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琛（1844-1912年），字凤如，系曾国藩的第三女。她与两个姐姐一样，从小受过严格的家训，诸如女子无才便是德，勤俭持家，对公婆和丈夫应当逆来顺受等封建礼教，是她们必须温习的功课。从而，她虽生长在官宦之家，但并未成为一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她与丈夫罗允吉的婚姻，则是由其父曾国藩念与罗泽南旧好的关系而决定的。本来，曾国藩起初并不打算与罗泽南联姻。他在1856年12月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得很明白：与罗家联姻的事，暂可缓议。因为“近世人家，一人宦途即习于骄奢，吾深以为戒。三女许字，意欲择一俭朴耕读之家，不必定富室名门也”。这时，罗泽南已经战死，他的儿子被恩赐为举人，仍是一位贵公子。到了1858年，他通过认真考虑，觉得罗允吉虽系恩赐举人，有了功名，但需好好调教方能成为大器，只有使其成为自己的女婿，才能名正言顺地代替好友以尽父辈之责。所以，他在家书中决定：“惟三女儿订庚之事，必须于今冬明春办之，即请两弟为我代办。”尽管这位未来的女婿罗允吉是罗泽南之妾所生，可是曾国藩并不看重嫡出庶出之别。1862年5月，曾纪琛与罗允吉的婚礼终于湘乡老家由曾国潢一手操办。此后二三年间，罗允吉由曾国藩调到自己身边，为其延请教师，严格督教他用心读书深造。尽管罗允吉“性情乖戾”，但曾国藩对他赠以“忍”字条幅的同时，亦耐心期望他读书上进。对于曾纪琛，曾国藩则反复教导她应当谨守妇道，曲意侍奉婆母，不得显现出怨恨之色。因此，曾纪琛面对性情悍厉、为人刻薄的婆母，总是百依百顺。据曾纪芬回忆说，1865年曾纪琛在两江总督署生下一子，刚过两个来月因就曾国藩奉命率兵北上剿捻，家人迁移回湘，曾纪琛一想到难以伺候的婆母，心中闷闷不乐院“姊之姑为罗忠节之妾，性颇悍厉，姊惮于行，临别悲恋不已。”由此可见，曾纪琛的婚后生活是颇不顺心的。更值得同情的是，曾纪琛的丈夫罗允吉性格又很暴躁，“凡事稍不如意，或身体稍有不适，辄怒，旁人莫有能劝之者”。这对曾纪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她还是尽力忍耐，逆来顺受。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封建思想的影响之下，曾纪琛尽管生有两个儿女，但儿子不到三个月即夭亡，后来亦未生育，于是她劝罗允吉先后纳妾两人，一为洪氏，一为张氏。洪氏生有一女一子，其子罗长焘系遗腹子，时为1888年。
曾纪琛作为洪、张二氏的大姐，在痛失丈夫之余，常常婉言劝慰洪氏好生保养身体，使其几月后顺利生产。洪氏所生之子罗长焘，尽管不是曾纪琛的亲生儿子，但她非常高兴，整日与张氏悉心照料洪氏母子，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自此时起，曾纪琛的后半生与洪、张二氏一起共同担负抚养罗长焘成人的重任。她亲自为其延师入学，把罗长焘作为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在曰常生活小节方面都给予严格要求。据罗定乐在《忆伯祖母曾凤如》一文中说：曾纪琛常常教导罗长焘要以他的祖父罗泽南和外祖父曾国藩为榜样，“要忠厚培心，要和平养性，要诗礼启后，要勤俭持家”。但罗长焘生性清高，无意科举之业，整天与一些同乡青年狩猎于山林。曾纪琛对其忧虑不安，但也无可奈何。1912年春，长孙罗延庆出生，已是衰病之年的曾纪琛感到非常高兴。她在临终前嘱咐罗长焘夫妇说：“他日光我罗门第者，必是子也，汝等宜悉心罗允吉自幼丧父，受到曾国藩的关照颇多；但他出息不大，只做过中下级之类的官职。
罗允吉渊1846-1888年，字兆升，湖南湘乡县善庆乡（今属双峰县石牛乡）人，系罗泽南次子，恩赐举人出身。他有一个哥哥叫罗兆作，与他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只比他大半岁，后来娶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小妹为妻。他的母亲周氏是他父亲的侧室，为人尖刻不讲情理。罗允吉从小受到母亲的宠爱，性格暴躁，遇到不称心的事就大发脾气，与曾纪琛结婚以后也是如此。曾国藩为此大伤脑筋，并曾赠以“忍”字条幅，希望他作为座右铭，借以修身养性。
曾国藩认为，读书可以变化人的气质。因此，他在罗允吉与曾纪琛成婚之后，非常重视督教这个女婿读书学习的问题。在1862年4月下旬给曾国潢的家书中指出：“罗允吉婿从邓师读书甚好。业经成婚之后，欲将各书——温熟，势必不能。惟求邓师将《五经》点一遍讲解一遍，正史约亦讲一遍，不求熟，不求记，但求经过一番而已。”他还表示，邓先生辛辛苦苦教了罗允吉一年书，如果不想继续教下去了，“明年或另择师专教罗婿亦可。”过了一年时间，曾国藩又把罗允吉带在自己身边读书受教。罗允吉在这段时间里颇为认真，读书有恒，受到曾国藩的赞赏。在待人接物方面，罗允吉做得也不错，与袁榆生的表现不一样。因此，曾国藩在1864年9月致信曾国潢说：野袁婿自五月赴金陵，至今未归。罗婿于八月十六日先去，为沅弟叩寿。”然而，可能因从小未能打下坚实的学习基础，罗允吉始终是一个恩赐举人，在正规的科举道路上没有什么作为。后来，他去了陕西做小官，相继娶了两个小老婆，于1888年因病去世，时年四十二岁。
六为变法维新以身殉志的曾广河
曾纪纯（1846-1881年）系曾国藩第四女，出生于京城，幼年生活优裕，受过严格的传统女训教育。她的婚姻以喜剧开始，而以悲剧结束。
由于曾国藩与郭嵩焘是至交好友，所以曾纪纯与郭依永的婚姻，在1858年就由父辈正式确定下来，当时他们俩人已是十二三岁的少年，朦胧之中有着彼此爱慕的情意。1865年，曾纪纯和郭依永双双成长为大姑娘、小伙子，已经到了成婚的年龄了。曾、郭二家对此事均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曾国藩在1865年9月下旬专门写过两封书信给曾纪泽兄弟，详细交代了成亲事宜。首先，有关迎亲送亲之礼，曾国藩认为必须讲究。当时，郭依永随父在广东，曾纪纯则随父兄在南京，但两人老家都在湖南。起先，郭嵩焘主张将曾纪纯迎接到广东成婚，但曾国藩的态度是：“吾意决不肯由轮船海道行走。”他的理由是“嘉礼尽可安和中度，何必冒大洋风涛之险？”。至于成婚地点虽不应由曾家来定夺，但礼数应该到场。南京不是曾家人故乡，因此曾纪纯必须先行回湘，再定成婚日期和地点：“至成礼或在广东或在湘阴，须先将我家或全眷回湘，或泽儿夫妇送妹回湘，吾家主意定后，而后婚期之或迟或早可定，而后成礼之或湘或粤亦可定。”
其次，曾国藩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成礼地点“在湘阴为正办”。他的理由是：郭嵩焘去年嫁女，既然可以在湘阴由他的弟弟郭昆焘主持，则今年讨儿媳妇，也可以在湘阴由他弟弟郭昆焘来主持。“金陵至湘阴近三千里，粤东至湘阴近千里。女家送三千，婿家迎二千，而成礼于累世桑梓之地，岂不尽善尽美？”当然，郭家如不愿在湘阴成礼，仍坚持要在广东，那么“我家全眷暂回湘乡，明年再商吉期可也”。
过了一个来月，因郭嵩焘在广东巡抚任上与两广总督瑞麟不合遭罢黜，曾纪纯与郭依永的婚礼不得不延期至1866年11月下旬在湘阴进行。出嫁之时，欧阳夫人亲自送亲由安庆船上发轿，场面颇为壮观，曾纪泽特作《送四妹归郭氏呈筠仙丈二首》以示诗情：“夜半天东起瑞霞，笙钟环绕七香车。穿林戢戢竹初笋，照眼纷纷梅自花。室揽众山来户牖，田留数顷课桑麻。借斟卮洒醉吾妹，庆汝于归积善家。刘公两鬓早成霜，德业与公成雁行。缟纻几家相许与，关山万里各行藏。鸣鸠乳燕春将及，风虎云龙事未央。颐性林泉真早计，东山何以慰民望。”事前，曾国藩吩咐曾纪泽兄弟，“凡衣服首饰百物，只可照大女二女三女之例，不可再加”，但婚礼举行得十分热闹。然而，与三姐相似，曾纪纯的婆母系郭嵩焘的侧室，她对这位新来的儿媳妇特别刻薄，使其“日食至粗之米，唯以莱菔为肴，月费一缗亦吝而不与。其境遇艰苦可知矣”。曾纪纯在表面上只好百般忍耐，力尽妇道，但在内心中却感到非常痛苦。加之，她与郭依永结婚不到三年，丈夫就因病身亡。碰上不讲理的婆母，年纪轻轻又失去丈夫的疼爱，身边又有两个幼子之累，所以曾纪纯除在精神上受到重大挫折，还要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她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过三十五个春秋之后就因病身亡。对于曾纪纯的艰难处境以及过早去世，曾纪泽予以了深深的同情。他含着泪水在《四妹挽词》中说：“门楣得汝增光焰，德性凭谁载简编？泪眼已枯无可拭，只添白发上华颠。……忽忽生离成死别，茕茕寡妇挈孤儿。可怜丹施还乡日，又是青琴得道时。梦抚两棺成一恸，觉来海角望天涯。”
郭依永大器早成，对诗作独有钟爱之情，可惜寿命不长。
郭依永（1845-1869年）字刚基，一名立篪，湖南湘阴县人。系郭嵩焘长子。他自幼体弱多病，但聪明好学，深得其父喜爱。他在十五岁的时候，跟随其父郭嵩焘赴广东就读于书院，发奋用功，“学以大进”。1865年后返湘，决心以古代大学者为榜样，潜心钻研学术。“自场屋经义律赋试帖，以至唐人楷法、名家绘画，皆窥其藩而究其趣，而于古近体诗为之尤勤。”1867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县学生员。其父郭嵩焘劝他专意从事科举之业，而将学诗之事暂时放弃。但郭依永认为“志广途远，安能敦敦独事举业”，从而只要有机会就“矫首长吟，丛稿满室”，诗才、诗识大有长进，竟同两位年过六十的诗僧结为“忘年交”，时时与他们“相从唱和不厌”。有时骑一匹骏马，携带一名僮仆，“薄暮游古寺，觅句以归，用是自适”。郭依永做诗，“自谓吾每为诗，百感中来，不可遏抑”，用现在的话来说，毫无矫揉造作之态，重在突出自己的风格，强调从意境得来。对于郭依永所作的诗，曾国藩做了高度评价：“依永之诗，嵯蛾萧瑟，如秋声夜起，万汇伤怀；又如阅尽陵谷千变，了知身世之无足控转者。”愚从而，他对郭依永的早逝感到无限的悲伤：“衰龄而哭子，仁慧而不寿，皆人世所谓不幸。”舆特地撰写《郭依永墓志铭》一文，“述吾所闻，为之铭辞以质幽遐，亦塞筠仙之悲”。他力劝郭嵩焘节哀，
应当为有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儿子而感到欣慰：“览依永之诗篇，似多见道之词”。我们作为长辈，作为尚在人世的老者，应当知天畏命，使“存者抑情而复礼，逝者奠魄而永绥”。
七曾纪芬和她的丈夫聂缉！
曾纪芬在曾国藩诸女中寿命最长，生活最为适意；她牢记父训，勤俭持家，晚年撰有《廉俭救国说》以警世人。
曾纪芬（1852-1935年)，晚号崇德老人，系曾国藩满女。她自幼受到父母及哥哥姐姐的百般怜爱，在三岁时过继给叔父曾国葆做女儿，直至十一岁。尽管她已过继，但曾国藩对这个亲生女儿还是给予多方关照，严格训导。在她八岁的时候，其父就让她与曾纪鸿等从塾师邓寅皆读书，同时还令她学做鞋袜之类的针线活。曾纪芬的婚姻比哥哥姐姐的任何一个都迟，直至十八岁即1870年时，才由曾国荃做媒为其定亲。据曾国藩给曾纪泽的家书中说：“季女许字聂家，沅叔即日代办下定事件。”此时，曾国藩正在直隶总督任上。曾纪芬自己也回忆说：“余之姻事即定议于此时，忠襄公作伐之函今犹在也。纳采回聘等事皆忠襄公代办。”1875年，曾纪芬与聂缉槩的婚礼正式举行，时年她已经二十四岁了。她自嫁到聂家之后，起初因丈夫聂缉槩尚未谋到正式职业，无固定收入，加之生育儿女较多，几乎每年出生一个，所以经济颇为困窘。但曾纪芬巴家务管理得井井有条，为丈夫解除了后顾之忧。她与婆母张氏的关系处理得很融洽，丈夫对她感激不尽。
曾纪芬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训，坚持亲手纺纱织布不断，直至老年仍是如此。据她回忆说：“上海乡间有大开佛会之举，以销农场各物者。余闻其有三木锭脚踏之纺棉车，因饬人买一架，倩本地佣人教余学纺。盖余在湘，虽亦备有手摇小车，既未带出。现纺三锭者，学之不能谙习，久之能纺二锭。
二两，共纺三四斤棉，匹。”同时，她还仿照西法为家人织毛线衣裤，在一般中国妇女中开了新风气。据她本人回忆说，起初这种织毛线的方法是从曾纪泽夫人、她的大嫂自外国归来时学的，由于技术不熟练，所织衣物式样不佳，后在南京居住时特地向外国人傅兰雅的夫人虚心请教，“因悉传其法”。其后，她“又传授湘沪多人学习。”曾纪芬不仅易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还是一个追求新思想、具有远见的人。她在1887年的时候，就感到外国语文与近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曾让聂其昌、聂其杰兄弟从傅兰雅夫人每天学习英语。从纺纱织布、织毛衣毛裤到送儿子学习外语这几件事可以看出，曾纪芬是一位受过良好家庭教育、勤劳习苦，又追求新生事物的女性。此时她已是一位十足的官太太，本可养尊处优，不必亲自动手做家务事了，但她没有丢掉勤俭持家的祖传遗风。送儿子学外语，在一般官僚士大夫妻子的头脑中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曾纪芬的观念已经超前了，这种超前的观念意识为儿子后来成为民族资本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