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被母亲塞到炕琴底下的“上帝弃儿” （4）
母亲也说二姐的病给耽误了，要早点治也许不会落下残疾。第二年春天，二姐已经起不来炕了。父亲这才卖掉粮食，赶马车拉着二姐去铁岭看病。
临走那天，我看到二姐盖着被子躺在马车上，脸色就像山坡上的残雪一样惨白，再也没有去年秋天那种红扑扑的鲜亮了。
二姐用眼睛瞅瞅我，似乎想跟我说点什么，可是父母和哥嫂都在身边，什么都不能说。我明白她的心思，就冲她眼泪汪汪地点点头。
没想到，二姐刚走不久，就听到山下传来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我急忙向拨浪鼓声跑去……
果然又是那个黧黑的小伙子挑着货箱子，两脚沾满了黄泥，一见到我，就笑眯眯地问我：“你二姐怎么没来？”
我说：“二姐刚走，去铁岭看病去了。”
小伙子顿时一脸失望，望着山道上刚轧出来的两道车印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从货箱子里取出两条粉红色的绸子，对我说：“我答应给你二姐的……”
我急忙说：“你等着，我回家去给你拿点花生！”
他说不用了，挑起货箱子转身向山下走去。
我拿着两条红绸子跑到刚开化的小溪边，把红绸子举到头上冲着溪水左照右照，一个劲儿地臭美，可我不敢戴，那是人家给二姐的。
二姐从铁岭回来那天，我把红绸子偷偷地给了她。二姐毫无血色的脸上立刻浮起两片红晕，但很快又消失了，淌下的泪水掉在红绸子上，她急忙伸手擦去……
二姐一直舍不得扎这两条绸子，我问她为啥不扎，她说等病好了再扎。
可是，二姐把小山般的中药吃光了，仍然不见好。我经常看见她偷偷地抚摸着两条红绸子，红绸子似乎成了她生命的寄托，也成了她最大的精神安慰。
身体稍好一点，二姐就拖着越来越罗锅的身子来到院子里，眼巴巴地望着那条通往山外的山路。可是，那条山路除了两道深深的车辙以外，很少见到人影。
三十
在这与世隔绝的山沟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跟我家都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在解放四平时，父亲应召去当了几天担架队长，还受到上级的表彰，成为父亲一生的荣耀。
父母带着我们一家老小，每天重复着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日子。一年到头，大人孩子只盼望大年三十晚上吃一顿饺子，大年初一吃一顿旱稻子做的大米饭。这就是全家一年的盼头了。
1952年冬天，我大姨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来看望母亲，看到我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就劝父母搬到佳木斯去，说城里比这穷山沟好过活。
母亲告诉我，最后能搬离这个穷山沟，还是狐老太太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天，筷子画的圈特别大，把桌子上的小米都碰掉了。
不管怎样，父母和哥哥能舍弃那份家业，舍弃那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举家北迁，把全家十几口人带出大山，尤其对这些没成年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壮举……
搬家前，父亲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乐颠颠地忙活着，好像从此以后，贫穷和苦难都将结束了，代之而来的是希望和富裕。他张罗着卖马、卖车、卖农具，没人买的石碾子、石磨、犁杖都送人了，只带走两只水桶及衣物和被褥……
搬家前一天，父亲要把我家的大黄狗送人。我和一帮侄子哭着站在狗窝前，不让父亲抱走大黄。大黄也好像知道要把它送走似的，夹着尾巴躲进狗窝里不肯出来。
可是，大黄还是被父亲装进麻袋放到马车上拉走了。马车驶出好远，我还听到大黄在麻袋里一声接一声的哀嚎：“嗷……嗷……”
搬家那天夜里，天很冷，顶着星星，我穿着母亲给我新做的花格棉袍，跟着姐姐和侄子们爬上马车。
临动身，父亲抱着双拳，冲着黑咕隆咚几间空荡荡的屋子作了几个揖，然后跳上亲属来送我们的马车，带着全家十几口人离开了生活几十年的老屋，离开了这座只有我们一户人家的山沟……
马车在山道上咯吱咯吱地轧着积雪，我坐在马车上望着渐渐远去的老屋，心里一直惦记着那条大黄狗，不知父亲把它送到哪儿去了……
不知走了多久，忽然发现后面追来一条毛茸茸的东西，太远，看不清是什么。后来终于看清了。天哪！竟然是大黄！我们几个孩子顿时大呼小叫地喊起来：“大黄！大黄！快上来！快上来！”
满身是霜的大黄累得呼哧呼哧直喘，一连蹿了好几次，这才跳到拥挤的马车上。一见到我们就像见了久别的亲人，用它湿漉漉的嘴巴一个劲地蹭我们，用舌头舔我们的衣裤，好像很怕再失去我们似的。我们怕被父亲发现，就把大黄藏到被子里。
马车跑了半宿，终于来到只停留两分钟的小站——中固。
随着一声刺耳的长鸣，只见喷着白雾的庞然大物呼啸着冲过来，吓得我赶紧抓住母亲的棉袄襟，很怕被火车“吸”进去……
上车时，二姐不慎掉进站台下，被父亲和嫂子费好大劲才拽上来。我被拎着水桶、扛着行李的父母大呼小叫地推上车去。临跨上车门的刹那，我却看到了最为揪心的一幕……
只见大黄急得像疯了似的，嗷嗷叫着，左蹦右跳，急着要冲上车来。它几次被人踢倒，又几次爬起来，一次一次地往车上冲，直到列车开动了，它仍然拼命地追赶着越来越快的列车……
看到大黄向车上扑的样子，我伤心地哭了很久。
第二年秋天，父亲回老家去清理卖车马的钱款，却看到老态龙钟的大黄从我家长满青苔的茅屋里走出来。它步履蹒跚，皮毛邋遢，一副不久于人世的样子。见到父亲，它眼泪汪汪，一个劲儿地蹭着父亲的裤腿，舔着父亲落满灰尘的鞋袜……
父亲顿时红了眼圈，他知道狗是忠臣，但没想到它会忠诚到这种地步，更没想到它会在这空寂无人的老屋里守到今天。父亲将一个吃剩的烧饼扔给它，它闻了闻，没吃。临走前，父亲再一次来山沟里看它，却发现大黄已经死了，趴在我家门口死的，嘴边放着那个烧饼。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送我们上车的亲属我一个都没记住，只记住了那条大黄狗，还有父亲分给我的两块糖……
上车后，父亲从一个黄草纸包里拿出一些“光腚”糖块，给我们这帮从未见过糖的孩子每人分两块。我第一次见到这绿绿的、黄瓜形状的糖块，稀罕得舍不得吃，捧在手里一会儿舔一口。
我坐在拥挤的车厢过道里，把两块糖在手心里整整攥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一看，手心里只剩一汪黏糊糊的绿甜水了，忙把甜水舔得一干二净。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甜的东西。
后来，每当我坐在火车上，看到山沟里住着孤零零的一两户人家时，总会想：假如父母没有搬离那山沟，假如我一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大山里，那么，我将会有怎样一番命运？不用说，我肯定跟姐姐一样，不能读书，只能成为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妇，顶多在城里找个男人。因为没有文化就没有改变命运的资本。
所以，我非常感谢父母把我们带出了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