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的关系。郭氏是曾纪鸿的元配夫人，她自小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是一位颇有才气的女诗人。她有感于丈夫终身未中进士而督教长子曾广钧在年轻的时候就跻身于科考最高阶梯。她的书斋就曾取名为“艺芳馆”，也收藏有不少书籍。可能是由于她有知识的缘故，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新思潮、新文化日益涌入中国之际，她思想开明，目光远大，对孙辈的教育，不分男女，同等注重。有位教书先生曾经对郭氏说院“两位姑娘读点女儿经就够了吧。”但她语气坚定地表示院“不然，须同男的一样地读。”因此，曾宝荪自幼就有机会享受到读书学习的权利。她自四岁时，就在祖母身边开始有规章地读书，随后又与姐弟们一起在塾师的督教下系统学习。她所学习的课程，除了经史音乐书画之外，还有算术和外文。按照祖母郭氏的规定，每天早晨第一节课就是点读报纸上的社论，然后点书、背书，上英文、数学、史地等课程。晚上则做诗填词和对对联。星期天做作文一篇。曾宝荪天资聪颖，秉性敏捷，不但各科功课成绩最佳，而且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方面，都在家塾时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她的求知欲望特别强烈，并不满足于塾师点读的课程，经常偷偷地跑到曾家各藏书楼去阅读喜爱的书籍。据她后来回忆说，曾家大院内南北两边，都有三层楼的藏书室。南楼分公记、朴记两楼。“公记收藏文正的书，省志县志最多，大部头的经史子集也不少；朴记则是曾惠敏公的书楼，经史子集及有关西洋文化的书较多，中西文的都有，西文的是惠敏公由外国带回的”。北楼名芳记书楼，“其中是我祖父母所藏的书；二楼的杂书中，星相医卜都有，小说也不少；三楼即是经史子集等大部头书”。在她小时候，“最爱偷上芳记二楼。管书的贺老头最严，重门深锁，怕我们进去。我曾经由后院子内的大茶花树上爬上楼外走廊，再由走廊窗户挤入楼中。……等听见楼梯响，或是要吃饭的时候，再偷偷地爬下来。……这也可说是我所以能杂学旁收许多中国文化常识的缘故”。由此可见，曾宝荪不仅求知欲望迫切，而且也很调皮淘气。尽管当时她读的是经史方面如《论语》《御批通鉴》之类难懂的书，但她能按要求很快背完要背的篇章，随后便自由自在地偷偷躲到藏书楼里去看她喜爱的书籍，先生有时发现了她的行踪也无可奈何。自1898年举家从京城返回湘乡老家富厚堂至1902年离湘赴南京这几年的家塾生活，使曾宝荪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国学基础，同时也养成了她广泛的兴趣。
1902年，年满九岁的曾宝荪跟随祖母及家人前往在南京做官的父亲的居所，继续上学读书。她在回忆录中说，“在南京时可以说是我最发展的时候”，因为她的祖母是一位很开明的女性，“教育宗旨也很特别，她不赞成八股文章，也不愿两孙去考秀才，但她要我们学外国文字”，家中除了一位教国文史地的先生外，还聘请了一位日本人教日文。由于曾宝荪刚到南京时患了一场病，所以病好之后只能跟着兄弟们旁听曰文，“但在中文方面就比他们强点”。因为她在湘乡老家读书时看了不少课外书籍，知识面较宽，所以“每欲作文，都能名列前茅。大姐、两位老弟有时也取第一，但仍以我为多次。于是暗中我便做了他们的领袖”。不久，曾宝荪随祖母等为分家产而再次回到湘乡老家，于1904年春天至长沙，与兄弟姊妹、表姊妹兄弟一同在家塾中读书。英文先生是广东人钱伯良；国文先生是熊菊如，除教中文外还教历史、地理，是一位饱学的新派人物。在熊先生的督教之下，曾宝荪等人的国文水平有了“大大的进步”于。然而是年秋天，在思想开明、笃信新式教育的曾广钟的极力主张之下，曾宝荪的几个堂弟先后进入长沙明德学堂念书，她本人。
“也结束了家塾生活，由七叔(按：即曾广钟)带领我与大姐到上海入学校”盂。然而，由于他们到达上海时所有正式学校都开学很长时间了，不肯中途收插班生，只有一教会开的晏摩氏女校还肯容纳新生。于是曾宝荪和她的堂姐便进入这所学校读书，不久又转入上海西门务本女学校读了几个月，后于1905年春为祖母郭氏祝寿，随父母赴湖北。是年夏，曾宝荪随祖母同至在杭州做官的七叔曾广钟家，“七叔热心新教育”，便把曾宝荪和她的大姐送入杭州省立女曾子师范学校学习。从此之后，曾宝荪进入了稳定的学校生活。在这个学校的一年半时间，曾宝荪呼吸着新式教育的新鲜空气，“可说中文，算学，理化，音国体等科都有进步”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所学校教算学的陈伯原老师的一个J藩建议，无意之中决定了曾宝荪一生的信仰和归宿。据曾宝荪回忆说：“毕业时，
、我的平均分数在八十分以上。陈伯原先生便向我说，‘你的天资甚高，各门家科学又很平衡，这样毕业后，便去做小学老师，实在太可惜了。我知道有一族个教会学校就要开学，我已受聘担任数学、理化，你若愿去，我可给你介绍。天这个学校名叫冯氏高等女子学校，是英国圣公会办的，前途甚有希望爷。我当时自然很乐意接受”虞，不过她还得征求家里人的意见才能决定。在七叔曾广钟的极力推荐之下，曾宝荪得到了祖母郭氏及父亲曾广钧、母亲陈氏的极力支持。于是她在这年没有回湖南过春节，而是在杭州紧张复习功课应考。
1909年2月，曾宝荪以优异的成绩正式考入杭州教会学校——冯氏高等女子学校。该校是为纪念冯马利亚而创建的，校长为巴路义女士。在这所学校的两年多时间里，曾宝荪的各科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可以说很受尊敬，做了室长，得过奖金，也得了留学英国的机会，是我生命中一大转折点”愚。在这所学校里，她对西方宗教逐渐产生兴趣，并最终加入了基督教。影响曾宝荪成为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冯氏高等女校校长巴路义女士。1910年春季，也就是曾宝荪入冯氏女校的第二年第一学期，有一天，曾宝荪的同班同学周庆曾的英文练习本不知被何人撕去好几页，教师查问此事时又无人承认，不知什么人向巴校长出了一个怪主意，要她宣布，如到吃午饭时，如仍无人来承认错误，就要处罚全体学生。到了吃午饭时，仍没有人主动认错，同学们围在一起讨论应对的法子。曾宝荪是个急性子，便说：“学校当局既查不出人来，岂可全体施以处罚，我认为很不公平。”到了下午四点，全体学生都被集合到大讲堂内，校方命大家抄书一个小时，不准讲话。同学们规规矩矩在教室里抄了一个小时书后，有位英籍教员宣布大家可以排队出去在花园中走动一个小时，再入餐厅吃晚饭。但曾宝荪不执行命令，坚持要在教室里继续抄书，其他一些同学在她的影响下也不肯出去。这样一来，曾宝荪“被算为不良学生，很受歧视”。她感到非常气愤，出了一张小报叫《竹头木屑》，“专讲学校不平之事，对国事也颇带革命思想”。巴校长大为恐惶，马上召集教员们商议处置办法。有人主张开除曾宝荪的学籍，但在陈伯原老师的极力反对之下学校又动员已经离校的曾宝荪返校。巴校长把她叫到自己的房里，流着眼泪十分恳切地对她说：我知道你并不反对学校，“只是魔鬼在你心中害你”，随后又要曾宝荪与她一同跪下祷告，“词句恳切，并无怨言，使我十分感动，也诚心答应一切改良，报也不出了”。通过这件事，使曾宝荪“体会到基督徒的爱心，诚心佩服”。此后，巴校长对她极其关心，常常与她一起查经及祷告，除念《马可福音》外，还阅读过《约伯记》等基督教教义方面的书。这时，曾宝荪对巴校长的“真诚爱心，基督徒的行为，十分崇敬”；同时，她又“感觉到我们中国需要基督徒的‘力行精神，就有想做基督徒的意思了”。
另一个对曾宝荪的宗教信仰产生极大影响的是英文代课教师司徒女士。她是一位跛脚女子。她的父亲原来在四川传教，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被愤怒的中国老百姓杀掉。她躲在床底下，也被刺伤了腿，次曰才被人救起送往汉口医院医治。她虽然逃了性命，但却成了跛子。“本来她痛恨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既杀了她的父母兄弟，又使她成为残废，真是不共戴天之仇。但是她在克西克大会上受了圣灵感动，改变了初衷”。看到司徒女氏的举措，曾宝荪深受感动，“更有信教之意”。其实，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进行文化侵略，从思想观念上吸引中国相信西方宗教，以忍受他们的政治、经济侵略。当时的曾宝荪是看不到这一点的，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1911年12月，曾宝荪在七叔曾广钟的支持下，征得父母及祖母的同意后，于杭州接受圣公会洗礼，正式加入了基督教，成为一位年轻的女教徒。
她在英国留学达整整五年半时间，获伦敦大学理学学士后又先后进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深造，还参加过宗教改革运动。
1912年3月，曾宝荪在七叔曾广钟和表叔聂云台的极力支持下，随巴路义女士离开中国去英国留学。这位时年十九岁的姑娘，后来在回忆她离别祖国和亲人到异国他乡去求学的心情时说：“我母亲送我到上海，聂云台表叔与七叔请了伍廷芳大使为我致饯行辞，我与巴师坐上了去大连的轮船，在甲板上看见我母亲沉默，听见我老乳母陈妈的号啕痛哭，及诸亲友的祝贺告别声，才觉得我走上了人生一条新道路——将来怎样，我不知道，但我充满了信心——信上帝的赐福，信巴先生的爱护，也信我自己有坚定的意志，为我曾国谋发展谋幸福而读书的决心。”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海上旅行，曾宝荪与巴曾路义女士终于1912年4月中旬到达英国首都伦敦。
国在巴路义女士的多方关照下，曾宝荪先入瓦津私立女子中学读书半年，
J藩后又进入黑山高级女子中学攻读一年，为考伦敦大学做全面准备。曾宝荪当藩时想考伦敦大学的志向是为了科学救国：“我应说明想学科学的志愿——那家时我们中国的学生，已经完全相信科学救国，也许比现在学生更加认真，因族为我们并不是想出路，想赚大钱，而是诚心诚意的志愿用科学来服务国家。”族因此，当教导主任要她选课时，她很想学医，集中学习英文、算学、生物学和化学四门课程。在她的刻苦攻读之下，1913年9月以优异成绩考入伦敦大学西田书院。据曾宝荪在回忆录中说：野我选的是生物学做主科，数学为副科。但在化学及生理课程中也选了些课。……但等到第二年考过了第二考试就决计专学理科了。”因为学习特别勤奋，曾宝荪于1916年7月获得伦敦大学理科学士学位，是当时中国妇女获此荣誉的第一人。由于当时正在进行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宝荪不能按期归国，随后又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继续深造，对生物和数学等做过专题研究。在英国五年半的读书生活中，曾宝荪在学习之余尽力参加各种课外活动，知识得到了巩固，才能受到了锻炼。
伦敦大学校风活跃，学术气氛相当浓厚，曾宝荪经常参加各种类型的演讲会。一次，她以《科学对人生贡献》为题作了演讲，深受师生的欢迎。校长瑟琳氏对这位来自东方，学识广博，英语流利，口才雄健的中国女学生更是赞赏不已。与此同时，曾宝荪还参加了英国学生组织的自献运动。她与同学们相互讨论着有关宗教与社会的问题。由在英国的中国基督教学生成立的组织，曾宝荪也报名参加，大家一起讨论着宗教、学术、国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大家关心的问题。除了参加上述有关宗教和学术等活动之外，曾宝荪常赴小规模的宗教聚会。由于那时她的英语已经说得很流利了，“所以常去传道，讲的多半是教会在中国的工作和贡献”。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从而曾宝荪也常慷慨陈词：“世界文明诸国要合作，免得受杀人灭国的痛苦，科学愈发达，杀人的工具也更精，更厉害，假如人类不能秉耶稣的爱心，和孔子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种精神，人类将要自杀，文化消灭更不必论”。由于曾宝荪看不清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以及属于“狗咬狗”这类你争我夺性质的不义战争这一实质，所以她只能用基督教的所谓仁爱、和平的观点来阐发对这场战争的看法。
然而，尽管曾宝荪学习成绩优异，在国外生活优裕以及对西方宗教产生了钦敬之情，但她的最终目标还是为了用知识、科学、宗教来服务于祖国，最近期而直接的目标则是创办一所女子教育学校。
她先后主持艺芳女校计三十二年之久，终身不嫁换来桃李满天下。
曾宝荪作为一位生长于官宦世家又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新时代女性，通过对比中西方女子教育的实情，感到当时的中国女子，尽管不无进大学深造的机会，但人数毕竟太少。于是，她下决心要在中国创办一所女子大学。早在伦敦大学毕业之后，她就到处发表演讲，宣扬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受到英国一些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的支持，尤其是她的恩师巴路义女士赞助最力，并捐资作为创办基金。1917年12月，曾宝荪偕同巴路义女士及弟弟曾约农从英国回到上海。姑祖母曾纪芬劝她将女校办在上海，环境和条件都对办校有好处，但曾宝荪却把女校办在长沙。她的理由是：湖南民性敦厚淳朴，且女校太少，她要为桑梓尽点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措，曾宝荪在父亲曾广钧、叔父曾广钟等人的积极支持下，于1918年7月经湖南省教育厅立案批准正式创建了艺芳女子学校。“艺芳”二字是曾宝荪祖母郭氏的馆名，因为“先祖母对于我们的教训”特多，“所以我们决计用艺芳二字来做学校名字，并且取孔子所主张游于六艺的思想，计学生六班，即以礼、乐、射、御、书、数六个字，依序命名为礼字第一班御字第一班等等”。是年8月，艺芳女校正式招生，先办大学预科及英算专修班。该校董事会由当时一些着名学者或教育家组成，其中最为得力的有龙萸溪、史春霆、胡子靖等人。9月12日，艺芳女校在西园龙翰林家正式举行开学典礼。计有英算专修生五人，大学预科生四人，共计学生九人；教职员九人，其中曾宝荪任校长，曾约农任教务主任，巴路义女士为英文教员，还有音乐、体育和国文教员等五人。1919年5月，艺芳女校迁入曾文正公祠正殿后的浩园(5见长沙市实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