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烈、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不容许革命作家舒缓从容地把思想融入作品，而往往采用锐利便捷的杂文，投入战斗。30年代初期，是瞿秋白杂文写作成就大，数量集中的时期，成为鲁迅以外杰出的杂文作家。瞿秋白从20年代初开始撰写杂文。他在俄国所写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集中，已有些文章带着随感录的色彩。它们多半论从事出，寓哲理思辨于其中。除去两书中这些杂文化的散文，还有《涴漫的狱中日记》、《猪八戒——东西文化与梁漱溟及吴稚晖》那样的小说化的杂文。1923年1月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最低问题——狗彘食人的中国》一文，可以说是他所写的“正宗”杂文的开篇。随后，他又以巨缘笔名发表杂文十二篇于1923年《前锋》“寸铁”栏。这十二篇杂文，涉及面广，诸如《二十世纪的绝妙好辞》、《康有为与许斯，梁启超与芳泽》，《中国的花车与美国的公使》，《小小一个罪恶》等等，大多以雄健的笔力，各逞变化之妙，冷嘲热讽，淋漓尽致。从这时到1926年，他大约写了四十余篇政论性杂文，发表于《向导》、《热血日报》上。1927年到1930年，瞿秋白从事党的领导工作，事务缠身，杂文写作中断。从1931年起，被迫离开党的领导岗位，才重新拿起笔，写起杂文。同前期一样，后期杂文仍是政治性的。无论社会批评或文艺杂感，都反映他作为共产党人和政治活动家的敏感。他把杂文作为一种扫射旧世界的火力，一种向敌人进行战斗的武器，因而笔力豪骋，运思敏捷，旗帜鲜明，通俗易懂，直言不讳，言必尽意。在体裁和方法上，多姿多彩，不拘一格，或为政论性杂文，或为短评式杂文，或为抒情诗似的杂文，或为叙事记述的杂文；随感、随笔、书评、寓言、经传、戏曲、平话、诗话、打油诗，在瞿秋白的笔下，都运用自如，挥洒成趣，融入了他的杂文创作中。瞿秋白大量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也有不少的杂文，是鼓舞群众前进的战鼓和号角。如《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铁流〉在巴黎》，就是这样歌颂性杂文。这在当时一般杂文中，是少有的新的主题。瞿秋白的杂文多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热情奔放，较少含蓄，富于鼓动性和号召力；好作理论分析而较少解剖具体事实，带有他过去大量写过的政治论文的格调。但是，也应指出：并不是他所有的杂文都明白晓畅，较少含蓄。他也有隐晦曲折的文章，如《菲洲鬼话》、《人才易得》等篇就是。对于杂文家的瞿秋白的成就，杂文研究者指出：由鲁迅在五四时期开创的杂文，3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峰顶是鲁迅，次高峰是瞿秋白和茅盾。也有的论者进一步指出：就杂文而论，鲁迅和瞿秋白无疑是双峰插云的一代文宗。这两种相近的评价，反映了瞿秋白杂文创作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地位。
大众化文艺倡导者和语言学家
3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艺运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猖狂，国民党统治愈加腐朽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人民群众被旧的文艺包围，其内容大多不脱武侠、剑仙之类的荒诞迷幻，因果报应、安贫乐道、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之类的说教劝戒。这种“大众文艺”、“通俗文学”，经常被统治阶级利用来腐蚀劳动人民，麻痹他们的斗志，消弭他们的反抗。新的革命文学家，与广大群众隔离；新的文艺作品，日趋倾向于欧化，因而不能为群众所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既然承认文学的阶级性或革命倾向性，那么，它必然要求文学大众化，必须让文学为大众所懂得，所接受，所爱好。否则就无法实现革命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利器的根本任务。
革命文学家，历来重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早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的讨论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30年左联成立前后，左翼文学界又开展了一次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这次讨论主要是探讨大众文艺的形式问题，引起比较普遍的注意，但许多问题还没有接触或深入。1931年以后，瞿秋白重返文艺战线，以更多的注意力，深入地研究文艺大众化问题。1931年5～6月间，他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提出文学革命的问题。9月，写《乱弹》，由中国文学史的演变发展，揭示出文学艺术早先来自平民，逐步为少数统治者所霸占，而最终仍将重新属于人民的规律。“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一·二八”上海战争期间，瞿秋白写《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两文，指出：“革命文艺的大众化，尤其是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创造，更加是最迫切的任务了。”“革命的文艺，必须‘向着大众’去！”
在瞿秋白的积极推动下，到1932年夏又有第二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4月25日，瞿秋白在左联理论性的机关刊物《文学》半月刊创刊号发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1931年10月写），6月10日又在《文学月报》创刊号（《文学》半月刊被禁后创办的左联机关刊物）发表《论文学的大众化》，对上文作了补充和发挥。《文学月报》的编者，可能认为瞿秋白提出的问题很重要而又很复杂，就约请许多人来参加讨论。茅盾应邀用止敬笔名写了《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一文，以后周起应（周扬）、何大白（郑伯奇）、田汉等人都发表文章参加讨论。在一年多时间里，《北斗》、《文学》半月刊、《文学月报》等刊物发表不少文章，连续不断地讨论文艺大众化。左翼作家在这时所写的分析革命文学其他问题的文章，也常涉及大众化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一时形成热潮，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注意的中心。瞿秋白后来又写了《“我们”是谁？》、《欧化文艺》、《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论翻译》等文，以及一些书信手稿。
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的研究和讨论中，付出的精力，撰写的文章，比之其他文学问题都要多。比之其他左翼作家，他的论述，也更有条理，更为深刻，更富有创造性。“在现代文学史上，正是瞿秋白，第一次明确提出：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他还初步阐明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向工农大众学习，转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他承前启后，既坚持和深化了早期共产党人关于革命文学的主张，又为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工农兵方向的提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
30年代初，中国文艺运动的状况如何？瞿秋白尖锐地指出：“普洛文艺一般都应当是大众的，难道有‘非大众的普洛文艺’？然而不然！居然有！”瞿秋白认为，在题材和内容上，新文学的题材狭小，内容贫乏，始终脱不开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新文学的作家们所写的作品，“只是限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描写”，诸如失恋，家庭冲突，三角恋爱，稿费太少，上海的亭子间生活，北京的小公寓生活，等等。而对“乡下佬‘上城’的问题，穷人想赖债的问题，丘八想回家的问题”则很少涉及。革命文学运动也沿袭老路，与大众隔离着。一些革命作家眼中的“民众文学”，不过是“洋车夫文学和老妈子文学”，只用“浅薄的人道主义”，“来可怜洋车夫老妈子，以至工人，农民”。在语言方面，瞿秋白认为，虽然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一开始就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使白话成了文学语言的正宗，比之文言接近了人民大众的口语，但并不是大众化的。早在1923年由苏俄回国后瞿秋白写《荒漠里》一文就指出：“中国的现代文还没有成就”，“‘文学的白话，白话的文学’都还没有着落”，使群众的精神生活陷在荒凉的沙漠里。他叹息地问道：“唉，中国的新文学，我的好妹妹，你什么时候才能从云端下落，脚踏实地呢？”这个看法，瞿秋白在八年之后，即1931年他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和《学阀万岁！》等文时，依然没有变化。他承认五四文学革命后，文学作品的语言较之文学改良运动的“旧式白话”有所进步，是“新式白话”；少数优秀作家已在运用真正白话进行写作。但他认为，大多数作品使用的仍不是真正的白话。这时，瞿秋白从“左”的观念出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功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很有可能成为“反革命力量”。他不满意五四时期形成的白话，对文言、白话优劣判断较为绝对，把语言文字问题与阶级、等级制度相联系，又急于实现汉字拼音化，因而对五四文学革命评价过低，呼吁进行又一次文学革命，要有一个所谓无产阶级的五四。他说：“记得当初五四运动的时候，胡适之有两个口号，叫做‘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现在检查一下十二年来文学革命的成绩，可以说这两个口号离着实现的程度还很远呢！现在的新文学，还说不上是‘国语’的文学，现在的‘国语’，也还说不上是文学的‘国语’。现在没有国语的文学！而只有种种式式半人话半鬼话的文学，——既不是人话又不是鬼话的文学。亦没有文学的国语！而只有种种式式文言白话混合的不成话的文腔。”瞿秋白挖苦地指责用这种文腔所作的文学，是“骡子文学”。他说，“因为他是‘非驴非马’：——既然不是对于旧文学宣战，又已经不敢对于旧文学讲和；既然不是完全讲‘人话’，又已经不会真正讲‘鬼话’；既然创造不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又已经不能够运用汉字的‘旧中国文’。这叫做‘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这段话，实在是过激了，有一次，茅盾和瞿秋白相遇，茅盾问他：“难道你真认为‘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一无可取么？他回答说：不用猛烈的泻药，大众化这口号就喊不响呀！那么，他自己未尝不觉得‘五四’以后十二年间新文学不应估计太低，不过为了要给大众化这口号打出一条路来，就不惜矫枉过正。但隔了一年，在论‘大众文艺问题’时，他的主张就平稳得多了。”
大众化问题的深入讨论，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见。郑伯奇用何大白的笔名发表了《大众化的核心》一文，把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与工农大众对立起来。何大白写道：“我们的方法错误了么？不是。我们的口号太高了么？不是。我们的文字太难了么？不是。”何大白认为文艺大众化迟迟不能实现，困难很多，而“第一重困难在大众自己，就是大众对于我们的理解有没有相当的准备。”这种看法，在当时小资产阶级革命作家中具有代表性，“充分的表现着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态度，蔑视群众的态度”，因此，应当加以批评。瞿秋白立即写《“我们”是谁？》一文，指出新文学之所以不能实现大众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小资产阶级作家蔑视大众，好为人师。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