是，梁启超创办和主持《新民丛报》，批判中国人思想落后素质低下的同时，普及近代政治文化思想。他是支持君主立宪的，但觉得中国人还没有做好实行宪政的心理和能力准备。
尽管身处体制内外，国内立宪派和海外梁启超等人的思想本质是相同的。从1903年开始，国内有张謇，海外有梁启超，发起了君主立宪运动。1905年底，清廷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五个人考察了一圈，不知道如何写考察报告，竟然找上朝廷的通缉要犯梁启超，请梁启超做枪手起草考察报告。梁启超欣然接受，系统提出了实行两院制、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制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同时指出中国人民智未开，立宪过程不宜过快，新宪法的程度不能太高，可以缓慢推进。这份报告得到了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最高层的认同，之后清廷的“预备君主立宪”基本照搬了梁启超的建议，只是在速度上更加缓慢，释放的民权更加微弱而已。朝廷钦犯竟然主导国家政治改革，这可以说明晚清历史是多么复杂，多么有趣，也表明立宪派的主张很有市场。
另一个朝廷钦犯孙中山，各方面都更像是“钦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