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清党的一般讨论阶段，召开大会，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事先，他们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团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自从中共六大以来中共代表团及其成员的各种讲话和文件，逐字逐句加以审查，找出可以攻击之点。大会开始后，他们在发言中集中攻击瞿秋白等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米夫派以及参加会议的联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一致鼓掌，表示支持这种攻击，以孤立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与此同时，清党已发展到行动阶段，据陆定一回忆说：“凡是‘反对支部局’的，除了少数几个工人以外，都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团籍，开除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等处分。”喧嚣，起哄，谩骂，处分，一切卑劣的手段，都无法使真理正义在身的共产主义战士发生丝毫的动摇。但是，在这种乌烟瘴气，是非颠倒的恶劣环境里，却可以使一些好人愤懑到痛不欲生。有的人自杀了，而有些不自杀的人则莫名其妙地突然失踪了。
中山大学学生瞿景白，在这次大会以后，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党员党证，退给联共区党委。就在这一天，他“失踪”了。是自杀，还是被捕？当时谁也说不清，也不敢说清楚。
景白是瞿秋白的三弟，生于1906年。他在哥哥教诲和带领下，成长很快。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绩优秀。1924年开始就读于上海大学，并在那里入党。曾在《新青年》季刊发表诗作，并担任上海大学演说练习会的文书。景白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出色，一度被捕入狱。在法庭受审时，他“脸不变色，作了义正辞严的答辩”。他先后在上海、汉口作过党、团的工作。随瞿秋白来莫斯科后，曾参加中共六大的秘书工作。后在中山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同瞿秋白合编了《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景白“失踪”，对瞿秋白感情上的刺激，是相当深的。
在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的杨之华，也因为反对米夫派，受到了严重处分。
瞿秋白自从介入中大工作，面对错综复杂的派别纠纷非常痛心，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同志，他只想调和他们的意见分歧，消解他们之间的派别成见，维护留俄学生的党内团结，尽心竭力地办好学校，完成为国内培养干部的任务。他倾心于中大的整顿工作，在政治、教学等方面提出许多具体意见，以期改善学校状况。他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国内多派工人党员到中大读书。他愿意辞去共产国际一切职务，专心中大事务。他还在1929年11月，写信给联共中央，提出中大应尽快进行根本改造，要求过去的领导者公开承认错误，矛头直指米夫。瞿秋白先后写《清校问题》、《告中大同学书草案》等，反复阐述上述观点，期盼尽快解决中大问题。然而，所有这些只不过是瞿秋白的善良愿望而已。
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非但不听瞿秋白的意见，反而公开站在米夫王明一边，一致肯定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政治路线，谴责反对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事件的主要责任。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听取米夫等组成的委员会的论证，由米夫作专题报告。会议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共代表团在处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别斗争时的活动问题的决议》，指责中共代表团在实际上支持中大中国学生中的派别活动。指责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邓、余）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等“工人反对派”的小集团派别活动，未与托派进行充分的斗争。由于张国焘在这次斗争中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段，最后倒向米夫派，所以决议说他不是在当初，而是在后来才对中山大学的派别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决议宣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共产国际商定新的成分。这样，瞿秋白便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这一场斗争，究竟如何看呢？当时中共代表团成员陆定一有明确的回答：
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我成了他们在青年团内的主要打击对象。现在看来，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主义的斗争。
瞿秋白后来在回顾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时，写道：
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作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消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
在莫斯科的两年时间里，瞿秋白时刻关心国内的工作，他的心是向着祖国的。他校阅过列宁的重要著作的中文译本《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书，翻译过不少文件；他研究了中国苏维埃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他的这些研究和著译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国内的革命工作和未来的建设工作有关。因此，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他就有可能回到中国来了。
瞿秋白虽然受制于米夫一伙，却以其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杰出的才华，博得共产国际不少同事的关切和同情。原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对瞿秋白表示，他深信瞿秋白是拥护共产国际的，回国后必然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的联系。正是基于这种信任，当中国发生李立三冒险行动时，瞿秋白被派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1930年6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错误统治了中央，形成了立三路线。7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针对立三路线，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即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瞿秋白、周恩来（4月间到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参加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参加了决议案的讨论。8月12日、13日，秘密前往武汉观察形势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两次向莫斯科报告：武汉驻扎着大量国民党军队，革命力量不过三百多人。共产国际当即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
周恩来、瞿秋白先后取道欧洲回国。路经德国柏林时，8月1日，瞿秋白和周恩来一起参加了柏林失业工人示威大会。会后，周恩来先行返国。8月26日，瞿秋白返抵上海。
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
中共六大以后，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依靠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竭力贯彻“左”倾冒险政策。由于贯彻了六大决议，中国革命形势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有了上升的趋势。中国工农红军力量增强，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瞿秋白这时著文欢呼“毛泽东红军万岁！”在这种好的形势下，向忠发、李立三便骄傲起来，忘乎所以，企图改变六大的正确方针，要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的前景，有一个十分乐观、十分狂热，但又十分虚幻的估计：预计在武汉、南京暴动胜利后，蒋介石将迁都北京，而苏维埃中央政府将在武汉成立，形成武汉与北京两个政权的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在北方进行冀鲁豫暴动，推翻北京政府；在东北举行哈尔滨、大连起义，在南方进行广州、香港暴动，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实现世界革命。当李立三的六月决议送到莫斯科时，瞿秋白说：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
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是反对的，特别是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在关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关于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关于取消党、团、工会组织，成立总行动委员会组织等等方面，都批评了李立三。但是，就共产国际与立三路线之间的思想理论体系来说，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时期”的理论，关于城市武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理论，关于反布哈林右倾的斗争，等等，推动和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形成。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在中国革命性质、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以及在革命形势、党的任务等重大问题上，同李立三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七月决议明确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但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强调右倾乃是主要的危险。
李立三的冒险行径，受到远东局代表的批评。远东局代表写信给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的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李立三则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撤换远东局代表。8月，国际决议，否定了远东局代表关于中共中央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八月决议和七月决议，内容一致，成为中共三中全会的指导文件。
8月初，中共红军一度攻占长沙，李立三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随即宣布合涹党、团、工会组织，组成中央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全国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8月1日、3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竟说：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趋势；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并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国际说话。随后，向忠发、李立三一再以中央政治局名义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写信打电报，谎报中国革命的高潮和战绩，要求批准他的暴动计划，甚至要求苏联和共产国际也采取进攻路线，配合中国革命。这一系列公开对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行为，对于有权指挥各国党的共产国际来说，是绝对不可容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