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此生不虚的素材 （2）
香港作家阮次山先生说：“如果一个人年过三十，胸中的理想依然存在，他必然会有前途。就是做一个升斗小民，也可以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升斗小民。”
说来惭愧，一个穷作家倾其家中全部，满怀信心地跑到欧洲来采访，在国内的自尊及成就感在这里却被囊中羞涩这个最现实的生存问题剥得精光，就像一个剥了皮的鸡蛋光溜溜地躺在餐盘里。那缝在内裤里很怕被小偷偷去的几千美金，在这根本算不上钱，连住旅馆、吃几顿像样正餐都不够。
头几天，我住在张绍唐会长在新鲁汶开的餐馆里，顺便采访了张会长夫妇及上海联谊会的侨领，写了一篇专访发在《欧洲时报》上。但新鲁汶距离钱秀玲居住的布鲁塞尔市区六十多公里，为了采访，我决定搬到布鲁塞尔市里。
可是，跑了几家旅馆都太贵，最便宜的一天也要一千六百比利时法郎，折合人民币四百多元。后来总算找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华侨女人临时出租的房间，每天四百比利时法郎。房间在四楼，很久无人居住，走廊里没灯，房间里没暖气，连褥子、被、枕头都没有，只有一张光板铁床，一扇窗户没有玻璃，钉着一张纸板，纸板钉得不严，冷风一吹啪啪直响。
男主人觉得住宿条件太差，责怪女主人不该收留我，两人为我入住的事还吵了起来。我忙赔着笑脸劝男主人息怒，求他看在同胞的面上收下我，条件差点没关系，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行。男主人挺善良，把他自己的被子拿给我，让我既当褥子又当被……
后来，余美和参赞跟我谈起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你当时太难了，没钱，没吃，没住，没翻译。我真佩服你对事业的那种执著精神……”
没钱，不会外语，雇不起翻译，住不起正规旅馆，吃不起像样的正餐，只能用面包和带去的方便面填饱肚子，兜里总是揣着一把中英、中法文对照的字条，去哪都得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字条给人家看……但这些困难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因为从小在苦难中长大，又在滑冰场上拼搏了那么多年，再说与闯俄罗斯相比，这儿毕竟没有生命危险。
可是，最令我忧心的是来布鲁塞尔七八天了，却一直没见到钱秀玲老人，陆惟华先生认识的钱秀玲的外甥一直外出没回来。这期间，有人传说钱秀玲老人大病卧床已经糊涂了。有人还传说钱秀玲老人的儿子怕打扰老人休息，拒绝任何采访……
布鲁塞尔的气候跟北京差不多，11月正是秋色褪尽、寒气袭人、冷风瑟瑟的初冬时节。这里的海平面低，多雨，很少见到阳光，一连数天都是阴雨连绵，使我这个外乡人更有一种“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凄凉感。
夜里，风声、雨声透过没有钉严的纸板缝隙钻进来，敲打着我蜷缩的身躯，也敲打着这颗长夜难眠的心，睡不着，索性爬起来看《傅雷家书》。
异国他乡，孤灯夜读，看到傅雷对儿子的叮嘱，不禁别有一番感慨，仿佛聆听着父亲对我的教诲：“你要学会等待，学会平静焦躁……”
是的，我必须学会按捺焦躁，平静心态。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抓紧时间去参观名胜古迹，感受欧洲风情，凭吊历史遗址，参观二战展览馆……
在张绍唐会长的陪同下，我来到布鲁塞尔郊外拿破仑著名的滑铁卢战场，看到当年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如今已是草木凄迷，万籁俱寂，给人一种亘古沧桑的宁静。只有一头用战争废铁铸成的狮子，迎着夕阳的余晖耸立在山顶上，向人类昭示着那场战争的惨烈与悲壮。
在布鲁塞尔大广场附近的一条小街，我看到了被比利时人民称为“第一市民”的撒尿男孩儿于廉……
我独自去了卢森堡和荷兰，瞻仰了世界著名的卢森堡大教堂。在荷兰，在华侨画家吴晓科夫妇的陪同下，参观了《安妮日记》的安妮故居，去海牙看了审判二战战犯的国际法庭……
1999年11月8日下午三点。
在陆惟华和陆嘉兴先生的带领下，终于按响了布鲁塞尔A大街三十号公寓的门铃……
真是难以形容当时的心情，激动、兴奋、紧张、忧虑……不知钱秀玲老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是痴呆、木讷、神志不清，还是……
门开了，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笑眯眯地出现在我面前。
噢，我的上帝……
说真的，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如此可爱的耄耋老人，身着一套红色套裙，化着淡妆、笑容可掬的脸上洋溢着一种仁慈的宽厚与善良，言谈举止，无不流露出一种大家闺秀及受过西方教育的优雅。我感到奇怪，这样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居然在惨绝人寰的二战中，从纳粹枪口下救出过那么多条生命！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终于见到了日夜盼望的钱秀玲老人，不由得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她，激动地说了一句：“钱妈妈，见到您我太高兴了！”
老人的居所不大，一室一厅，摆有沙发、电视、地毯，墙上挂着她堂兄钱卓伦将军亲笔所书的条幅。桌子上摆着艾克兴市长赠给她的中国古董——铜质塔形香炉。窗台上摆着几幅混血儿童小照，显然是老人的几个儿女。
听说我从中国专程跑来采访她，钱秀玲老人像孩子般地笑起来，连连摇头：“NO！NO！我可没什么可写的，那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