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自清咸丰元年（1851年）揭举义旗于广西金田村之后，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于次年入湘过道县、占郴县、攻长沙。湘乡境内会党在太平天国反抗精神的影响下亦揭竿而起，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了冲击。对此，曾麟书心急如焚，坐卧不安。他除与本县知县朱孙贻、乡绅刘东屏等组织乡勇前往镇压农民起义之外，还多次写信给在京城做官的曾国藩，向他说明“匪情”，并表示要继续招募乡勇，以“卫吾道”，希望他“赞襄庶政，矢慎矢勤，以报皇恩于万一”；官阶愈高，“接人宜谦，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寅，当尽协恭之谊”。早在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星冈病故之时，曾国藩意欲回家奔丧，曾麟书则去信要他安心做官，不必南归故里：野努力图报，即为至孝，何必作归家之想。”祖父生前爱尔特甚，以尔受国厚恩，必能尽心报效。尔今日闻讣信，能体祖父此意，即所以孝祖父，毋以感伤之故而更系念于予夫妇也。”曾国藩在咸丰元年致曾国荃等人的信函中提到：“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报国，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曾国藩念及家人安危，遂有请假归家之念，曾麟书又去信叮嘱他不要顾及家中小事，应以国家安危为重为急务。他告诫曾国藩说：“官秩是朝廷所颁，职分是己躬所尽。尔今所任礼部侍郎兼署刑部侍郎，礼部位清贵，刑部事繁重，君恩厚矣。唯曰孜孜尽力供职，以报塞于万一，即是尽孝之道，何必以予夫妇为念而有归省之辞也。”他还教导曾国藩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做官者，不问官秩之加不加，只问职分之尽不尽，庶外可以对吾君，内可以对吾亲”，“盖官秩愈高，则职分愈重。念兹在兹。恪供尔职，乃可以对吾君而无愧于为臣尔”。你在信中谈到，今冬有省亲之举，希三思而行，不可只顾私念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孝经》云中以事君，谓中年时竭力做好官，即是为孝。尔年四十一岁，正是做官之时。为朝廷出力，以尽己职，以答皇恩，扬名显亲，即不啻日倚吾夫妇之侧，何必更念南旋孜孜焉”。现今各地匪患昌炽，尤其“发匪”横行桂、湘、鄂诸省，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切莫存有思亲之情、归家之念，“当此时事维艰，宜为君上分其忧于万一。进言可有益于时事，皇上圣明采用之，亦未可知。又，劝同寅各抒所见，以呈奏皇上集群谋而用，教匪不难除矣”。所以，关于南归不南归的问题，要“视时势之可不可”。我在家中本无定见，觉得全力组织团练，“保全一方，亦草野之臣思报君恩于万一耳”。曾国藩遵循父训，没有立即请假南归，实心任事于前。正当他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奉旨充当江西乡试正考官之际，传来了其母逝世的消息。主考完毕曾国藩即请假回籍奔丧，于九月间抵达老家大界。此时，太平军正在发起围攻长沙城之战。长沙解围后，湖南巡抚张亮基于是年冬加紧调集各地团练设防。武昌被太平军占领后，张亮基以上谕命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练团保乡民捜查土匪诸事务”为由，致函曾国藩速赴长沙任事。而曾国藩起初并不愿意出山，要守丁忧之制尽孝，后经其父曾麟书的劝导以及好友郭嵩焘的坚请，才毁弃前折，赴长沙与张亮基筹商一切。清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练军衡州，拟于次年初出征湘鄂赣。行前，曾麟书为自己深居草野，不能参与国事而感到遗憾，便亲自撰写一副既抒发己志，又激励儿辈的对联，由曾国藩手书：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曰：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紧接着曾麟书又先后令季子曾国葆、三子曾国华、四子曾国荃招募团练，加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行列。的确，曾麟书那种尽忠报国、誓与农民起义军为敌的思想言行，对曾国藩兄弟“墨绖从戎”的举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曾国藩后来所指出：“虽事有天幸，然亦赖先人之孝，尽驱诸子执戈赴敌之所致也。”
总之，曾麟书从小就接受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士大夫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在他的头脑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虽天资欠缺，忧郁不得其志，但他继承其父遗训，“发愤督教诸子”，为他们创造读书用功的条件，教导他们为人处世、治事做官的诀窍。他虽‘‘僻居穷乡而志存军国”，令诸子从戎平乱，使得曾国藩兄弟功成名就，本人亦因之而享其福，被世人誉为一个教子有方、付诸艰辛于儿孙的长辈。他在晚年曾自撰一联抒发其志：
粗茶淡饭布衣衫，这点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
这既是曾麟书对曾国藩兄弟尽忠国事的写照，也是他对本人一生付出辛劳所得结果的概括。曾麟书的家教目的、方法及其成效，经曾国藩的继承和发展，耆子稀宾贫闺策轧决锋冲耕位以箕承极泽形成了一整套内涵丰富、方法实用、成效显着的曾氏家训体系，在曾氏后裔身上得到了圆满的体现。
她生长于寒微之家，入曾家后勤俭简朴，贤良淑惠；她的娘家人朴实无华，对曾国藩兄弟的影响不可低估。
曾国藩兄弟的母亲江氏，生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死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随其夫改葬本邑台洲道士峡。
曾江氏为湘乡处士（笔者按：处士指没有做官但有一定影响的人）江良济之国女，系继配熊氏所生。她与曾国藩兄弟的父亲曾麟书结婚四十多年中，先后国生有九个子女。除两个女儿夭折外，全家十多口人的衣食操持，她都亲自进藩行：“馆爨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尺布寸缕，皆一手拮家据”。这么个大家庭，吃穿等事筹划极不容易，但她“好作自强之言，亦或冢谐语以解劬苦”。丈夫曾麟书不时为家中人口众多忧郁烦闷，但江氏以宽广族胸怀常常劝他说：“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儿劳于外，岂忧贫哉？”她这种吃苦耐劳的作风，是在她的娘家就形成了的。她的家境相对于曾麟书家来说，要贫寒一些。其上有父母，前有两个哥哥，后有一个弟弟，这使得她在娘家就养成了一种勤劳俭朴的习惯。她不仅将这种思想作风直接带到曾家，给予曾国藩兄弟以极大的影响，而且还时常带着年幼的儿子们到娘家去走动。因此，曾国藩兄弟与外祖父家的关系十分密切。长子曾国藩无形之中从舅父身上学到了奋发向上、吃苦耐劳的品德。每当他出外读书、做官，远离家乡时，都要到外祖父家向几个舅舅道别。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冬，曾国藩准备赴京散馆时，看到他的大舅江永熙“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之“恻然者久之”。临别时，他的二舅江永燕（亦叫通十舅）对他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他的三舅江永薰（亦叫南五舅）亲自送他到长沙，握着他的手说“明年送外甥妇来京”，说罢凄然泪下。几个舅舅朴实无华的品质以及他们家的贫寒景况，均深深印记在曾国藩兄弟的头脑之中，永远难以忘怀。后来曾国藩身居高位之后，时常去信向舅父问安，或送以薄礼，或给予银钱以周济之。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兄弟的二舅去世时，因家贫未做道场超度，次年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等人的家书中说院“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则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淤表示要给他的二舅补做道场，并“恤其妻子”，征求他的两个弟弟的意见，问其是否同意他的打算和计划。
四“中兴名臣”曾国藩
他的儿时生活环境令他终身难忘曰在科途进取中他比他的父亲要顺畅得多不足三十岁即跻身进士行列。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南部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偏僻小山村里。
关于曾国藩的出生，有一段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当曾国藩降生时，他的曾祖父曾竞希梦见有一巨癖盘旋而动，从空中飞泻而下，首翘于房梁，尾蟠于房柱，鳞甲森然，使人不敢正视，惊醒后适闻曾孙降临人世，从而喜不自禁说院“此子必大吾门矣。”曾家居住的屋前有一棵参天古树，树藤交相缠绕，树高藤大，覆盖达一亩地，于是有人引申附会为曾国藩发显之瑞应。由于曾氏终身患有癖疾，所以常用手指搔痒。当他位居要职之后，据说有一个知府叫张沣翰者，精通相人之术，给曾国藩看了一个相，说他端坐注视，张爪括目，是龙而癞也。这种传说，不仅让那些好事者津津乐道，其子曾纪泽亦在其祭父文中涉及到。这种传说，显然是无稽之谈。在封建社会，人们对于一个显赫人物，往往喜欢附以种种神话般的传说来说明他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
曾国藩的出生地白杨村，坐落在湘乡与衡阳两县交界的高楣山下，距离湘乡县城五十余公里，是一个山清水秀、林茂竹长、风景十分秀丽的丘陵山区。
曾家的经济状况虽在曾国藩的祖父手里大为好转，达到了中小地主阶层的水平但曾家之人一直没有脱离过辅助性劳动。曾国藩在儿时也干过一些放牛、砍柴之类的零活，并曾到邻近小集镇上去做过卖菜篮的小生意。这些生活经历不仅使他有机会领略到人生的艰辛而且为他在大自然的优美环境中陶冶情操提供了条件。直至成年和老年他都未能忘怀少年生活的美好情景。他在一首送别诗中说院“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在家书中，他曾多次写信给在故乡主持家务的弟弟曾国潢，以少年时代与弟弟们在乡下卖菜篮、拖碑车的往事，激励其弟切莫丢弃农家本色。
当然，曾国藩在少年时期的主要生活内容还是接受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他的祖父和父亲时常向他灌输发愤读书、猎取功名、光大门第之类的话语，希望他能成为曾家一个有出息的人。因此，当曾国藩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发蒙七岁起就开始在他父亲执教的家塾中学习。在父亲的严格督教之下，曾国藩读过《四书》《五经》《史记》《文选》之类的书籍，前后共计达十二年之久。曾国藩的天资并不很高，但他勤奋好学，故在少年时期就已小有才名。据说在曾国藩十四岁那年，他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号沧溟）到曾氏家塾中访友，看到曾国藩的诗文作得好，对其大加赞赏。曾麟书在得意之余，便想卖弄一下儿子的才学，即请欧阳命题试验其儿学识功底浅厚。曾国藩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地即席赋诗一首。欧阳见其诗气势磅礴，喜不自禁，认为曾国藩前程不可限量，遂将自己的大女儿许给曾国藩为妻。
曾国藩在二十岁的时候离开故乡和家人，开始到外地求学。先是进入衡阳唐氏家塾，师事汪觉庵一年余，随后又于1831年到湘乡最大书院涟滨书院学习深造。涟滨书院原名涟溪书院，是湘乡五大书院中最早建立的一个书院，始建于宋代。明嘉靖末年被废，清乾隆四年（1739年）复办。将涟溪改为涟滨，以居涟水之阳而命名并附设考棚于院右，作为全县童生应考之用。曾国藩入学时涟滨书院的山长为刘元堂，是一个饱学之士。他不仅对旧有学规尽力加以改造，而且善于发现人才，循循诱导学生考取功名。鼓励其发挥真才实学。曾国藩虽在这里学习不到一年，但在学业上却大有长进，受到山长刘元堂的器重：“见公诗文，叹赏不置，以为大器。”1833年，曾国藩考中秀才。次年，曾国藩通过考试进入岳麓书院就读。岳麓书院是千年学府，时任山长为安仁人欧阳厚均。欧阳厚均，字福，号坦斋，进士出身，曾任郎中、御史等官，四他严格按照岳麓书院历年来所形成的教学传统总结先哲的经验，勤勤恳恳，“盖以培养人才为务，相以有本之学”，从而培育出了不少有用之人，弟子着录者达三千人之多。在就读岳麓书院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深受山长欧阳厚均所继承和发展的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的熏陶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封建思想的教育。
1834年秋，曾国藩应湖南乡试，考取第三十六名举人。是年底，他离开湖南，前往北京参加会试。虽然在1835年的会试和1836年的恩科应试中曾国藩都名落孙山，但他在京城的一年多时间里，曾精心阅读过韩愈的古文和一些着名的经史书籍，在南归返湘乡途中又用借贷和典当衣物的钱购买了一部二十三史，得到其父曾麟书的积极支持，“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者几一年”。总之，这次赴京应考虽然落榜，但使曾国藩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更养成了一种对历史和古文的喜好，为他后来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总结历代封建统治者经验教训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正如他后来回顾自己的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1838年初，曾国藩再次离别家乡到达北京，参加本年会试，以第三十八名中试。殿试取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三名，后又由道光帝亲拔为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继续深造。1840年2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第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寒窗苦读数十载，曾国藩终于顺利地攀登上了封建科举仕途的顶层。
他在做京官十二年间立志做一个有作为的人；
在刻苦钻研学问的同时直言批评朝政之弊。
曾国藩自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开始其官宦生活之后，其锐意进取的志趣更为浓厚。他经常借诗文来抒发自己的志向，自比于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出生于偏僻乡村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用为国家栋梁。他十分自信地表示：“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榆决心按照传统的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为了实现这一人生理想，他首先在学术研究方面痛下工夫，以求领会、掌握儒家学说中的精华所在。自1840至1847年这几年的时间里，曾国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职，无具体事情可做。于是，他充分利用这个读书养望之地，大量读书，广交师友，精心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