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从1923年夏天，瞿秋白的南京之行开始的。前面说过，党的三大后，青年团在南京开团的二大，瞿秋白到会。会间，施存统拉着他去看望原来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读过书的两位女孩子，一位是丁玲（这时，她叫蒋冰之，是她的本名），一位是王剑虹。第一次见面，瞿秋白就给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玲后来回忆说：“这个新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的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的飘过来，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人就是瞿秋白同志”。不久，他们又去看望她们。瞿秋白讲苏联故事给她们听，这非常引起她们的兴味。过去，她俩在平民女校，也听过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讲过苏联情况。两个讲师给她们的感受竟如此不同，先前那一位像瞎子摸象，瞿秋白的讲法，像熟练的厨司剥笋，十分得要领，使听者感到层次清晰，丝丝入扣。当瞿秋白知道她们读过一些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的书的时候，他的话就更多了。她俩就像小时听大人讲故事似的都听迷了。也许可以这样说：瞿秋白是属于这样的人——神采俊秀，风骨挺拔，真挚坦诚，毫无矫饰，使人望之俗念俱消，油然生爱慕之情。她们和他，在成为师生之前，已经成为朋友了。
王剑虹，原来叫王淑璠，四川酉阳人。1903年生，土家族。早年丧母。父王普山，擅医道，作过国会议员，辛亥革命后当过孙中山的秘书。1918年丁玲考入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预科时，王剑虹已是师范二年级的学生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剑虹成了全校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她有一双智慧、犀锐、坚定的眼睛。在有校长、教师参加的一些辩论会上，她的带有煽动性而又极富应变才能的演说，常常激起全体同学的热情，几乎每句话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把那些守旧的校长、教师问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丁玲对她的赞誉的评语是：她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支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尖兵。不久王剑虹来到上海，进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校，并参加了妇女工作。1921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声》在上海创刊，王剑虹参加了编辑工作。她还在《妇女声》、《民锋》等刊物上撰写文章。她热忱于社会主义，热忱于妇女解放，热忱于上进求知。1921年寒假，她回常德，动员丁玲到上海入平民女校。但是，不久她们不满足于在平民女校的学习生活，又双双来到南京。一年多来，两个姑娘，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全买了书。正在她们渴求满足更多的知识欲望的时候，结识了瞿秋白这位良师益友。
瞿秋白极有兴趣地听着她们讲述一年来的东流西荡的生活，以及她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鼓励她们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他保证她们到那里可以自由听课，自由选择，以打消她们猜测上海大学又是第二个平民女校的顾虑。于是，她们来到了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
王剑虹喜欢旧诗旧词，特别喜欢听俞平伯讲的宋词，常常低回婉转地吟诵。瞿秋白在课后经常到她们的住处，教她们学习俄文；有时与施存统夫妇一起同她们到附近的宋教仁公园散步。这时，王剑虹对瞿秋白，已经爱得很深，但她把爱情埋藏在心底。瞿秋白也是这样，爱在心里，却拘束了行动。他不常来她们的小屋了，即使来，也多是沉默不语，不像往日那样滔滔不绝地议论风生了。人的自尊心哪，有时会把成熟的爱情之果，毁之于一旦。王剑虹忍受不了感情的折磨，她对丁玲说，她准备跟父亲一起回四川酉阳。丁玲问她为什么，她只苦苦一笑：“一个人的思想总会有变化的，请你原谅我。”丁玲对女友的这个突然的变化和仓促的决定，事先竟一点儿也没与自己商量，感到意外的不解。正在烦躁时，瞿秋白来访，丁玲对他吼道：“我们不学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来！”他带着惊愕的神气走了。当天，丁玲于无意中，在王剑虹的垫被下边发现了她写的诗句，那诗中燃烧着的爱恋之情，完全是献给瞿秋白的：“他，回自新气的饿乡，本有的潇洒更增新的气质，渊博的才华载回异邦艺术之仓。他的学识、气度、形象，谁不钦羡敬重，但只能偷偷在心底收藏。”丁玲一下子明白了：“她在热烈地爱着秋白。她是一个深刻的人，她可以把爱情关在心里，窒死她，也不会显露出来让人议论或讪笑的。”丁玲想帮助好友，把她从爱情的痛苦中救援出来，成全这对热恋中的情侣。
瞿秋白住地离学校不远。这里街道不宽，是一排比较西式的楼房。丁玲来到这里，瞿秋白正在同房东夫妇一道吃饭。他看到丁玲，立即起来招呼，他的弟弟云白把她引到楼上一间精致的房间。房里很讲究，一张宽大的弹簧床，三架装满精装的外文书籍的书橱，中间夹杂得有几落线装书。大写字台上，放着几本书和一些稿子、稿本和文房四宝；一盏笼着粉红色纱罩的台灯，把这些零碎的小玩艺儿加了一层温柔的微光。当丁玲正审视房间的陈设时，瞿秋白上楼来了，态度仍和平素一样，好像下午丁玲的恶作剧根本没有发生一样。他用有兴趣的、探索的目光，亲切地望着丁玲，试探着说道：“你们还是学俄文吧，我一定每天去教。怎么，你一个人来的吗？”丁玲无声地把王剑虹的诗交给他。他退到一边去读，读了很久，才又走过来，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是剑虹写的？”丁玲答道：“自然是剑虹。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走吧，到我们宿舍去，她在那里。我将留在这里，过两个钟头再回去。秋白！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她是没有母亲的，你不也是没有母亲的吗？”他曾向她们讲过母亲自尽的事，她们听时都很难过。“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
瞿秋白握了一下丁玲的手，说道：“我谢谢你。”然后到王剑虹的宿舍去了。当丁玲回到那里的时候，一切都变得美好了，气氛非常温柔和谐，满桌子散乱着他们写的字纸，看来他们是用笔谈话的。瞿秋白要走了，丁玲从墙上取下王剑虹的一张全身像，送给了他。他把像揣在怀里，望了她俩一眼，下楼走了。
不久，1924年1月，他们结婚了。这时上海大学迁到西摩路，他们也迁到了附近的慕尔鸣路。这是一幢两楼两底的弄堂房子。施存统住在楼下统厢房，中间客堂间作餐厅。楼上正房住的是瞿云白，统厢房放着瞿秋白的几架书，王剑虹和瞿秋白住在统厢房后面的一间小房里，丁玲住在过街楼上的小房里。娘姨阿董住在亭子间，为这一大家人做饭、收拾房间、洗衣服。九口之家的生活，全由瞿云白当家。
寒假期间，瞿秋白出门较少。开学以后，也常眷恋着家。他每天外出时，西装笔挺，一身整洁，精神抖擞，精力旺盛。除了给上大讲课，还给鲍罗廷当翻译。常常在外忙了一整天，晚上还要赶文章，通宵坐在桌前，泡一杯茶，点几支烟，王剑虹陪着他。他一夜能翻译一万字，稿纸上的字仍然写得端端正正，秀秀气气，几乎一字不改。有时奔波了一天，回来仍然兴致很好，同王剑虹谈诗，写诗。他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给王剑虹的情诗。他们每天谈论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李商隐、李后主、陆游、王渔洋、郑板桥……瞿秋白有时把他们最喜爱的诗句，刻在各种各样的精致的青田石、寿山石上。王剑虹原来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就比较好，但如此醉心地爱好，却是因了瞿秋白的培养与熏陶。
瞿秋白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他有时教王剑虹、丁玲唱昆曲《牡丹亭》，教她们按照节拍吹箫，教她们绣花：他把花鸟画在绸或棉布上，再题上诗词，由她们动手绣。晚间闲时，有几次，瞿秋白和王剑虹来到丁玲的小房间，围坐在煤油烤火炉前，把电灯关掉，只有炉火从炉盖上的一圈小孔中射向天花板，像一朵花的光圈，微明闪烁，给屋中抹上了一种朦胧的美妙的气氛。瞿秋白这时总是给她们谈文坛的轶事，他谈锋很健，又常带幽默。他谈沈雁冰和郑振铎，也谈徐志摩和郁达夫，而对她们两人，似乎这一切都是新鲜的。丁玲后来说：“我只是一个小学生，非常有趣的听着。这是我对于文学上的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为人生、为艺术等等所上的第一课。那时秋白同志的议论广泛，我还不能掌握住他的意见和要点，只觉得他的不凡，他的高超，他似乎是站在各种意见之上的。”
1月20日，瞿秋白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他时刻想念远在上海的王剑虹，几乎每天都要寄回一封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还常夹得有诗。
1924年1月12日：
……你偏偏爱我，我偏偏爱你——这是冤家，这是“幸福”。唉！我恨不能插翅飞回吻……
爱恋未必要计较什么幸福不幸福。爱恋生成是先天的……单只为那“一把辛酸泪”，那“愔愔奇气来袭我心”的意味也就应当爱了——这是人间何等高尚的感觉！我现在或者可以算是半个“人”了。
梦可！梦可！我叫你，你听不见，只能多画几个“！！！！”，可怜，可怜啊！
“梦可”是法语“我的心”的音译，瞿秋白称王剑虹为梦可，是把她视同宝贵的心，爱的极深。
2月16日：
这两天虽然没有梦，然而我做事时总是做梦似的——时时刻刻晃着你的影子……没有你，我怎能活？以前没有你，不知道怎样过来的，我真不懂了。将来没有你便又怎样呢？我希望我比你先没有……
2月28日：
我苦得很——我自己不得你的命令，实在不会解决我的人生问题。我自己承认是“爱之囚奴”，“爱之囚奴”！我算完全被征服了！
人非木石，都有相近的七情六欲，其中包括夫妻情和同志爱。爱情生活中，有欢乐，也会有痛苦。新婚之恋，分离之苦，谁也难免。年轻而多情的瞿秋白在新婚后远别爱人之际，写下这些炽烈如火的爱的文字，是十分正常和健康的感情。
他不仅珍惜自身的爱，而且憧憬人类社会的爱：
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一所机器栈房呵。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
要爱，我们大家都要爱——是不是？
——没有爱便没有生命；谁怕爱，
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
他不是自由花魂。
他不仅憧憬着人类社会的爱，而且要以自己的奋斗去争取这爱的实现，这全新世界的早日到来。他在给王剑虹信中所附的一首诗，写道：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年轻的革命家，满怀豪情地呼唤着光明的未来。他多么希望自己就是一只直射云天的青燕，衔碧铺绿，让大地充满生机，把春天带给人间，使古老的中华回春再造。这首小诗，象征着青春，热烈，追求，信心，可以看作是瞿秋白一生奋斗不息，勇往直前的誓言。
击退右派反共逆流
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内核，与西方意识形态的联系远较与苏俄意识形态的联系要多。孙中山自谓容共本意在联俄求得俄援，以三民主义包容共产主义，使中共党人成为三民主义者，不容任何人破坏国民党。在吸纳中共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时，又安排一批对中共心存疑惧嫉恨的国民党人担任中央监察委员。对于扶助农工，孙中山限定：工人不得罢工示威，农民不得以暴力强夺地主土地。国共两党性质不同，思维迥异，必然走向纷争。
在国共合作的热潮中，始终隐伏着一股逆流。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顽固地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反对吸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实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国民党正式改组之前，邓泽如等十一人就联名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所谓“阴谋”。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攻击共产党员“跨党”，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改组后，由于共产党人掌握了中央和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更加引起右派的嫉视和反对。从1924年3月到6月，先后有刘成禺、冯自由、谢英伯、徐清和、孙镜亚、朱和中、孙科、黄季陆等人，分别向孙中山当面控告或呈文检举共产党。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事先征得蒋介石等同意，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书，并上书孙中山，要他“督促中央执行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弹劾书攻击说：“中国共产党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其违反纪律之处，尤为严重，关系巨大，不敢忽视”。弹劾书提出的所谓证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三个文件，以及《新青年》、《向导》、《民国日报·觉悟》刊登的批评国民党的文字。兹将弹劾书所列三个文件照录如下：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