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对通过各手段拉拢张东荪，希望他能够改变对国民党的批评态度，赞同和默许国民党的提案。张东荪刚到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便宴请张东荪；政协会议期间，蒋介石及国民党要员张群、吴铁城等分别设宴款待张东荪和张君劢。据罗隆基回忆，“据我所知，国民党反动派当日不仅对我耍了这套把戏。他对民盟其他代表亦派定专人，分别进行拉拢和联络的工作。举例来说，在政协进行期间，国社党的张君劢、张东荪居然成了宾客盈门，应接不暇的红人，国民党除经常派人个别地同他们保持个别接触外，1月21日蒋介石特别设宴款待张君劢、张东荪。1月22日张群、吴铁城又设宴款待国社党的两个巨头张君劢、张东荪。据当时报纸报道，在这两次宴会上都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张君劢、张东荪两人在此以前并不是政治上的红人，特别是张君劢，在抗战前在上海的时候是被国民党的特务绑过票的。到了现在，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和中华民国主席的身份，居然躬亲其事地盛宴招待他，这岂是毫无目的的寻常应酬吗？”
然而，张东荪并没有被国民党拉拢去，也没有改变一惯坚持的对国民党的批评立场，更没有放弃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
1946年1月16日晚，政协军事问题达成协议后，张东荪与郭沫若在沧白堂政协会议讲演会场报告政协会议情况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捣乱，张东荪拍案而起，怒斥国民党特务的无耻行径。当时《新华日报》是这样报道事件经过的：“张东荪先生说，人民太苦了，抗战结束了，要这些军队干什么，我们要大裁兵，全国军队同时公平整编，以后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再有党军。张先生话还未完，台下忽然跳出了十几条壮汉，指着张先生说：‘政府军队是国军，不是党军。’几十条壮汉对着张先生同声齐喊，他们以打手姿态出现的这种行为，惹怒了张先生，张先生声色俱厉的说：‘是国民党的党军，不是国军。’在群情激怒之下，特务这才不作声了。……因为国民党特务的挑畔和有计划的捣乱破坏，讲演会就告结束了。”
1946年1月30日，政协会议圆满结束，在五个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但国民党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主战派在随后召开的六全二中全会上，否定了政协决议，执意发动内战。
政协会议达成的五项协议，的确是民主势力的一次胜利，是国民党政治上的一次失败。张东荪清醒地意识到，要把这些纸上的协议付诸实施，还需要加倍努力。1946年2月6日，张东荪在中央大学讲演时，他强调说：“现在对于政协会的要求就是希望兑现的问题。”2月中旬，张东荪从重庆回到北平，继续在燕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随后，他在为燕大学生作了几次关于时局问题的演讲，强调政协会议决议付诸实施的重要性。
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努力调和国共冲突
政协会议后，国民党极力破坏五项协定的实施，并悍然发动了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并没有完全放弃舆论攻势，仍然决定召开国民大会，摆出一副“还政于民”的姿态。依据政协协议规定的程序，国民大会的召集应在政协各项协议次第付诸实施后，由各党派协商制定宪法草案，确定召开日期。但国民党却公然违背政协决议，决定194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要求各党派速交参加国民大会代表名单。为了诱使各党派参加，11月12日，蒋介石又宣布国大延期3日，以待中共及民盟交出参加国大人员名单。对于国民党的非法国大，中共坚决抵制，拒绝参加。早已经投入国民党怀抱的青年党公开脱离民盟，宣布参加国民大会；国民党继拉拢青年党脱离民盟后，又企图拉拢民社党脱离民盟，并向民盟施加压力，希望他们参加国民大会，以孤立中共。这样，作为民盟和民社党领袖之一的张东荪，经历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
1946年8月，张东荪与张君劢领导的中国国家社会党与伍宪子、李大明领导的主要在海外活动的民主宪政党合并，成立了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张君劢为主席，伍宪子为副主席，张东荪为中央常委。民社党成立后，在是否参加国民大会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即产生了严重分歧。
民社党骨干徐傅霖、伍宪子、蒋匀田等人主张参加国民大会。“他们缘于渴望中国变成立宪政府多年，所以不愿放弃此一机会，因此敦促君劢先生同意参加。”张君劢一生从事宪法研究，并且是提交国民大会讨论的《中国民国宪法草案》的主要起草者，他渴望在中国通过一部真正的宪法。所以，也赞同民社党参加国大，以便通过宪法。为此，他“乃允予在求得保证通过政协宪草条件下参加。”随后，张君劢致函蒋介石，表示了如果张君劢起草的宪法草案能够在国民大会通过，民社党可以考虑参加。蒋介石立即回复张君劢，保证通过宪法草案。在得到蒋介石的书面保证后，张君劢决定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为了坚定张君劢的决心，国民党当局还动员张君劢的弟弟张公权出面做张君劢的工作。
以张东荪、梁秋水、孙宝毅、叶笃义等为代表的民社党部分党员、特别是华北地区的党员，坚决拒绝参加，不愿使民社党充当国民党的工具。张东荪的理由是：“中共不参加，纵能保证通过政协宪草，宣布为国家宪法，没有对立的政党，制衡的力量，空凭条文，亦罔有实效。”1946年10月，当张东荪闻讯民社党将参加时，便与梁秋水从北平飞上往海进行劝阻。于是，民社党内部围绕是否参加国民大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形成了民社党的第一次分裂。张东荪一到上海，便向张君劢、蒋匀田等人解释参加国民大会的危害。他反复强调，“中共不参加，纵能照政协宪草通过，未有制衡的政党力量，亦未必能实行所通过之宪法，而有补于和平建国。况政协闭幕时，蒋主席对政协草案之采仿内阁制，及对无形国大选举总统之规定，皆极表不满，此更不应忘怀。综其过去往事，不知有多少诺言，皆未实行，一封交换保证信，即可据以为凭吗？未免太天真了！”张东荪这番诤辩，“无人可以据理反驳”，说服了一些民社党骨干。
但是，以伍宪子、徐傅霖为代表的部分民社党骨干，却坚决主张参加国大。“伍宪子先生毕生追随康梁的立宪运动，不愿放弃制宪机会的意识甚强，坚说任何在野党只应促成国家立宪的机运，焉能放弃立宪的使命呢？面对一党训政多年的过去，今幸或其保证，共同通过极合民主原则的政协宪草，甚为难得。迨其宣布为国家宪法之后，不论其有无行宪的诚意，总予我们在野者以攻击专政之法典的根据，而使其躲闪为难。”这样，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夕，民社党内部便展开了激烈的论辩。神态激动的伍宪子一度声明：代表海外民社党中委的全数，主张投票决定这一争执的问题。于是双方争论达到极点。
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张东荪没有退让。长期在张君劢身边的蒋匀田与张东荪进行长谈，解释张君劢的苦衷，希望张东荪能够谅解，并且企图说服张东荪同意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对于这次长谈的情况，蒋匀田后来回忆说：“当晚我同张东荪先生长谈，详述我所深悉君劢先生对此问题彷徨的筹思，及其心理复杂之痛苦。据知君劢先生之弟妹，确曾苦劝君劢先生参加制宪国大。但他们的用心，非缘于讨好国民政府；而缘于君劢先生已过六旬，不愿他再有以往的遭遇。……其弟妹出于手足之爱，回忆往事，当然不愿他再因反对制宪国大，可能又有以前不幸的遭遇，所以恳劝他参加制宪。此系君劢先生对此问题心理复杂第一因素，但不是主因。主因之所在，即君劢先生于民国十一年曾费过心血，起草国是会议的宪稿，结果成空。此节往事，在其所著《国宪议》中，已有记述。此次政协宪草，系经国共双方之请托，皆由我传达，而又经顿挫草成。此一非同小可的历史因素，促使君劢向成的一面设想，而不愿其所草拟的宪稿，再成废纸。此乃情理之常，而造成党中今日复杂局面。”张东荪听后，慨然地说：“你所叙述的往事，我都知道，所以我对君劢现在所存之复杂心理设想，虽不敢苟同，然确能予以原谅。不过事关国家前途，不应只因困于个人的成败心理，以定最后之计。”
蒋乘机向张东荪建议，请张东荪到南京一趟，面晤蒋介石，“恳劝他缓开国大，因那节往事，或可幸邀其考虑，甚至接受，亦未可知”。张东荪表示同意，随即与蒋匀田一起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讵知变更我所要求的个人面谈为茶会招待，蒋主席虽亲到现场与东荪先生握话，并劝东荪先生不必回平；但在会众人多的场面，商谈政事的机会实无，使东荪先生甚为失意。”张东荪感到，自己既无力阻止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蒋介石更不可能接受自己的建议，推迟召开国民大会，于是便悄然北返，重回北平教书。
张东荪虽秘密回平、不再返沪参与民社党是否应当参加制宪国大之争论，但民社党内部关于是否参加国民大会的分歧并未解决。张东荪北返后，梁秋水因过去与梁任公的关系，被伍宪子先生说服，不再反对。但“反对参与制宪国大者仍有人在”，与张东荪关系密切的叶笃义、郭虞裳等仍然坚持反对参加国大。这样，民社党便发生了分裂，“结果乃有民社党革新派之分裂组织，而成为党史上悲惨的一页”。
在国民党的利诱下，张君劢决定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当民社党在张君劢主持下通过了《政府保证通过张君劢所提民主宪草》而有条件的参加“国大”的议决案后，就派孙宝刚专机到北平去劝说张东荪和梁秋水，要求他们亲自出席“国大”。同时，张君劢又让叶笃义赴平，约张东荪到南京，“据张君劢说一切尚未决定，专等张东荪来商量。”此时，作为民盟中央常委，张东荪远在北平，无法出席民盟中央常会，叶笃义是张东荪在民盟总部的代理人。
叶笃义是去还是不去？正当他犹豫不决时，周恩来劝说他应该到北平去劝说张东荪不要来南京。对此，叶笃义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本来是拒绝去的。后来周恩来到民盟总部去辞行，我顺便告诉周恩来这件事。周当时极力主张我到北平，他这样说：‘张君劢的参加是已决定的了，假如叫孙宝刚一个人去，张东荪一定来。张君劢已经下水了，何必又托一个张东荪？’我于是同孙宝刚一同到北平。在孙宝刚未和张东荪见面之前，我单独去和张东荪谈了上面的情况，劝他不要去南京。”在孙、叶来到北平的第二天，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邀请张东荪去南京参加伪国大，并表示派专机去接他们。
张东荪是否参加国民大会立即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张东荪听了孙、叶介绍的情况后，更加坚决地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当燕大的学生特地来探问他要不要参加“国大”时，张东荪坚定地回答：“你们放心，我绝不会使你们青年人失望的，我绝不参加‘国大’”。对于蒋介石的邀请，张东荪复电，借口“燕京课忙，不克分身”，给予拒绝。
叶笃义等在北平住了三天便回到南京。临行，张东荪托叶转告张君劢信:“民社党交出名单之日，即我事实上脱离民社党之时。”并且致函张君劢的弟弟张公权：“君劢四十年之英名不易，望有以全之。”
然而，张君劢及其领导的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的主意已定。11月15日，民社党正式脱离民盟参加了伪国民大会。张东荪闻讯，气愤地批评说：“简直是胡闹，想做官，想做官罢了！”12月下旬，民盟中央决定，将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清除出盟。
张东荪与张君劢自1907年在日本相识，有着40年深厚的友谊。在从晚清反清、民初倒袁、五四开展文化运动、直到30年代组织国社党、反对国民党专制，张东荪与张君劢政治观点相同，兴趣爱好相投，被人并称为“二张”。即使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二人虽相隔万里，政治立场仍然相同，政治观点也相似，友谊深笃无比。然而，就是在关于是否参加国民大会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二人意见相左，观点相异，终于“划地绝交”，各奔东西，不相谋面。对于二人的友谊来说，这是非常不幸的，也是他们晚年的一件憾事。
在这场是否参加国民大会的政治原则面前，张东荪克服种种阻力，毅然拒绝参加，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信任和重用，也加重了内部的分歧和分裂，随后，张东荪发起并支持民社党革新派，继续与民盟一起，进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民社党参加了国民党的伪国大，而民盟坚持了政协立场，拒绝了国民党的利诱，拒不交出民盟参加伪国大的代表名单，实际上已经拒绝参加了伪国民大会。然而，面对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召开伪国大、民社党退出民盟等复杂情况，民盟今后究竟应采取什么方针？为解决这些重要问题、确定今后立场和方针，民盟中央决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
1946年12月底，张东荪从北平南下上海，参加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从12月23日到1947年1月5日，前后举行了10次预备会，3次中常会扩大会议，到会中央委员36人。会议公推张东荪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史良、邓初民、张申府等9人组成主席团，为全会作必要的准备。
1947年1月6?0日，民盟在上海章伯钧寓所召开一届二中全会。张澜在会上先后作了《争取政协纲领及决议的实现要注意迎取同情与加强组织》的开幕词和《要复活被蹂躏了的政协精神》的闭幕词。民盟中央的各工作机构，也向全会作了报告。全会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二中全会政治报告》、《目前应采取的政治主张及行动》、《关于政府改组与盟员参加地方政府》等有关政治、组织、宣传、财务一系列决议案。
对于政协会议后、尤其是当前时局，二中全会重点作了分析，认为现在和谈不能立即恢复，国共两党各有盘算，国民党的和谈是以和养战，共产党的自卫是以战求和，在此情况下，国事不能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战争势必扩大与延长；但一方面国共双方战争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任何一方都没有彻底消灭对方的可能，故迟早必趋于和。正是基于对当时形势的这种认识，二中全会确定的民盟的政治方针就是：坚持政协路线，调解国共冲突，恢复和谈。为此，全会提出了恢复和谈的三项先决条件和解决国事的四项政治主张。三项先决条件是：政府应首先切实保障人民的自由；政府应首先终止一切长期战争的准备；政府应切实承认并且尊重党派平等合法的地位。四项政治主张是：努力促成和谈；重新举行政治协商；实行以往的政协决议；成立联合政府。