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死神在女儿的哭声中放过了我 （6）
人真是太冷酷了。
我只好把食物从兜里拿出来，一样一样地交给贺玉，告诉他黄花鱼是新炸的，让他在炉子上烤一烤再吃；肉酱是新炸的，让他吃时放在炉子上热一热；饺子是新煮的，吃时用开水烫一烫……我磨磨蹭蹭地说这说那，无非想跟亲人多待一会儿。
可是，那个冰冷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周贺玉，你能不能痛快点儿？”
无奈，我只好动身了。
我给女儿换上尿布，将女儿重新包好。贺玉抱起女儿亲了亲，然后帮我把女儿背好，听到女儿又在被子里哭起来，他轻轻地拍着女儿，声音哽咽地哄着：“别哭，跟你妈回家吧。噢，好孩子……”
贺玉送我出门时，那群狗不知从哪儿又蹿了出来，又冲着我汪汪大叫，一见到贺玉，又摇头晃脑地围着他……
又像上次一样，我背着女儿，手里拎着两块湿尿布，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把泪地向茫茫雪野走去，走出好远，还看见贺玉站在那堆草垛旁望着我，身边仍然围着一群狗……
后来贺玉告诉我，他看着我们娘儿俩的身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上了，他才走回屋去。我们娘儿俩一走，他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似的，觉得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了，过了很长时间，才从绝望中挣扎过来，又盼望着我的下次到来。
路上，女儿一直在哭，后来哭睡了，才没了声音。
这一天，孩子在被子里捂了四个多小时，眼睛都捂红了，到家第二天就住院了，肺炎，病了好多天。
没想到，这次见面又给贺玉带来了麻烦。
春节过后，他们批判贺玉：“见到你老婆，为什么不用毛主席语录说话？为什么不说‘斗私批修’？这说明你没有改造好，不能用******思想改造自己！”
现在听起来觉得可笑。但是，凡是经过那场浩劫的人都知道这是真的。我们的国家确实经历了长达十年可笑而又可悲的历史。当时，体育比赛发令前，运动员站在起跑线上，每人要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大多运动员都背诵一些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有的运动员成绩不好，故意背诵长语录，其他运动员只好站在起跑线上等他，谁都不敢出面制止。
后来，我又去看望贺玉几次，每次都给他带去一些粮票和食品。每次去，造反派都批评我感情代替政策，可我照样我行我素。每次离去，我都看见贺玉站在草垛旁，看着他眷恋的目光渐去渐远，我的泪水却越流越欢。
六十九
1968年，那个最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
春天来了，厚厚的积雪开始融化，屋檐下的冰溜子开始滴水了，马路旁的小树渐渐抽出了绿芽。
1969年4月1日夜里，我和父亲忽然被一阵惊天动地的锣鼓声惊醒了。
我说：“一定是‘九大’召开了！”
父亲也说：“嗯，看这架势像是来最高指示……”
当时从北京传来最高指示，也像这样敲锣打鼓地迎接。
正说着，有人敲门，喊我：“雅文，快起来！‘九大’召开了，咱们银行宣传队要上街演出！快点，我在外面等你！”
我虽然是“反革命”家属，但银行仍然让我留在宣传队里唱独唱和二重唱。这在其他单位是绝不允许的。所以，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政治待遇，赶紧穿上衣服，把女儿交给母亲就跑了出去。
从那以后，我跟随银行宣传队没黑夜没白日地到处演出。后来我干脆背着女儿，演到哪就背到哪。我上台演出就把女儿交给别人抱着，下台后再给女儿换尿布、喂奶……
我所以如此卖力气，就是要让别人看看，即使周贺玉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我也要活出个人样来！这种思想成为我坚强的支柱，支撑着我苦难中的生命。
“九大”之后，体委全体人员从靠山屯回到了市里。贺玉被关在城建局的楼上。
这天晚间，银行宣传队在城建局门前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演出，那天我独唱的是******诗词《答友人》。
我一边唱一边盯着二楼的窗子，唱着唱着，忽然看到贺玉出现在窗子里……我一走神儿，天哪，竟把最后两句歌词给唱错了，把“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唱成了“我欲因之乘风去，芙蓉国里尽寥廓”！这可是政治问题，不过还好，乐队的声音很大，没人能听出来，否则可要闯大祸了。
下了台，我急忙从宣传队员手里接过女儿，跑到贺玉的窗下，把女儿高高地举起来……
于是，就在这庆祝“九大”胜利召开的锣鼓声中，在这灯火通明的临时舞台下，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再次见面了。
只见贺玉急忙撕开还没有撕掉的窗缝纸，推开窗子，把脑袋伸出窗外……
我对女儿说：“快看爸爸！快看爸爸……”
女儿歪着小脑袋毫无反应。
贺玉却将半个身子探出窗外，伸出双手极力向我们娘儿俩够着……
而我的眼前却是一片模糊，只看到二楼窗台上趴着一个身影……
七十
我所盼望的春天，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预想的希望。
1969年6月9日，被囚禁一年多的贺龙元帅与世长辞。但是，全国体育界实行军事管制并没有解除，贺玉仍被关在“牛棚”里。
这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坐在松花江边，一条蛇爬到我身边，我抓起蛇就向江里扔去。扔完一看，我扔进江里的只是一条蛇皮，蛇还在我手里呢。
第二天早晨，父亲一拍大腿，连声说：“好梦！好梦！周贺玉快有出头之日了。他是属蛇的。你扔到江里的只是一条蛇皮。这叫不死扒层皮！”
不知我的梦真的灵验了，还是“九大”来了新政策。这天傍晚，我抱着孩子正在母亲家吃晚饭，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门来……
进屋后，我俩谁都没有说话，只是泪眼蒙胧地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
随后，贺玉抱起已经七个多月的女儿，孩子却“哇”一声哭起来，她不认识这位父亲。
贺玉虽然被解除了反省，但在宣布解除他反省的材料上，却留下一句“以观后效”的尾巴，意思是：你表现不好就把你再关起来！
这样，贺玉带着无形的紧箍咒，带着一年多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没有人格的压抑心情，终于回到了我们母女身边。但我们一家三口却不能日夜相守，因为我们没有家。父母家太小，住不下我们。
不久，我们总算租到四家一个厨房的一铺南炕，对面炕也是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女孩儿，中间只隔着一层纸糊的墙，双方的一切秘密都会毫无保留地送进对方的耳朵。可是这家的灶炕不好烧，一点火就冒烟，我一闻到煤烟味儿就头痛、恶心……
后来，我看到佳东办事处一对新婚夫妇从借住的小屋里搬走了，就找到新调来的办事处主任，问他能否将小屋借我住一段。他说：“银行是金融重地，你带孩子住可以，但你丈夫不能来住！”
无奈，我只好带着女儿住进办事处的小屋，而贺玉一个人住在我父母家里。每天晚上，贺玉从后门悄悄地进来给我送饭，一家三口偷偷地团聚到晚上九点钟，更夫关门前他再恋恋不舍地离去……
后来，银行同事看我们一家三口整天偷偷摸摸地唱“牛郎织女”太可怜了，王子珍和刘玉文就找到第三建筑工程队一位姓牟的出纳员，问他们单位有没有旧房借我住一段。老牟说有一个工人要搬进新房，正好腾出一间板夹泥的土房。
土房很小，一间半，一铺炕，一个厨房，还有一个装杂物的小棚子。
但对我们来说，却像宫殿一样。
这样，我们一家三口终于结束了两年多的“流浪”生活，有了自己的家。
不久我却发现，贺玉不是原来的贺玉了，一向幽默、乐观、心地善良的他，变得谨小慎微，少言寡语，干什么都要请示我：“雅文，我去挑水行不？”“雅文，我去拎煤可以吗？”连吃饭夹菜都要看我脸色，桌子上摆着窝头，就不敢伸手拿馒头……
看到他变成这个样子，我心里非常难过。
后来才明白，当一个人的精神长时间受到压抑与折磨，他内心并不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迅速改变，有的甚至永远生活在无法逃离的阴影之中。贺玉虽然晚间回到家里，但白天仍然生活在“以观后效”的环境之中，其压抑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这天晚间，我跟贺玉进行了一次长谈。
我说：“贺玉，你已经不是在牛棚里了，你已经回到自己家了。你是一家之主。从今往后家里的事由你说了算，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再不用问我了！”
“唉……”他却长叹一声，道出了压抑已久的心里话，“在管制下生活久了，干什么都得请示他们，稍一不慎就会遭到批判，所以养成了谨小慎微连大气都不敢出的毛病。”
我说：“今后不用管他们，咱们好好过咱们的日子！”
我们谈到凌晨一点多，谈到最后我俩都哭了。
我俩约定：从今往后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回到家里都要快快乐乐地过日子。这种约定对我们的一生都大有好处，即使在外面遇到十二级的台风，回到家里都永远风平浪静。家，永远是我们温馨的港湾。
我觉得人生在世，在外面闯荡已经够难了，回到家里再不给个好脸，再冷冰冰的，那还让人活不活？仔细一想，人这一辈子无非有两大支柱，事业和爱情（家庭），如果两大支柱都没了，那一个人离精神崩溃也就不远了。
后来，贺玉到法院工作以后，也经常遇到烦心的事，他回家跟我说说，我几句话就能把他升高的血压给降下来。他开玩笑说我是他的降压丸，是他的开心果。反之，他对我也是一样。
这次谈话之后，贺玉的情绪好多了。
我也尽量让他开心，尽量让他寻回当年的欢乐。我一边做饭一边给他唱歌，唱得最多的是《流浪者》电影插曲《丽达之歌》：“你是我的心，你是心灵的歌。快来吧，趁现在黑的夜还没散，你快来吧，你快来我的爱……”
后来儿子问我：“妈，你总唱你是我的心，我是你的肝，啥意思啊？”
我说：“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1971年，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起名为航。
家里偶尔包饺子，出锅时，我就大呼小叫地喊他：“贺玉！快来尝尝熟没熟？”
他就乐颠颠地跑到锅台前，我从热气腾腾的锅里捞出饺子递给他，他烫得嘶嘶哈哈地咬一口，连连喊着“熟了！熟了！”忙把另一半饺子送给趴在厨房小窗上的两只小馋猫每人尝一口。
我问他们好不好吃，爷儿仨异口同声地喊道：“好吃！好吃！太好吃了！”
当时，我和贺玉两人的工资加一起才七十六元钱，包顿饺子都不容易。每到月末，打酱油五分钱都拿不出来。但是，我们的小日子却过得像火炭似的，充满了欢乐。
后来谈起这段往事，贺玉常常借用《小芳》的歌词唱道：“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难忘怀！谢谢你，给我的鼓励，使我度过了非人的年代……”
在十年浩劫中，我像母亲当年一样，用自己并不强壮的肩膀支撑着这个灾难深重的家，但我不像母亲那样逆来顺受。我与母亲生长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文化也不同。所以，我比母亲更有主见，也更敢于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这十年使我饱尝了世态炎凉，所以对那些曾向我伸出温暖之手的领导和同事，永远心存感激。这十年也使我从懵懂与无知中醒来，学会了坚强与思考，懂得了要善以待人，尤其要善待那些无职无权、被命运推向绝境的底层人。即使他是一个囚徒或捡破烂的，我也要尊重他——因为他也是人，因为我也是从逆境中走过来的……
这种深切的人生感受对我一生，对我后来的创作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
贺玉也是这样，他当了法官以后，即使那些衣着褴褛的穷人来打官司，他也都是热情相待。
七十一
1973年早春的一天傍晚，门外又传来一阵令人心惊肉跳的摩托车声……
不过，这次来的却是跟贺玉关在一个“牛棚”里的体委老主任。
“贺玉、雅文，我又官复原职了！”老主任仍然像过去一样风风火火，进门就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来，是想请你们支我一竿子！现在，省体委对滑冰又开始重视了。我知道贺玉在训练上有一套，所以想请他出山，去当专业队教练，训练出好成绩给佳木斯体委争争脸面！”接着他又说，“我知道你们孩子小，雅文在银行工作又很忙。这样吧，我把雅文调到体工队当会计，事不多，你可以照顾孩子，让贺玉安心当教练！”
久违了。
七年来，这位被打成反革命的运动健将第一次被人重视……
但是，我和贺玉相互瞅一眼，谁都没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