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泽南（1808-1856年），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县善庆乡新林里(今属双峰县石牛乡）人，诸生出身。四十岁以后设馆授徒，讲论程朱理学，“其大者以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量不周于六合，泽不被于匹夫，亏辱莫大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于广西并进军湖南后，他在家乡倡办团练。次年1月，应曾国藩命率勇赴长沙，协同扩编为湘军，开始了他那与太平军为敌的玩命疆场的军政生涯。历任知县、知府、按察使、布政使等职衔。学术着作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人极衍义》《姚江学辨》《读孟子札记》《皇舆要览》等，“其为说虽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尝不同归也”。由此可见，罗南泽不仅是一位着述颇丰的理学家，同时又是一位能带兵打仗的儒将。
罗泽南比曾国藩大三岁，而且学问功底很扎实，因此不论从年龄还是从学识上讲，曾国藩都从心底里敬称罗泽南为兄长。早年他们在家乡读书的时候，由于住所相隔不远，所以曾国藩、罗泽南与刘蓉常常在一起切磋学术，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这种友情，即使是在曾国藩远离家乡到京城做官期间，也常常以书信形式互相传递。1851年，曾国藩在复罗泽南的一封书信中明确反映了他与罗泽南之间的共同兴趣。在此之前，罗泽南去信反复警告曾国藩：“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这就是说，对皇帝、对朝廷有看法而不敢直抒己见的人，是由于保乌纱帽这个私心在起作用；进而，即使能够发表意见，但只说轻的不说重的，只讲次要的不讲主要的，这种“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的人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学问的。曾国藩非常赞赏罗泽南这一观点，且在行动上将之付诸实际。
面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烽烟骤起的形势，曾国藩担心清政权根本无法对付这场阶级的大搏斗。更为忧虑的是：当权集团的绝大多数人对时势或是懵然无知，或是根本不当一回事，仍然花天酒地，无所事事。为了提醒清廷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扑灭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曾国藩于1851年4月上疏皇帝，提出裁兵、节饷，加强训练军队的建议。尽管这个奏折的语词还比较温和，但他说出了一般朝臣不敢说的话。因此，曾国藩对罗泽南说：“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一疏，学道未深，过分激直。阅七日而春介轩廉访来京，递到阁下一书，乃适与拙疏若合符节，万里神交，其真有不可解者耶？”曾国藩与罗泽南的人生旨趣、学术源流，由此可见一斑。可能与罗泽南的提醒有关，曾国藩壮着胆子，又于同年5月再上一疏，语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此疏递上之后，曾国藩差点遭到杀头之祸，幸亏祁寯藻、季昌芝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曾国藩能在此折中把矛头直指咸丰皇帝，肯定与罗泽南对他的影响有关。这不仅需要有胆识，更需要有学识。同时，这种朋友之情、兄弟之情显得更加真切、可贵。
鉴于这样一种感情基础，在罗泽南去世后刚刚半年多，曾国藩就想与罗家联姻。然而，好事多磨，中间出现了小小的变故。据曾国藩在1857年正月给曾国潢的书信中说：“余去年有一信，言第三女许罗山之次子，敬请父母大人主其事。……惟余去冬至九江晤李迪安，知罗山生前曾与订姻，以李女配罗子，业已当面说定，虽未过庚书，而迪安此时断不肯食言。……余之第三女即另行择婚，望弟详禀父母大人，可将此事中辍。纵已过女庚，亦可取还。缘罗子系恩赐举人，恐人疑为佳婿而争之也。”到1858年农历正月，曾国藩三女儿曾纪琛与罗泽南次子罗兆升的婚事正式定了下来，“三女对罗山次子，则已定矣。”1862年4月，两人婚事在湘乡老家操办完毕。在后来，曾国藩对这位朋友之子、自己的女婿罗兆升给予了诸多教导、关照。
他出身贫寒，早年家中多变故，但他立志研学，没有向环境低头。
罗泽南出生于一个人口多而又贫寒的农民家庭，但他聪明过人，又很刻苦用功。父亲罗拱诗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为了让他进私塾多读诗书，父亲“屡典衣市米，节缩于家”。罗泽南从中受到鼓舞，更加发愤攻读，“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在十九岁的时候就开馆教授生徒，以求自给。但从此时起，他的家中发生了意料不到的变故。继母亲去世之后，父亲及兄嫂相继病亡，十年之间就因无钱医治，失去了十一位亲人。二十九岁那一年，他的长子病亡，其后二子、三子也因饥病夭亡。这一年，大旱之后闹饥荒，本已贫穷不堪的罗家更是雪上加霜。他刚从县城应试后徒步归家，“夜半叩门，则其妻方以连哭三男丧明”。但他自此更加刻苦自励，潜心学业，“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在三十岁后考上县学生，四十岁后“以廪生举孝廉方正”，从县学生员考中举人一级功名。从此以后，罗泽南“假馆四方，穷年汲汲，与其徒讲论濂洛关闽之绪，痏口焦思，大畅厥旨”，培养出王金、李续宾、李续宜等许多学识、人品倶佳的弟子，为后来湘军人才的兴盛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也是曾国藩敬重罗泽南的原因之一。
他应运出山，助曾国藩创建湘军，其弟子大都成为曾国藩手下独当一面的干练之材。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饱读经书的罗泽南，依旧视清王朝为自己唯一可以依凭的对象，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当成身家性命一般重要。为了稳定封建秩序不致大乱，为了保卫他心目中的圣道，罗泽南本能地站到农民起义的对立面，于次年在家乡举办团练，“仿戚氏法部署其众，教之击刺，勖以忠义，纪律肃然”，使湘乡团勇势力在湖南各县团勇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巡抚张亮基的重视，并被奏保“以训导归部铨选”。1853年1月又应好友曾国藩之邀，率团练及诸弟子赴长沙，组为最初的湘军。
曾国藩在担任湖南团练大臣练兵长沙时，既为一般官吏所轻视，又无练军、治军经验，幸亏得到罗泽南的全力支持，相与“讲求束伍技击之法”，“晨夕训练”士卒，才能做到从容不迫地将湖南境内的会党起义全力镇压下去。随后，又在罗泽南的协助之下，新募两千人，辅以新宁之勇、镇草之兵，派军赴援江西、湖北等地。罗前后经历大小二百余战，克占城池二十余座。有人问他有何制敌之道时，他回答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由此可见，罗泽南是以古代经典之学来带兵打仗的一个典范人物。
据有关史籍记载，罗泽南有着一套独特的治军方略。除了严格约束士卒“以不扰民为本”之外，就是以宋儒之理学来训练、激发士兵的忠诚之心。他针对一般“言宋儒之理学者，往往以小廉曲谨，可以持当躬，而不足以任大事”的世俗之见，从军领兵期间，仍不放弃学业，一有空隙，则聚众讲学，虽屡遭挫败，“而志不挠，气益壮，讨部众而申儆之，或解说《周易》以自遣”。这种把学问与实际相结合的治军思想、把学问与治国平天下紧紧联成一体的观点，深深影响到他的弟子们。在他的弟子中如王鑫、李续宜、李续宾、蒋益澧、刘腾鸿、钟近衡、易良干、王开仍等数人，投笔从戎参加湘军之后都能继其师风，在治军方面卓有成就。如王室于1853年从军以后，“军暇读《孝经》《四书》冶，“并常教士卒习字读书，日课《四书》《孝经》，以文理反复训谕，而引论经史大义，譬晓耸切，听者至潸然泪下。追夜，营门贞闭，刁斗之声与讽诵声相间也”。王氏虽与曾国藩有嫌隙，但佩服曾氏百折不挠、死力为清廷卖命的人生情怀，终将曾视为良师益友，在对湘军的治理方面起了较大作用。总之，曾国藩能够创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湘军，并依靠这支军队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最终功成名就，是与罗泽南及其弟子们的全力配合、辅助分不开的。李肖聃在所着《湘学略》中评论说：“湘乡一县之人，征伐遍于十八行省，罗山之力为多。儒门出将，书生知兵，较其功烈，近古未有也。”应当说，这种评论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在罗泽南去世之后，曾国藩没有忘记这位为他帮过大忙的好朋友、好亲家，特撰《罗忠节公神道碑铭》以表彰其生平功业、道德文章。他在篇中以极其自豪的感情，申述了撰写这篇《碑铭》的理由：“余与公以学行相勖，又相从于金革，申之以婚姻，乃摭其大节，铭诸墓道。”他对罗泽南从军数年的重要贡献做了高度概括：“公在军四载，论数省安危，皆视为一家骨肉之事，与其所注《西铭》之指相符。其临阵审固乃发，亦本主静察几之说。而行军好相度山川脉络，又其讲求舆图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蓄积者夙也，非天幸也。”曾国藩对罗泽南的这一评价也是很恰当的，同时也可能是罗氏死后与之结为儿女亲家的个重要因素所在。
五“专以救败为务”的湘军悍将李续宾
他生前与曾国华结为儿女亲家，没想到两人一起战死于疆场而未能亲眼看到儿女们成亲。
李续宾（1818一1858年)，字迪庵，又字克惠，湖南湘乡县桥头（今属涟源市荷塘镇）人，贡生出身。身材高大，善于骑射。早年从师罗泽南，深研宋明理学。1852年，在家乡协助罗泽南举办团练，对抗太平军。次年1月，又随罗泽南赴长沙从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湘军初次出战援剿江西、湖北等地太平军，先后攻占二十余座城池，李续宾部出力最多，因功擢知府，以道员记名。1855年，曾国藩被太平军围困于江西，曾国华遵父命赴湖北乞师，领军驰援江西境内与李续宾部紧密配合，解曾国藩之围后于1856年1月领军反扑湖北。是年4月，罗泽南死后李续宾遵遗命代领其军。大约在此时，李续宾与曾国华结为儿女亲家。李以其两岁的女儿订聘给曾一岁的儿子，容十五年后正式成亲。结为儿女亲家后，李、曾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李续宾自接替罗泽南一军统帅之职后，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急需得力助手的配合。作风果断、敢打敢拼的儿女亲家曾国华，自然成为李续宾约为助手的对象。据《清史稿》记述说，曾国华“与李续宾姻家，招佐军事”，率军先后进击湖北、江西等地，于1858年5月攻下重镇九江。李续宾因功由浙江布政使加授巡抚衔。此时，李续宾的儿女亲家曾国华头脑比较清醒，“军势锐甚”，深以为虑，认为这是兵家所忌的事情，“时与续宾深语，并书告曾国藩”，但李续宾对亲家的提醒不以为然。1858年9月至10月，李续宾奉命率所部进军安徽庐州（今属合肥)。因太平军重兵驻守进军庐州的要道三河镇，“外列九垒，凭河设险”。11月，李续宾分兵三路强攻三河镇。因是孤军挺进，后援断绝，加之陈玉成、李世贤部太平军十万之众，连营十余里迎战，李续宾部湘军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此时，“诸将议退守桐城，续宾不可”，一意急攻，初战败绩。又有人劝其突围以后，再图进取，但李续宾坚持己见说：“军兴十年，皆以退走损国威。吾前后数百战，出队即不望生还。今日必死，不愿从者自为计。”结果全军覆灭，李续宾本人以及曾国华、李续焘等文武官战死者数十人。
李续宾、曾国华战死十年之后，他们生前定下的儿女婚事在曾国潢的主持之下操办。但李续宾的次女李氏嫁到曾家之后，在十九岁的时候因病身亡，并未给曾家留下一男半女，这是李、曾二人始料不及的，也是曾、李两家所感到遗憾的事情。
识、他是罗泽南的弟子，也是曾国藩的爱将曰他的学才能和人品得到了曾国藩的高度赞扬。
李续宾早年从罗泽南问学的时候，取法宋儒理学之义，并运用到做人、处世、治事等具体实践之中，充分体现出他所具有的儒将特色。在为人处世方面，他小心谨慎，力戒文人好发高论之陋习，“含弘渊默，稠人广坐，终日不发一言”。他常对人说：“事由心定，毋张皇。”在从官治军方面，“独守师法”，突出反映了儒将的气质和风度。湘军编制略仿明代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既久，一般人都想改弦更张，只有李续宾独有见解：“立法者但求大段安善，行法者当于小处弥缝。”针对太平军流动作战的特点，李续宾一反常规采取以动制胜之法。他曾致书给王鑫阐述其采取此法的理由和好处：“贼军飘忽变动，无不活着；我军为贼牵制，总是滞着。若不变计，平贼无日。某以为围城堵隘之兵，固可静不可动。但贼善于乘虚，长于攻瑕，多方误我以入彼之彀中。我亦明知而不能不入者，则以我军别无一枝足以流动活泼，电掣风行以预先扼击而制彼之计也。然则非别立常动之兵不为功。而兵常动，专击窜贼援贼，乍至便迎头速剿，既败则拦尾猛追，务使虚无可乘，瑕无可攻。夫静驻之兵，既得以制贼死守之命；而常动之军，又可制贼飞扬之患，庶定澄清之局矣。但常动之军，因贼乃动，动之以机者也。有时无事而闲暇，则较静驻之而更静。相机而动，维吾之所欲为，然后致人而不致于人。”李续宾在这一大段文字中，尽管讲的是兵法方面的内容，但却反映出他讲求实际的态度。由于李续宾采取的这种“以动制胜”的方法，具有“以少击众，霆奋鸳捷，务制敌先”的特点，从而使得后期太平军将领碰上了一位强硬的死敌。李续宾治军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讲究一个“诚”字，并以身作则用诚的内涵去感发、激励其士卒。他常叹息说：天下本无难事，只怕“心以为难”，处此乱世之时，要救世、要匡时，就要“心诚”，就要“计决”，反之则无补于天下大局。因此，他在湘军将领中号称为“专以救败为务，疾击争先”，实则是以诚为出发点，又以诚为归宿的一个为清廷死命卖力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